2009年6月13至14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暨《文艺研究》杂志在北京举办“反思与发展：中国文艺研究三十年暨《文艺研究》创刊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编者

从《文艺研究》看文艺理论刊物的定位

　　王文章(文化部副部长)：《文艺研究》成功地证明，社会科学理论刊物，要坚持正确的办刊宗旨，始终以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己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奉行“五湖四海”、学术平等的原则，在美学、文艺学、艺术学和各门类艺术研究中，既着眼于学术建设，又注意解决文艺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坚持认真总结经验，在保证学术质量和学术地位的同时，大力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开拓创新，为文艺理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推出更多的优秀栏目，赢得读者，赢得市场，在新的历史时期再创辉煌，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做出贡献。

　　胡经之(美学家、深圳大学教授)：《文艺研究》30年来起了很好的作用，就是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本土经验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能够与时俱进。刊物应当紧紧围绕“问题意识”向前发展。“生活审美化，艺术当何如”?今天的艺术怎么办，艺术消失还是继续发展?《文艺研究》作为一份重要的理论刊物，应当对今天的艺术生存做出探索。

　　童庆炳(文艺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第一、始终坚持学术本位，保持学术高质量，鼓励学术创新;第二、坚持海纳百川的品格，容纳各种学术观点，具有包容性和对话性;第三、坚持提倡学术批评的风气，开风气之先，对于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大有益处;第四、图文并茂，为刊物增加亮色。

　　曾繁仁(山东大学教授)：《文艺研究》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四个独特，即：独特的领域，《文艺研究》是艺术和美学这两个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刊物;独特的办刊方针，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独特的与时俱进精神，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艺术经验相结合，能够将国外的理论与中国艺术经验相结合;独特的队伍建设思路，关注老学者，扶持中青年，为刊物培养了一批中青年学者队伍。

　　杨慧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文艺研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有所坚持。当前中国的学术环境充满学术泡沫和学术腐败，学术刊物能够洁身自好的不多，中国的学术刊物要能在世界占一席之地，必须有所坚持。

　　陈平原(北京大学教授)：杂志最怕没有自己的个性、志趣和品位。从1979年到今天，能在文化界、艺术界留下来的杂志不多，像《文艺研究》这样同时把文学和艺术放在一起研究的刊物，难得就在于它有自己的个性品位。

美学、艺术与生活及当代文化生态

　　闫国忠(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美学缺少什么?缺少的是对人的整体把握，缺少爱。西方美学从理性主义到生命哲学再到心理主义，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中国美学是在西方心理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美学把心理科学引入到美学中来，把审美笼统地归入人类的心理活动，研究审美活动如何可能，描绘人类审美活动的经验，这是有问题的。马克思讲，人在本质上是整体，整体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美与真是我们心灵的感受，用一个最恰当的字来概括就是“爱”。美的内在体验是“爱”，美的外在表征是“爱”。中国人缺少一种对终极关怀的追问，缺少信仰的支撑，美学就是一种信仰支撑。

　　曾繁仁：生态美学是在后现代社会基础上产生的一门新兴学科，思想的出发点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环境日益恶化的背景。生态美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不言而喻。人文研究要将普适性与本土性相统一，这是当前探索中国生态美学的一个有效途径。西方生态美学的价值和成果值得我们借鉴。但是，西方生态美学既有价值也有局限，表现在：一、海德格尔的存在美学，它提供了家园意识，但是以“诗意的栖居”代替“技术的栖居”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二、西方环境美学，总体上持生存中心主义，提出审美的自然生态美，倡导“自然全美”、“荒野哲学”，虽有价值，但可操作性差。三、西方的生态美学，提出文学与生态的价值，提出环境想象，理论上并不成熟。我们在研究上要正视中国的特殊性，由于中国是资源化、工业化大国，绝对的资源主义倾向不可取，而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应当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的丰富资源，因此，中西结合、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创造一种综合生态主义，应是理想路径。

