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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的城市史研究不同，本次研讨会更关注城市的主体，强调用更多的文献和图像，复现城市中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分布及群体认同，以便使历史中的城市“空间”成为有着各种政治、文化与生活意味的人的活动“场所”，因此，呈现的是一种社会史或文化史的研究路向。会议并着意凸显历史上中国城市、东亚城市和欧洲城市在生活上的差异，因为东西方对城市生活中人际关系的依赖程度不同，依托于乡村与宗族的连带依存关系，东方人似更重视群体生活。而由于历史与文化差异，今天中国人对城市的想象，也与西方大不相同，当然，同为东亚的国家与区域之间也有区别。探讨其间的种种差别，或许能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同时，呈现中国与东亚历史传统中独特的城市生活方式之意义和价值。
一、 城市史研究的异域观察 本次会议非常强调新史料、新方法与新视野。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史料的发现和获得，经常有赖于新视野和新方法的运用。故在既有城市史研究基础上有所改新与拓展，以多元文化为背景，多角度地瞻顾东亚城市生活，向一个共同的对象投注不同的光束，特别是此前引入得不够的异域的光束，从而避免“只知其一，一无所知”的境况，是与会学者共同的想法。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奚如谷（Stephen H. West）的《双重屏障：解读中国古代城市》一文，以反映开封的历史文本及绘画、瓷器等视觉表现为例，指出研读和采用这些史料，须注意文本文化的特殊倾向，由于人们做某种主流叙述，目的在发掘一种预定性的真理， 因此必须慎重区分“叙述文本想象的真实性”与“确切史迹存在的真实性”。他的这种探讨具有方法论意义。他认为，有些资料并无主流叙述文本那样的整体性，而是作者在独特的时地，在某些特定心理附随性或身体所在环境的相关因素下产生的，是一种因记忆内存性、时地偶发性与“戏剧舞台”结合而产生的文学或视觉“活人画”，其所隐含的偶然性能助人深入了解作者和时地两方面的信息，包括与其相关的更广大的人群。此即所谓的双重屏障：它表达的并不是城市的真实面目，而是由文字及其他史料所创造出的部分真实。虽然这些史料必然含带着真实，但其表现及产生，却有着属于个人或特定人群的集体记忆。 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我心中的长安：解读卢照邻〈长安古意〉》一文，似正基于上述区分，对作者的长安观感做了探寻。他在逐句释读文本基础上，结合作者生平，对原诗做了“再读”。在他看来，这首诗呈现了五个不同的唐代长安，他对其中第五个即卢照邻“文学经验中的长安”尤感兴趣，以为可发现作者思想与感受中彼此缠绕的多个层面。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艾朗诺(Ronald Egan)《宋代文献中的都城面面观》一文，则对学界惯用《东京梦华录》等都城专著、《夷坚志》等笔记文学研究宋代都市做了反思，考虑到两者从关注题材到记录风格各有倾向和侧重，叙述的范围与口吻也有差异，他提出应重新作出识别，以发现其究竟如何影响了今人对当时城市生活的重构。譬如前者对恶棍与乞丐、食店与酒肆的描写就微有区别，后者对家庭空间、日常生活以及城市居民的渴望、忧虑的具体刻画，都让人得以零星“瞥见”一种真实的生活样态，获得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认识。其中，对宋代城市的居住空间和窥视、密谋的论述，对涉及不同阶层的暴力与不法行为的分析，对超自然现象与城市生活结合的关注，均属旧材料中转出新意，体现了一种新的视野。 捷克查理大学教授罗然（Olga Lomova）的《帝京风雨中，层阙烟霞浮：齐梁文学里的首都建康》一文，着重探讨了齐梁文学中的都城表现，从中既发现了时人并不把城市看做是一明显的都市空间，又对城市文化普遍有着强烈兴趣的另一面。此外，她特别点出齐梁山水诗中的景致，许多只是对建康城内从御苑到私园的“宅园”景观的描摹。这样别出机杼的观察，连同对一些文学作品的独到诠释，很能启人兴会。 此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清代琉球人眼中福州城市的社会生活——以现存的琉球官话课本为中心》一文，以现存琉球官话课本为据，介绍了清代琉球人对福州城市生活中各种世相的记录，许多琐细的描述其实都是对历史真实的细节复原。