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和谐思想与公民社会”是会议的主题之一,与会者围绕这一议题各抒己见。有学者指出,在“公民社会、民主宪政”下的儒学发展应是以强调“社会正义”为重心,强调“公民”概念的儒学第三波革命,也是“公民儒学”的革命。也有学者认为,儒家士人精神中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批判意识和抗衡意识对于培育公民人格、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还有学者围绕“和谐之源”和“治国之道,守信为先”两个话题展开对儒学现代意义的论述。
“‘国学热’、‘读经热’与当代社会”是会议的主要论题之一,受到与会者的广泛关注并展开了热烈讨论。学者们主要提出以下观点:一、近年来所讲的“国学”,即指传统文化。此概念在近代中国最初之时,既有抵制西方先进文化的意图,也有弘扬本国文化、挺立民族文化脊梁的时代意义;而近年的国学热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民族文化自信力增强的表现;国学研究应弘扬时代精神,反对复古守旧、反对把国学政治化、商业化,防止将国学等同于儒学,得到与会学者的赞同。二、“国学热”反映出当代学校传统教育的缺失,其原因在于从体制上完全排斥了传统的书院制度、缺乏良好的教材和没有相应的传统礼仪教育,主张促使学校成为传统文化教育主渠道。三、国学的结构包括时间、空间、载体和内核四个方面。国学的载体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国学的内核是中华民族精神。国学结构的四个方面,决定了国学的功能在今天是参与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增强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四、国学“热”反映出大众国学素养的严重欠缺,目前应当充分重视国学的大众普及。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通过梳理晚清迄今“国学”内涵的变迁,肯定了国学走出书斋、走向大众的取向,并认为这是近年来国学复兴的文化原因。五、当前重读儒家经典有五种意义:补充传统文化的知识性匮乏、追溯公民品格的道德性渊源、寻求儒家学说的现代性出路、回应全球性泛化的民族性重构、应对信仰危机的精神性寻根。
儒学价值体系的构建以及儒学的当代发展,也是为与会者广泛讨论的另一个主题。有学者从价值取向与中华文明发展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汉代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渊源流变,认为神、圣崇拜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至汉代在帝王身上集结为“唯神”、“唯圣”的价值取向,直接导致了中华文明从先行到落后。南京大学李承贵教授指出,宗教儒学、政治儒学、哲学儒学、伦理儒学、生活儒学是儒学发展过程中常见的形态,在它们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高形态的儒学是体现儒学共性和促进儒学发展的需要。还有学者认为,儒学深深地影响了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与民族生命存在和安立的基本方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赖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也有学者指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儒学发展提供了契机,保持儒学与当代政治实践的适当张力,树立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协同共进观念,以文化儒学、生命哲学、价值思想、生态伦理为儒学自我转化的切入点,应当是儒学发展的前景。来自我国台湾的教授从台湾儒学的社会关怀来分析儒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指出台湾儒学是一种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精神性的教养运动”。
如何从儒家文化中获得建设中国新文化、治理诚信缺失、平衡义利关系的资源,也是学者们讨论颇多的问题。学者们就孔子“圣之时者”的精神品格、“因革损益”的思想方法以及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等对完成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有重要作用。春秋时期伦理概念的真实性、功利性和时代超越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与会学者认为,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在今天仍有积极、合理的成分,肯定儒学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增强华人世界的文化认同、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方面有重要贡献。创造性诠释、转化传统儒学的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