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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清廷颁布诏令，废止延续了一千余年的科举考试选官制度，而在此前后，一批按照现代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的小学、中学和高等学校相继出现，与此相关联的其他一系列文化变动，都昭示着古今未有之文化变局即将到来。一百年过去了，当我们拉开了时空的距离，当新的人事制度日渐规范化、科学化之际，如何以理性的态度审视、清理和利用科举及其相关文献的丰厚遗产，从而对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就成为一项迫切的文化需求和现实需要。有鉴于此， 1.文学视角下的明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科举文化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将于2009年推出由著名学者陈文新教授主编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这无疑是进行科举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性工程，陈文新教授在丛刊总序中介绍了它的基本内容，一是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二是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整个工程预计需要八年左右的时间，前四年（2006—2009年）用来整理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此基础上，后四年（2009—2013年）陆续推出10本以上的研究性著作。与此前零星出版的科举文献相较，这套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以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首批推出的十七种就达近三千万字，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与会专家对此进行了热议，纷纷给予好评。南京大学的周群介绍了《四书大全》的基本内容、编纂情况，并以《四库提要》为基础评述了《四书大全》在明代科举中的正反两方面作用。武汉大学罗积勇、刘畅分析了唐代试策的史料价值，包括它对研究科举制度、社会政治、经济史、经学史、文章史和文体学等的价值。上海大学的刘蕾论述了明末黄淳耀的《科举论》对当前教育制度改革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在科举文化方面，中国社科院文研所胡小伟的《关公：明清科举神》颇有新意，他从明代嘉靖以后，科场所取生员名额锐减而举子遂争相前往关帝庙掣签祈愿的史料入手，考察了关公成为明清科举神祗的过程，关羽好读《左传》，而《春秋》在科考五经中为“经中之史”，素以繁难著称，士子多愿其护佑，关公遂夺文昌之席而成为文、武两行的信仰神。台湾成功大学的王三庆以《科举标奇》所载科举人物为例，说明越南科举与儒家典籍传承和民族精神塑造的关系。越南科举命题先测试四书五经的娴熟度，再以文章来表现其见识，用诗文观其文采和性情，最终则于廷上求其见解，尤其是面对北疆清国的日渐衰微和西方列强的东来，如何保有传统而又吸取新知，以应世变，都在试题中有所反映，这将主导士子一生的立身行事，意义重大。南京大学段丽惠的《明遗民的身份认同与科第选择》梳理了“仕与隐”“试与弃”的复杂关系，认为明遗民的身份最初由科第来定位，也靠对科第的否定、拒斥来强化确认，但科第最终也摧毁了明遗民群体的存在。 2.科举与文学之关系 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上都是从学而优则仕的路上走过的，或幸运而登第，或不幸而落第，因而其人生程途和情感经历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纠结，这就必然要或隐或现地投射到他们的文学创作中来。过去对科举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于唐代稍强，于明清偏弱，多停留在一般化的社会背景层面，深入的论述不多。黄霖先生在会议开幕式上提到，他所参编的《中国文学史》明代部分已经单列一章论述明代八股文，期待学界有更多的成果涌现。此次会议中，已有一些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厦门大学刘海峰提出“科举文学”的概念，把因科举考试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和体裁及与科举相关的文学涵盖在内，包含“科文”和以科举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由于将试帖诗、律赋、策试等考试文体纳入文学作品之列，科举的文学考试性质便具有了相当的合理性，而引入文学视角研究科举与引入科举视角观照文学的双向互动，使文学与科举学研究都能得到新的开拓。南京师范大学的陈书录、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赵伯陶和台湾嘉义大学的徐志平都从科举与文人心态入手研究科举对文学之影响，陈、徐二人是个案考察，赵伯陶则进行整体观照。赵伯陶认为八股文只是一种文体，“但绝不是一种文学体裁”，明清两代的读书人对待八股文时常处于难以化解的矛盾之中，他们相信命数，却又不甘心听天由命，并就此沉沦，而总是希望通过自身努力去突破命运的羁绊，实现其梦想，这是众多读书人在科场中屡败屡战的精神动力，显示了读书人对科举一往情深的执着心态。陈书录认为明崇祯辛未科对吴伟业的心态变化有重要影响，形成了其文化心态和雅俗文学创作的重要线索——负恩愧悔的思想感情和沉郁苍凉的美学风格。