这类记录的重要性虽与朝鲜人的《朝天录》、《燕行录》不能相比，但仍可用为研究当地历史，乃至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中国的资料，因此也是一种新方法和新视野。 二、 城市生活的新面相 相对于农耕传统培植出的乡土中国，较晚兴起的城市作为一个活动场域，在古代具有某种特别的意义。它在家庭、宗族与乡党结成的稳定而封闭社会空间之外另辟一公共空间，所延展出的新的生活关系与生活形态，所造成的复杂多样的经济文化，曾深刻地影响了古人的生活。对在这个新的、相对自由的空间形成的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的考察，是学者关注的又一重点。 1． 政治、制度与都市 这是城市史研究极为重要的领域，一直以来为学者所重视。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对此有更为深入的掘进。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提交的《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唐长安城的甲第及其象征》，从城市史角度，结合当时社会的阶层区划与等级制度，对唐长安甲第的修建、皇亲国戚到宦官中贵等甲第主人的情况，以及甲第的地理分布、规模、风景与奢华程度，一一做了详尽的讨论，然后究明其隐在的象征意义，指出作为身份、地位的外化表现，它的连翩而起如何反映了城市观念的兴起；它汇聚了多元的精神与物质文化，容纳了各种人的创造与活动，在保留大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生活与文化的发展。此前，长安城市研究多着眼于城的范围，少及坊间住宅这个更大的主体，作者的讨论，是对这种隙罅的纠补。 长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一般科教授久保田和男的《北宋开封玉清昭应宫的建造及其被焚——兼论宋真宗到仁宗（刘太后）时期政治文化之变迁》一文，则通过对真宗朝为供奉天书，其实是用道教信仰统合国家而开建的玉清昭应宫，如何营造并开展祭祀活动的介绍，而及其被焚后，仁宗（刘太后）时期朝廷如何反对重建，如何质疑天谴论、祥瑞观以及董仲舒神秘主义学说为核心的汉唐政治，来考察这一段时期宋朝政治文化的变迁，如何由神秘主义走向合理主义，由“神圣王”的期待走向“哲人王”的落实，并最终形成在官僚集团活跃议论中决策政治这一有宋代特色的政治文化，从而将城市宫观的兴废与政治、制度的确立串联了起来。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井上彻的《明朝的对外政策与广州社会》，以明朝正德年间为因应猺族、獞族等非汉族叛乱而实施的“抽分制”为切入点，在梳理两广军政形势基础上，着重考察了这种制度与当时广东整个社会情势的关系，并通过明朝对外政策的解明，揭示汉化和儒教推动过程中，广州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与中央朝廷的关系，还有地方乡绅登场后，其影响力扩大之于朝廷政治的影响，凸显了政治制度设计与民间利益需求的互动与呼应，是对以前人所熟悉的“政治—历史”分析的细化与深化。 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部教授塚田孝的《“都市法”纪要——以近代大阪为例》，以大阪为个案，对近代日本的“都市法”做了探讨。尽管相对于欧洲中世纪，这种法的名目其实并不存在于当时的日本，但幕藩领主制下，各种社会集团多层次分享公权力的城市自治，在其时确实存在，故从法的形式到内容，对这种近代社会的实态作出说明，还是能增进人们对东亚城市化进程的了解。 2． 社会、经济与环境 城市社会的构成与展开，有时与旧的经济关系被颠覆、新的经济生活方式被确立相伴随。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范金民的《列肆招牌，灿若云锦——清代前期苏州城市的工商铺店》，利用《姑苏繁华图》和乾道时苏州地方文献、碑刻资料以及日本人的相关记录，对康乾时期苏州工商铺店的名目、类型、特色、布局及经营者，做了细致的梳理，则足为苏州工商业史的研究提供扎实的帮助。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费丝言的《晚明南京的城市财政改革与“一条鞭法”的城乡差别》一文，讨论的正是这方面的问题。