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东亚儒教思想研讨会于2007年10月19日至20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本届大会由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与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联合举办，由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郭齐勇教授及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锡源教授共同主持。

　　成均馆大学有六百余年的历史，是颇富盛名的老校。东亚儒学研究是该校的强项。应成均馆大学的邀请，我校郭齐勇教授于2006年7月访问了该校，出席了该校主办的“儒教经典和17世纪东亚儒教思想”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了论文。当时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学部之间，以及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与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之间签订了国际学术交流协议书，本次会议就是落实合作协议的一项内容。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十八世纪东亚儒教思想比较研究”。本次会议的召开，旨在积极推动中日韩三国学者对东亚儒教比较研究的学术进程，努力把十八世纪的儒教思想的研究置于更加宏大的背景、开阔的视野之中。郭齐勇教授认为：“十八世纪作为思想的变革期，东亚儒学思想世界发生了诸多变化。所以比较这一时期中日韩三国的儒学思想，对于东亚现代化进程的探索，可谓意义重大。”

　　（一）寻求十八世纪东亚三国儒教发展的共通层面。在十八世纪，东亚国家的儒家既面临着对传统儒家思想本身的承传与蜕变，又不能不去面临外来文明的挑战。中日韩三国的许多学者都在努力地糅合古今、调停中外。台湾大学黄俊杰教授认为，十八世纪的中日儒者都在不遗余力地反对朱子的学说，重新对儒家经典《四书》进行重新诠释，以此来取代朱熹的诠释。朱熹通过对《四书》的诠释来结构其理学的哲学体系，而此时的儒者便以此为突破口来展开全面的批判。他们不再把理作为形上学的本体论及价值论的基础，更多地去关注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再高扬抽象的道德原理，而落实到真切可感的人伦实践。然而，在他们批判朱子学的同时，我们也察觉到儒者如戴震和章学诚等人则在另寻蹊径，展开儒家哲学的新局面，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从道论出发，考论了乾嘉时期儒家哲学的新动向，发现道的概念虽然发源于先秦，但在这时却变得丰富而深邃，吴文最后指出：“要而言之，乾嘉时代的‘道论’思想特别重视表征‘实事求是’和人伦日用法则的‘道’，这种‘道’既包含有实事的内容，又包含着价值判断；它来自于经验与生活之中，又超越经验与生活之上，与宋明理学中程朱理学的‘天理’论思想截然不同。”韩国成均馆大学崔英辰教授通过对思想外围的考察，指出中日韩三国面临着共同的时代背景：1、统治权的强化和经济、文化的飞跃性发展；2、思想统治的强化；3、对于西方的认识；4、新的阶层的出现。清华大学程钢教授考察了戴震的气说，指出戴震“将‘气化’与‘品物’区分开来，将气化明确归结为动态活力，将‘品物’归结为惰性的质料，并强调‘气化’与‘品物’的相异性。”又将此说联系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气说，进而指出此在朝鲜后期著名学者丁茶山的思想中也有相近的倾向。东亚三国在较长时间内，都共同遵奉朱子学说，所以关于当代朱子学的研究，韩国启明大学李东熙教授认为：“在对中国朱子学的现代解释当中，不参考韩国的传统是不行的。这就是观察朱子学说的本质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同时，又考察在地方性的展开当中所呈现的特殊性的原因所在。”日本国际基督教大学小岛康敬教授将韩国丁茶山的思想与日本儒教思想结合起来考察，发现在对性理学的批评、对“礼”的瞩目、对“天”的理解等方面，茶山与日本徂徕学有很多共通之处，虽然茶山并没有像狄生徂徕一样对朱熹展开了彻头彻尾的批评。

　　（二）突显中日韩三国儒者的互动关系。十八世纪的中日韩三国并没有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三国之间的学术文化的互动伴随着政治经济的互动而展开。十八世纪，中国儒者习惯用考据的方法对儒家经典加以研究，这不可能不影响到东亚其他国家，成均馆大学徐坰遥教授指出：“进入十八世纪的朝鲜后期，所谓的北学派对清代学术持开放性的态度。他们随同燕京的‘使团’，频繁来往韩国和中国……这种慕华思想发展为小中华主义，致力于所谓‘朝鲜心’的培养当中。这种对文化开放的态度脱离了以往的道学的思想体系，正确地把握了清代学术的真貌，给韩国学术界带来了鲜明的考证学的倾向。”成均馆大学林鹤璇教授则根据十七种中韩两国的传世文献，相互比照，勾勒出了文庙佾舞的场景，也描绘出了其演变的过程。十八世纪，明王朝业已灭亡，代之而起的是清王朝，成均馆大学李美林教授系统研究了朝鲜后期的华西性理学，指出华西性理学中的华夷论（尊周论）是对已经灭亡的明朝的义理论，这至少是一种在精神上试图维持已经瓦解了的东亚文化秩序的努力。

　　（三）展现中日韩儒教发展的相异路径。十八世纪为东亚诸国从近世转化为近代的世纪，各国内部都在涌动着思想革新的潮流，儒学便面临着新的挑战；然而，由于各国的国情相异，各国儒者的回应并不都是一致的，进而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发展路数。崔英辰教授说：“检讨《儒教关系史年表》，就会发现十八世纪在中国除了戴震之外就没有出现突出的儒学者，除了考证学发达之外并没有出现多大的学问成就……在朝鲜、日本，卓越的儒学家和学派可谓层出不穷。”黄俊杰教授对比中日两国儒学的异同，认为十八世纪的中国儒者思想中的中国主体意识是内敛的、以自我为中心且不关心外国的，这与日本儒者开放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韩国延世大学李光虎教授以十八世纪韩国儒者李瀷的心说为例，说明其既积极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思想，也吸收固有宗教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以此来构建其心说思想。

　　大会论文还涉及到了儒家哲学中其他诸多层面，比如武汉大学文碧方教授以韩国学者四端七情之辩联系到现代学者对朱子心、性、情概念的诠释，提供了全新的视域，从而为朱子学中重大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探讨。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梳理《易经》文本，重新诠释“乾”、“坤”的内在意蕴，还原出《易经》自身的哲学性，否定《易经》但为占筮书之说。武汉理工大学张完硕教授讨论了性理学中的美学要素，把宋明理学同美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揭橥道德追求中的审美意蕴。

　　最后，吴锡源教授全面分析了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的积极意义。郭齐勇教授指出，十八世纪中国思想界内部也是十分复杂而多样的，绝不是只有考据家，或者思想家只有戴震一人。比如李光地、张伯行、李塨、方苞、江永、惠栋、全祖望、袁枚、卢文弨、庄存与、江声、纪昀、赵翼、钱大昕、姚鼐、段王裁、章学诚、崔述、王念孙、汪中、洪亮吉、孙星衍、张惠言、焦循等，还有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的一大批学者，思想非常丰富。十八世纪中国与整个东亚社会，朝野之间，仍然是朱子学的天下，《四书》的时代，那时东亚所有学者都是在朱子学的基础上思考问题的，包括戴震在内。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越南等地的朱子学非常丰富，有自己的发明创造，对理学贡献甚大。应当多维度地审视朱子学与阳明学在东亚地区学习西方、走上现代化所起的辅垫作用，在这一方面，中日韩学者已有了不少成果，我们还要下力气研究。郭教授还呼吁中国的青年学者多多关注韩、朝、日、越的儒学，虚心向各国学者学习，深入研究儒学传统与东亚现代性的多重关系。

　　经过两天时间的热烈讨论，本次会议十分成功，反映了当今儒学研究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为拓展儒学研究的领域做出了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