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席泽宗院士担任顾问，汝信研究员、李惠国教授负责科研组织工作的国家社会科学重大课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研究》启动。日前，课题组召集来自社会科学界和自然科学界的数十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文化及其现代启示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席泽宗说，《中庸》中讲了一套治学方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孙中山把这15个字减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作为当时的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的校训。在自然科学方面，竺可桢认为，治学方法、科学方法在《中庸》里全有了。在社会科学方面，侯外庐讲治学方法，也是讲这15个字。这套方法，朱熹不但拿了出来，而且做了很多解释，就“博学”，他认为学不单纯是看书，看书是学，但更重要的是做调查，也就是收集信息。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认为一个人如果只收集材料也做不了学问，要思考，然后提问。这个问，是很重要的。《孟子》一书在科学方面有求故思想，如“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说要研究道理，追究原因，问个为什么，这鼓励了中国历法的发展。

　　汝信说，这一研究项目是中央领导同志交给中国社科院并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旨在充分论证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辉煌的科学技术文化部分，梳理出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文化发展的脉络及其特点。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文化不仅在古代起过重大作用，而且对当代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提高民族文化自觉，加强中国创新文化建设，培养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增强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激发民族创新活力，将起到重大的作用。要运用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找出中国古代制度文化与科技成果的关联；从文化角度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科学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和思维方式怎样制约各种社会观念和形态的演变，它与其他文化结构的关系，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传统与西方科学文化传统的对比研究。

　　专家们说，任何民族在其现代化发展道路上，都必须唤起自己的民族文化自觉，创造性地继承与发展民族的优秀文化。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国家的科技发展都是在与文化变革的交互作用下进行的。并且，每个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的创新都有其特点，而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模式又构成其科学文化的各自独特的方面。正是各国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决定了其独特的创新文化。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凝结了中华民族世代的智慧与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要继承与弘扬历史智慧，以激发人民的创新热情和培育人民的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