她以晚明时期南京城市财政改革为重点，从坊厢役到火甲，论述了“一条鞭法”的城乡差别，对因市民参与而导致的税制改革中城乡差别的被克服，及其利益诉求被最终列入“一条鞭法”，特别是，随着城市空间在财政方面的被重新定义，城市的概念终于得以出现在帝国政治版图的意义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不惟视角是新的，得到的结论，也能增加人们对晚明城市空间与市民经济生活的了解。 相似的研究，也落实在北京和上海，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邱仲麟的《清代北京用煤与环境生态问题》一文，专门讨论清代北京一地城市用煤与环境的关系，举凡燃煤与空气、煤渣的倾倒与道路沟渠的关系、煤的采挖对山地生态的影响，都有涉及，且每个问题下各是具体细目展开，触及的现象与统计数据均极著实，在在成状。由古及今，增人感叹。应该说，类似的视角此前并不常见，但确是社会史与生活史研究很重要的向度，值得做更多的投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周振鹤的《城外城——晚清上海繁华地域的变迁》，由鸦片战争造成的上海的突变，前后对照，讨论了宋以来上海从务、镇到县的变化过程，特别是其后期，生活方式由纯粹的中式向中西合璧甚至某些方面完全西化的改变。其间引入中外文献对上海外城的描绘，让人清晰地看到在传统中国城市发展通常依循行政中心、军事地位或交通枢纽等因素之外，上海是如何因外来移民迁入、西方城市建设与生活方式引进，因而经济因素凸显，而别开一焕然新局的。 3． 生活、礼仪与信仰 城市生活发展出的礼仪、信仰，既与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十分密切的关联，但因为建基于明显不同的生活领域，自然也包含了许多新的利益关切与情感诉求。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焯然的《城市、空间、信仰：安溪城隍信仰的越界发展与功能转换》，从城市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城隍信仰与城市活动的密切关系，确认它从官方宗教与祭祀，蜕变为普及性的民间信仰的发展轨迹。同时又以福建泉州安溪的城隍信仰为个案，对其在晚清随移民流入新加坡后，如何以分灵分香的方式扩张演变并产生支派，如何维持和转换功能，乃至被信众礼敬崇拜，延展出专有注册的商品化处置，一一做了详细的论列，从中就可以看到传统道教的科仪、信仰在都市生活中的发展与变化。而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教授陈熙远在论文《往返于坛·庙之间——从上海三巡会看官方祀典与民间信仰的交接与互动》则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审视，他提出，城隍信仰不能仅从民间庙制的功能来理解，更需从国家坛制的发展来掌握，明清普及至全国郡县的官方祀典特别将城隍信仰纳入坛庙系统中，恰好反映出官方祀典与民间信仰在节庆的互动与交接。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的《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如题所揭，则以见藏于中山图书馆的佚名的《民初日记》为讨论对象，对民初一家道尚好的京城旗人的生活空间，以及节庆期间的礼仪生活，做了具体而微的探讨，由此引出寺庙与礼仪生活的关系，宗教在城市中的作用等问题，对切实了解中国社会何以在动荡中仍有一种可称宽展的生活状态，可称祥和的精神世界，很有帮助。 相似的个案分析可见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教授李孝悌《白下琐言：十九世纪的南京记事》一文，是对晚清以忠孝著称、同时兼为藏书家、方志学家的甘熙生平及所作《白下琐言》的专题讨论,但涉及到明余怀、顾起元以来人们对南京城市生活的历史记录，一直到甘氏所著，其体现出的更细部、更地方的私密性的叙事类型中，也隐隐可见城市历史的丰富记忆和市民生活的趣味与信仰。 4． 交往、旅行与娱乐 这个部分从史料上说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从历史研究如何由抽象的描述转为尽可能生动的复原来说，也深具意义。有鉴于真实的历史不是平面而是立体的，它有中心，更多边缘，它的各色人群显然也不应是平板的，而是圆整的。所以，如何复原历史流程中各色人等的真实生活，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焦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康格温的《城市园林：明代江南城市筑园风气与消费生活》，由明代江南城市的筑园风气，探讨其对市民及城市消费生活的影响，所要恢复的正是这样真实生动的生活样态。