他的良心（本心）不昧、知恩图报、自惭自悔是儒家“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等传统道德的基点，同时也是晚明“童心”、“性灵”等启蒙思想在易代之际的曲折反映，折射到他的雅俗文学创作中，往往呈现出某些人性的本色。徐志平通过梳理明遗民杜濬两举不第和明亡后放弃诸生身份的人生轨迹，分析了杜濬性情人格的微妙变化，指出科考对对杜濬诗歌的影响在于，一是不断复述失败经验，创作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诗，二是将窘迫之境详为描述，创作了大量的述贫哭穷诗。 八股文作为散文文体，对散文创作的影响是直接和深远的。武汉大学余来明认为，与其说唐宋派的崛起是受心学的影响，不如说是为了矫正明中期的科举文风更为准确。唐宋派提出的“文宗欧曾”的主张，兼有“法”和“道”两方面的考虑。欧阳修的旗帜作用在于，由欧而上窥《史记》，进而窥测六经的文章精义，使八股文“气息淳古”。另一方面，曾巩浓厚的道德关怀恰恰是理想科举文风的道德要求。海南师大的郭皓政考察了吴伯宗、胡广、曾棨、陈循等几位明初状元的生平、交游和诗文创作情况，从一个较为独特的角度重新描述了明初“台阁体”诗文风格发生发展的过程。江西师大的李舜臣讨论了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科对康熙诗坛的影响，认为康熙诗坛格局的三个表征，即由遗民诗人的退隐和新朝诗人的兴起所引起的创作主体的消长，诗坛重心由偏重南方而至南北均衡，诗坛盟主的代兴，都与博学鸿儒科有相当紧密的关联，这次特殊的科举考试堪称康熙诗坛格局新变的关捩。 3.地域、群体文学研究 地域与群体文学创作的活跃和自觉是明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这与当时流派意识的自觉和明人好党的士风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也是此次会议讨论的热点。在大会发言中，左东岭先生以玉山雅会作为元末文人人生模式与诗歌创作风格的典型代表，进行了探讨。玉山雅会既体现了江南文人的文化优越感，又为他们提供了躲避祸乱和休憩身心的理想场所，他们通过结社赋诗施展才艺，追求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生命不朽的价值。因而在诗学风貌上，以闲情逸致等私人化的感情抒发为主，以流畅奇巧取胜，重视才气的展现更胜于个性和内容的表达。这种诗歌生产方式为文人在一个失去理想与热情的年代提供了实现存在价值的途径，但同时也使诗歌变得纤弱、单薄乃至单一，甚至变成一种技艺的比赛。郑州大学的李圣华较全面地介绍了明末的嘉定文派，认为这是一个以嘉定“四先生”为中心，以布衣寒士为主体的古文流派，兴起于万历初，延及清初。他们传承归有光之学，但又并非唐宋派的附庸（李不赞同将归有光归入唐宋派）。在创作上，嘉定派以六经为质，以韩、欧为宗，追求气韵生动和文从字顺，钱谦益、黄宗羲许其为明文“正宗”，对清代古文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复旦大学的黄仁生在某些问题上与李圣华形成了商榷。黄仁生认为嘉定四先生实为两代人，在他们形成稳定主张、特色之前，经历了较为漫长的酝酿过程，直至万历二十九年才初步形成流派的格局，这其中的一些问题应予澄清。首先，“四先生”并未从归有光受学，即以四人中年辈最长的唐时升为例，黄仁生通过考察唐时升之父与归有光交谊之年，推断《明史·文苑传》记其“早登有光之门”是不可信的，而唐的文集中也从未提及他与归的关系，其他三人则更不可能从归氏受学。其次，在对四先生有影响的前辈中，徐学谟最值得重视，作者重点考察了徐学谟与归有光、王世贞和四先生的关系。徐学谟在嘉万之际的文学演变中起到了从归有光到嘉定派之间的环链作用，但因徐学谟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故钱谦益在《嘉定四君集序》中有意避而不谈，后人也就习焉不察了。黄仁生此文把从小处着手的考与从大处着眼的论结合得较好。 在宏观方面，杭州师大饶龙隼论述了元末明初东南文坛格局及其变动的情况，认为东南文坛格局的变动使原来呈地域群落分布的局面被破除，而建构出新型的庙堂文学规制，在这一变局中，有多种因素和势能相互作用，如地域文学与庙堂文学之调剂，各文人群体和政治势力之互动，还有浙东和江右等地儒学之消长，以及皇权意志对儒术适用之取裁。此外，何宗美、何方形、张振国、纪玲妹等结合各自所处区域探讨了一些地域性文学群体的创作情况。 4.各体文学研究及理论探讨 以具体创作和理论问题为两翼来探讨文体特性是本次会议的另一热点，提交了一些有深度的文章。复旦大学郑利华考察了屠隆的诗学观念，指出屠隆力申诗主“性情”说，同时强调诗文有别，注重“兴趣”的审美意义的独特性和纯粹性，力排宋人诗歌，与七子诗学保持基本的同调。从某个侧面显示了复古派后期诗学观念承传与变迁的一种演化态势，展现了基于对古学反思而激发的一种警戒和拨乱意识。 暨南大学程国赋讨论了明代书坊对通俗小说体制的贡献，书坊主通过对演义体小说的创作、刊刻，扩大了此类小说的社会影响，完成了从民间讲史小说向文人创作的历史小说的过渡，采用按鉴形式、注重对义理的阐发、使回目趋向雅化偶化，是书坊主基于市场考虑而对通俗小说体制的发展。 上海大学汪超以较少为人关注的明代日用类书为材料，考察了词的传播。日用类书选词以俗为主，贴近生活实用，以隶事为主要功能，在传播时按市场规律运作，可见词在明代虽已淡出普通读者的欣赏视野，但仍以独特方式艰难的存在与普通读者的生活中。 在戏曲文体方面，王进驹提出了明代戏曲创作的“自况”现象以及“自况”之作表现自我的三种类型，“自况”标志着戏曲创作主体意识与自我抒写精神的增强，但同时使戏曲在艺术形式上趋于雅化、案头化，在总体上削弱了戏剧性。河南大学元鹏飞结合开场仪式进入南杂剧中发生的变化，通过考察开场仪式中“家门”的剧情梗概介绍功能消减变化的情况，发现开场仪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样式，而是随舞台演出和创作实践的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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