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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他以唯物论哲学为基础，运用分析方法，重新诠释中国哲学，建立起了以范畴和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和具有综合性的哲学体系。在文化观上，张岱年先生既反对西化论，也不赞成复古论，而提出了融合会通古今中外优秀文化精华的“综合创新论”，在百年中国思想和哲学的发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东将张先生的主要学术贡献概括为“一条红线——三个层面——六大创新”。“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它既超越了自由主义全盘西化论，也超越了保守主义传统复归论；“三个层面”，第一是中国哲学史和哲学理论研究；第二是文化走向与民族精神研究；第三是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研究；“六大创新”即中国哲学史论与中国哲学理论；综合创新论和民族精神论；新道德论与新价值论。六大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它是在马在思主义综合创新论指导下，在上述三个层面上，有六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提出超越前人的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新体系，这使张岱年先生成为20世纪中国有独立学术思想体系的大师。 《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编辑室主任李存山研究员认为30年代中后期，是张先生理论创新最有原创性的一个时期。他于1936年提出了唯物、理想、解析相综合的中国哲学发展一个新路，并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中国哲学没有自然之二分。这对于今天讨论中国哲学有没有本体论，是不是两重分有，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指出，《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冯友兰先生和张岱年先生各有特点。纵的方面是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横的方面是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纵一横，都掌握了精髓。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来教授指出，张岱年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先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第一人，但可以说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哲学的第一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龙教授认为，张岱年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把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张先生把传统和现代对接，力图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进一步开拓了研究。“张岱年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发掘传统文化精华，解决了传统文化精华如何在现实定位的问题。尤其是他从中国传统文化开拓独立人格的这样传统资源，这是很重要的方面。”他回忆道。 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哲学家分为三类：一类是散文型的哲学家，一类是戏剧型的哲学家，一类是诗歌型的哲学家。中国古代哲学家中有三个典型，孔子是散文型的，墨子是戏剧型的，老子是诗歌型的。张先生将自己归入散文型行列，“其特点就是很平常，没有什么戏剧型的东西，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但点滴之间见不平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周桂钿教授谈到。 张岱年先生提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如自强不息、中与和、崇德利用等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李存山研究员认为，张先生在文化领域有两大重要贡献：一是最早提出了道德变与常的问题，即便经济基础变了，但是道德还是要有所继承有所创新的，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的。这一问题的讨论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继承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和谐”理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当中，张先生最早提出和谐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他提出，和谐是存在之基，如果没有和谐一切都要破灭。中国要发展，要走向世界，就要和世界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 与会学者高度称赞了张岱年先生坚持不懈的学术追求、独特创新的研究思路、仁智兼备的高尚师风。北京大学哲学系李中华教授、魏常海教授认为张先生的人品对北大哲学系、对他的学生影响很大。尊德性而道问学，学问与德行合而为一，不言之教，贯穿着他的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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