　　王德胜(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感性主义造就了日常生活的美学维度，带来中国当代美学社会化的可能性。理性的权威已经日益丧失它的干预力量，感性美学话语正在呈现出生命力。理性可以维系人的精神生活，然而无法证明人的生活价值，这是理性的价值限度。而感性超越了理性的精神话语，突破精神绝对性的控制，使美学与生活的关系得到了完善。

　　杨春时(厦门大学教授)：后现代主义的破坏性极大，容易导致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有反本质主义、反精英意识、反主体性这三个特点，但是，存在的本质超越性不能解构，这是后现代主义的盲点。肯定日常生活，肯定大众生活，主张将审美与身体联系起来，这种认识理论是有缺陷的。身心合一是自然的，但仍然是不完全的。不能把知识单纯还原成感觉，达到身心合一，应该是超越，而不是还原。审美快感本身就包含了身体的快感，所以审美应该是感性的也是超越的。美学也应当有审美批判的视角。应当建立主体间性，应回到存在本身。

　　周均平(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新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一、美学思想以体系化的形式出现；二、研究相互交融;三、跨文化与回归中国本土同时得到加强;四、走向日常生活。在此基础上，当代美学应当进一步自我完善，走向综合境界。

　　李砚祖(清华大学教授)：“关于艺术设计的民生问题与国家身份”问题，可以这样来把握：把艺术设计视为人为自己生活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贯穿于整个人类的历史之中。但是今天，设计在不同层面上，它的实践和取向不同。有人将其作为一种挣钱的工具和手段，有人将其提升为一种艺术的实践与操作而脱离了艺术实践的生活本质，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在全球化经济逐步一体化时代，中国的设计也必定是生产型设计，处在全球化视野之中，既受到国际经济的检验，又受到国际设计界的考量，中国设计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设计的舞台上，这个形象无疑是中国艺术形象和国家形象的一部分。要关注中国设计的国家身份问题。

　　肖鹰(清华大学教授)：东北“二人转”被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因为它有三百年的历史，它在形式上有精密的设置和高度的技术要求。然而，赵本山一手打造的以“小沈阳”为代表的“二人转”，已经不是传统的东北“二人转”，它只能称之为娱乐“二人秀”。赵本山声称弘扬东北“二人转”，是为他的“刘老根大舞台”进行的合法化论证，使“二人秀”主流化、神圣化，这样，真正的东北“二人转”就有可能被“二人秀”所毁灭。必须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必须是文化保护，而不是文化产业。还要有相应的保护方式：一、将文化与娱乐划清界限;二、政府机制介入;三、国家投资，抢救保护一批剧目，建立经典的“二人传”剧场;四、在传播制度上，由政府渠道促进对大众的培养。

理论、学科、知识分子反思及跨文化研究探索

　　王一川(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艺研究》于1979年第3期发表了朱光潜的文章《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恢复了文学的人学研究，把人从“阶级的人”解放出来，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人性的渴望。至今，文艺人学的演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19-1989年，探讨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人是个人的;第二，1990-1999年，关于人的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矛盾冲突;第三，2001-2009年，私人性与公共性扭结。私人写作往往通过公共平台传达，强行使公众参与进来。如何看待文艺人学的演化?大写的人倒过来就是未知数，今天的人变成了一个问题。这种演化说明什么，是越来越接近目标还是越来越迷惑?

　　吴兴明(四川大学教授)：海德格尔哲学在中国既是现代性兴起的依据，又是后现代思潮产生的源泉。20世纪80年代，文艺界告别“工具论”转向“主体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就成为主体性和启蒙哲学的精神支柱。20世纪90年代，中国本土思想开始转型，从现代性转到批判现代性，海德格尔哲学又成为主要的思想依据。海德格尔的“归家”意识，海德格尔的“思与诗的对话”，成为后现代语言论、反主体性、回归传统等思潮主要的理论支持。对于这种现象，中国文艺界缺乏基本的反思，中国后现代性演变成畸形的现代性。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首先要纠正一种误解，即将文学自主性与公共性对立起来的认识。根据哈贝马斯的认识，公共领域是自主自律的个体通过主体间的理性、平等、公开的交往形成公共意见的领域。公共意见不仅不是国家权力的传声筒，相反，它把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作为自己的监督对象。所以说，文学自主性是文学公共性得以存在的前提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文学领域专业化、学科化的畸形发展趋势，降低了公共权力行使监督的可能性。

