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湖北省文艺学会主办，三峡大学文学院承办的“当代形态的中国文论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水电之都——湖北省宜昌市召开。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湖北大学等高校和《文学评论》《文艺报》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了此次会议。

开幕式上，湖北省文艺学学会会长、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发表讲话，他指出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当代形态的中国文论建设”，可以促使学界思考怎样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凸显民族特色。当今中国文学、文论的变化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如何应对这种变化，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文学创作方式、传播方式、社会对文学的接受与选择都发生了变化，文学理论的发展却显得相对滞后。文学理论要回应时代的变化，关注真正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话题。

当代形态的中国文论建设与当下文学环境的关联是与会代表关心的重要议题。中南民族大学彭修银教授提出了“当代形态的和谐论建设”。在他看来，当代形态的和谐论建设应以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传统为资源，同时也体现了现代的和谐观。武汉大学唐铁惠教授则提出了“走向操作性的文艺学”这一口号。在他看来，由于对象的不确定性，文艺学不可能从其对象方面发现或提出一个客观尺度。文学只能是个人性趣味的客体确证或对象化存在，文艺学应被列入经验性、价值论的学科中。孝感学院的郝永华认为，要解决中国文论的原创性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研究本土的文学现象，同时西方文论也可以为我所用。文艺学与网络文化的关系就是一个例证，值得学界关注。

联系当下实际，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当代形态文论建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文学评论》吴子林对文学研究的现状表示了忧虑。他指出国内的文艺学研究存在很大问题，原因在于缺乏对话、缺少必要的精神支撑和立场。他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传统的文化，二是回到事物本身即现象学的原则，三是回到审美体验。《文艺报》熊元义对新时期以来的文艺学现状进行了反思，强调文艺学研究任重而道远。在这样一个多元化时代，文化心态多种多样，可资借鉴的资源异常丰富，这对于学术研究是有利的，但是学术研究要有明确的目标和评判标准。华中师范大学孙文宪教授从语言批评的知识状况入手，揭示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深层问题：理论界的探讨往往是在责备文学不符合“标准”，很少反思自己持有的观念、标准是否能回答和解释现在的文艺现象。我们多是把西方文论当成现成的东西来接受，当成一种方法，忽略了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状况的变化。

当代形态的中国文论建设离不开对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借鉴、吸收，不少学者对此都有深切的认识。三峡大学邓新华教授强调当代形态的中国文论建设必须突出民族主体意识和民族独创精神，他认为我们要让有价值的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真正“进入”当代形态的中国文论体系之中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点缀。他还进一步提出古代文论进入当代形态中国文论的三个方法论原则：一是文化还原；二是现代阐释；三是中西对话。长江大学殷满堂副教授回顾了近三十年古代文论研究取得的成就：一是对核心概念、命题、原理的清理和阐释相当深入；二是文论体系的梳理和建构卓有成效；三是思维方式和话语言说方式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但问题也存在：古代文论研究与古典文学事实和当下文学事实严重脱节。他还以杜诗学为例强调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文学事实关联的重要性。反观传统，现代视野下经典文论的阐释与重构也成为当代形态文论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三峡大学桑大鹏副教授做了“现象学视野下的文本原意之思”的发言。在他看来，现象学为追寻文本原意提供了依据。他以“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为分析的起点，进而认为化身为文本原意的先验自我是通过本质直观得到确证的。关注当下文论建设与中国古代文论资源的关联，必然会涉及到对百年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的反思。江汉大学吴艳教授以梁启超和王国维为例，分析了近代学者对西方文论的接受，由此探究在当前条件下应采取的举措：把诗性智慧、西方非主流的言说方式纳入到我们的视野之中。 

　　武汉大学李建中教授认为，当前文艺学面临的最大现实问题是时代问题。他以刘勰为例加以分析：刘勰有着自觉的本土文化意识，又能吸收佛学，对自己的时代有自觉的批判意识，他将当下立场与经典意识统一到了一起。武汉大学冯黎明教授认为，对待中国传统文论，应把其当成博物馆的“古董”，忘记现代社会的喧嚣与骚动，领略其自身的魅力；对待西方文论，要与之平等对话。文学理论的直接对象就是文本，这是被阅读的、意向性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