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1998年，我们曾在谢冕先生的主持下撰写出版了‘百年中国文学书系’，第一本就是谢老师的《1898：百年忧患》，下限则是90年代中期。如今，时间过去了10年，百年新文学史这个话题没有淡出学术视野，相反，对这一已逾110年时段的文学的思考有了更新的发展和演变。比如说，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对晚清文学的研究，就和《1898：百年忧患》形成了有意味的对话和互补作用，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而且，这110年，也在完成新文学的一个轮回。”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志忠的开幕词拉开了“1898-2008：中国新文学高层论坛”的序幕。有全国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一批老中青学者参与、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的这个论坛，共同探讨了包括启蒙话语、现代性理论等纳入文学整体进程的诸多问题。

　　“‘1898-2008：中国新文学高层论坛’这个题目角度很好，很有新意。探讨的同时也是回顾，所以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对会议的意义给以高度肯定。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评论家陈福民也表示，“1898-2008：中国新文学高层论坛”的讨论切入点是对一个世纪的中国新文学的扫描与检视，这样做的理由显然是改革开放30年学术成果的关键性共识——“20世纪中国文学”——所提供的基础。

　　会议比较集中的话题涉及到启蒙话语。今天在怎样的语境中谈启蒙文学？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郭宝亮认为，启蒙不仅是民主、自由、科学的理念，还有政治、经济的启蒙。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联芬则认为我们现在所谈论的启蒙并不是五四新文化启蒙的原生态，80年代新启蒙运动对五四的描述，有很多是遗漏的、改写的，比如救亡、革命和启蒙，在80年代被理解为是互相冲突互相排斥的，其实，大量的史料证明，它们有共同的出发点，都是民族主义的救亡图存，最终的指向也仍然是民族国家。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高玉和首都师范大学段从学指出，启蒙者需要自我反省，需要再启蒙，在启蒙思潮中，还应该辨析自由主义的启蒙和民族主义的启蒙的不同脉络。这恰好呼应了杨联芬对启蒙、救亡与革命的思考。

　　与会学者关注的另一个话题是如何对新文学史重新阐述和思考、如何从历史的角度评价中国新文学。北京大学教授洪子诚例举自己重读从60年代的评论文章到新近问世和修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时的感受，反省自己的学术道路和心灵历程，揭示对于历史语境与事后的追述之间的微妙关系，提醒历史书写者自身某些需要警觉的问题。他说：“我近年来常常思考，我们可能也要回过头来关注研究者自身的东西。我想把文学研究做得感性一点，不要理论性那么强。另外，个人一点。面对历史对象，稍微降低评价范围，多从自己感悟出发。在普遍性的叙事之外，在我们的研究里头，我们需要多部文学史，多种面目的文学史，而不是统一规定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黄万华以“本土与境外互为参照视野中的中国新文学”为题提出如何整合内地文学与港台文学。中国人民大学程光炜教授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董之林研究员提交的书面发言，分别对80年代文学史的撰写尺度和“十七年文学”的再评价进行学理性的辨析，发掘出其中被时代语境遮蔽的内容。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荒林指出，百年女权思潮在中国始终或隐或显地存在。但是对女权主义如何理解是大有文章的。在她看来，女权主义就是新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部分，从鲁迅的“救救孩子”到戴厚英的“人啊，人”，对于人的处境的探讨是不同性别的作家写作的共同重点。

　　“这次会议的学者队伍很年轻，有很多后起之秀，这说明学科的兴旺发达。他们将担负起现当代文学的重担，成为学科的带头人。”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谢冕还建议，明年的会议是否可以探讨“五四”的意义以及局限，题目可以再具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