他的论说，具体到园林作为拥有者能力与品味的呈示，所带动的木石消费与书籍刊布的情况、治园匠人与造园名家的地位抬升，还有它如何不仅促成与游园活动相伴随的一系列消费行为的产生，还使城市中勾栏、茶馆与食肆也受到影响，从而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消费活动的场域和城市的人文景观，可称细腻深入。 台湾暨南国际大学历史系教授王鸿泰的《浮游群落——明清间士人的城市交游活动与文艺社交圈》，则着眼于明中期城市社会所具有的流动特性，所发展出的有别于家族形态的团体特征，对文人借出游编织社交网的方式，还有好游之士（包括纯粹以文为友之士和鬻文图利之人）与好客之人（包括官员、士绅与富室）的互动情况，做了具体的讨论。又以南京和扬州为中心，点出交游活动得以实现的诸种条件，最后再及“社盟”这种制度化形式。有鉴于知识交换在当时也带来利益的交换，社交活动最后就是经济活动，故在论述过程中很注意打通经济、社会与文化三者，其中所论及的用造园招引游士的风尚，颇可与康文的相关部分参看。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金文京的《晚明山人俞安期的活动》一文，主要讨论晚明山人在城市、边地的活动与功过。这种人靠某种特殊的技能和知识谋生，尤以依文才往来权门豪富间的文人为最典型。前面王文在分析鬻文图利的交游者时曾有论及，并引沈德符《山人愚妄》所谓“山人天下”之说。金文也用及此则材料，但俞安期的情况又自不同，他绝意仕进，专事创作，虽游历南北，结交仕宦，一生形迹与一般山人无异，但因有编书刻书作经济来源，所以平交权贵，并不见人格的自抑。作者认为，像这样不靠朝廷官府，就能在经济、精神上维持人格独立的山人的出现，是晚明商业社会的积极一面的表征。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巫仁恕《从游观到旅游：16至20世纪苏州旅游空间的变迁》一文，则通过“城市空间”与“社会空间”两个向度，考察了苏州旅游活动的种类，除岁时节日游观、庙会游观和市肆游观外，还有园林游观活动，并于其具体的实施与展开、门禁规定、参与人群的构成等情形，均有详细的交代，可对照前面康文关于园林与消费活动的概括性论述。至于对其中长程游观空间的形成，以及此后如何因战乱而退缩，因铁路开通、租界设立而带出新的发展，也有详细的介绍。要之，旅游空间的变化反映了城市与社会的变化，故文中由城市化的展开而引发的“社会阶层化”，知识人与庶民大众的区别，包括富有现代特征的时间感的产生等论述，很值得人做进一步的探讨。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的《“不意于胡京复见汉威仪”——清代中叶朝鲜使者对北京演剧的观察与想象》一文，从李朝朝鲜留下的燕行日记，来看乾、嘉、道之际北京城南商业性的茶园演剧情况。在一一揭出其记载如何周详过中国文献，故有助今人从生活史与戏曲史方面，增进对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特别是娱乐生活的了解外，更将重点放在政治史与思想史，探讨朝鲜使者感叹于这种以大明衣冠演忠义故事的原因，其将梨园戏曲想象成汉人为保存族群记忆而找到的特殊空间是否有道理。如果有，那如何解释清廷对此类演出的放任，进而如何重新评估清帝国的文化政策，包括其放任这种不乏“近代性”与“市场化”的商业演出，是否意味着清王朝在中国走向近代历史中的意义也需作重新评价。此外，茶园观剧结成的空间，包括各地会馆之类的公共场所，常多异端思想与非主流文化的交汇，它与近代欧洲的“公共领域”又是什么关系。这样深入的思考，也大有助于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引向更生动与深广的境地。 三、 城市空间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当然，都市研究的基础在于对都市构造的准确解读。对这一由人类创造出的极具复杂性的存在物，若缺乏历史上相关形态的复原作业，一些切实的研究必难顺利展开。所以，通过文献和遗迹的调查考察，探究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复原其建筑的格局形制和经济文化，这种既有的静态研究，仍为一些学者所采用。 如日本城北国际大学教授伊原弘的《宋元时期的南京城——关于宋代建康府复原作业过程之研究》，通过解读宋代的都市地图，来讨论建康府复原作业的过程。其间具体到都城的整体轮廓与城内构造，并尽可能地将这种复原，指向城市中人实有的生活样态。