　　赵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文学性强的作品公共性弱，公共性强的作品文学性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公共性淡化与消失，文学性得到加强，但是商业性介入，对文学性造成破坏。如何驱除商业性，不损坏文学性又能建立公共性，使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保持一种平衡，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地位始终没有动摇。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十个潮流：一、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再版;二、列宁研究再度复兴;三、当下性、实效性;四、“批判理论”的新发展;五、文化研究;六、多学科研究;七、乌托邦主义的再度复兴;八、新马克思主义;九、中国模式研究;十、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

　　孟繁华(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评价现代文学，我们取的是其高端成就，而评价当代文学，取的是低端成就，因此导致了这一认识结论。若取高端，当代六十年的文学已经远远超过了现代三十年的文学。人们对这个问题是有疑虑，但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语境的问题。白话文学已经发展了一百年，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发展到最成熟时，就会走向下坡。实际上，当代文学的创作起点很高，但是，这个时代却已经发展到影像和读图的时代。当代文学没有经典，是因为没有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建构，现代文学的“鲁郭茅巴老曹”，不也是经过反复的经典化才确立起来的吗?

　　高小康(中山大学教授)：当前的文艺理论生态环境令人深感忧虑。文艺理论缺乏对话的边界，变成自言自语，不可证明。

　　曹卫东(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理论研究的反思，首要的就是方法问题。我们的理论研究，当下的问题在于，一些学者似乎从来不需要论证大前提，也不需要小前提，抛出的全是结论，这与国外的研究很不同。国外学术研究通常要讲明理论起点在哪里，运用了哪些理论资源，来自何处，目标预设是什么。最好是多一些实证，少一些抽象，至少要把理论的脉络通过实证的功夫清理一下。

　　高楠(辽宁大学教授)：当前研究生博士生的古代文论的文本存在一种泥古倾向，把古代的文论研究与今天的思想画地为牢，成为封闭的研究。有些研究即使采用了新的理论，也只是用别人的话进行阐释，缺乏一种历史感，既割断过去的历史也见不到今天的言说背景，这样的研究对当下有何意义?

　　蒋述卓(暨南大学教授)：当前文艺界的生态环境出现一些问题：一、转型时期社会矛盾激化，文艺越来越不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二、文艺越来越没有倾向性和批判;三、娱乐至上，娱乐致死，文艺缺乏深度，缺少意义;四、批评与创作不平衡，丧失中心批判，丧失审美。对此，要调整国家文化政策，提倡精品意识，强化“二为”意识，强调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意识，提高文艺批评的地位、功能和形象。

关于批评的学术立场与精神向度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对古人及著作必须有了解之同情，批评要像朋友间的探讨。

　　肖鹰：今天，学术生产的GDP很高，而生产出的产品价值却很低，因此有必要把批评的声音提到尖锐化的高度，一定要针砭时弊，强调学术的担当、文化的担当、社会的担当。真正做到敢于批评、善于批评。应当让尖锐的批评声音在坚持学术的声音中持续下去。

　　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今天，批评变化成“阐释批评”。在阐释中，价值评判退场，只用理论话语进行阐释，用理论代替写作。其前景究竟如何，目前还难以判断。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在文艺多元化时代的今天，批评的标准很复杂，充满不确定性。因此重要的不在批评的标准，而在于批评的姿态。商榷探讨的姿态和惟我独尊的姿态，其效果是不一样的。文学批评诞生之初，就是以法官和导师身份出现的。进入现代社会后，对话与交流是人类认知文明的趋势，也是哲学发展创新的有效途径，表现在文学批评上，从法官、导师的身份转到对话交流的姿态，不再侧重是非判断，而重在建设性的指导，倡导建设性的批评。这种姿态，不是从否定和摧毁对象出发，而是从肯定与建设对象出发。当然，今天的批评生态差，文艺批评往往充斥着献媚、表扬、说大话和空话，这显然不是建设性的批评。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是研究的、思考的和对话式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