作者称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六朝时期南京城的形态与日本都城制度息息相关。只是这个部分因在题旨之外，未及充分展开。可以相互参看的是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唐晓峰的《明代北京外城修建的社会意义》，本文可以说是一篇关于城墙的专论，所提出的北京外城之为天子脚下的庶民提供了相对宽松、独立的空间，在造就两种不同的城市社会的同时，也增加了京师城市社会的世俗性与丰富性，读来很有兴味，对前及王教授文中关于专制时代城市居民每以庙宇为聚会交流的公共空间，也是一个有价值的补充。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孝聪《形制与意象——1500年以来中国城市空间的传承与变换》一文，运用各种舆图资料，从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视角，对明清北京城市布局的传承变化，城墙的功能与城市中礼制建筑、广场和公共空间的分布特点做了探讨。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教授王才强的《唐长安居住里坊的结构与分地》一文，则以唐长安都城东半部明德门北永宁坊为例，参考同时代建成的日本奈良、长冈和平安城建制，对其空间结构、地块划分、居民密度和屋舍布局等，做了具体的考究。他还进而尝试用数码技术，对整个街区做了整体性的复原，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题目相近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吴松弟的《通商口岸与中国市的兴起和分布》，不过它以民国以来市的发展与分布为考察重点，对今人了解历史上市的不均衡分布，以及市与政治、经济的多方面影响，乃至今天的城市定位与区域发展，不无参考价值。 与城市形态的重构、复原相呼应，此次会议也有学者研究人们关于城市的记忆、想象空间的衍生和累积，如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季进提交的论文《地景与想象——沧浪亭的空间诗学》考察沧浪亭如何以缩影化的手段，沟通与融合了私人空间与自然空间、内心空间与外在空间，呈现出其空间建构与社会政治的深层互动，生活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彼此交错，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沧浪亭空间意识形态的认知。再如，美国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柏右铭（Yomi Braester）的《中国城市的“后空间”与“后电影”》一文，探索了城市中视觉表现的共生关系，他认为戏剧和电影作为真实经验的模拟和附属品，在制造新的城市空间概念上起到重要的作用。 总之，由中国古代城市的兴起，乃至整个东亚城市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可以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城市固然不会磨灭不同阶层的距离，但也不会制造不可逾越的沟壑。相反，它会把不同的人群与文化拉近，并带给人更丰富的知识体验和更鲜活的生活感受。它延展了历史发展的空间，更为新文化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本次会议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同时，会议也让人们看到城市史研究正在呈现新的趣向，在进一步突出新史料、新方法与新视野的基础上，对如何挖掘更多的绘画、地图甚至影像、口述资料，并将这些资料与新的方法结合起来，打通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建筑史、艺术史等不同学科界限，真正连接、联通起“城市”与“生活”两端，使一个长时段的中国与东亚的城市生活历史得以呈现出来，进而从中国或东亚的角度，向世界说明中国与东亚城市生活的特点，也抱有很多的期待。相信随着这种研究走向深入，它对中国与东亚城市经验的凸显，特别是对正走在城市化发展道路上的当代中国，正在筹办世博会的上海，一定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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