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西两种不同的传记研究传统,可以发现：西方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其史学更偏重英雄史观和心理史观，更加重视私秘材料；而中国从《春秋》褒贬到《史记》列传的对人物归类的研究传统，使得历史人物更大程度上呈现脸谱化特征。

    将中西方人物传记研究放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阐释和比较，并以刘邦和朱元璋这两个历史人物为例来讨论中国传记人物研究的特点，可以得出：汉、明两个朝代长期延续的性格，从他们两个开创帝王立下的规模，传下的风格，就可看出来。

    谢谢各位同仁和同学。今天讲的题目——从历史看人物，多多少少补足我新出版的《万古江河》一书中没有谈到的一些问题。我一辈子研究的是文化史和社会史，基本上我的著作里没有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只有小民百姓。那我为什么开始谈历史人物呢？因为台湾有一批企业家，他们都是做领导的，常常找我讲历史上的领导，而历史上的领导就是帝王将相。从那以后，我从谈领导慢慢延伸到谈组织、谈管理，最后归结到谈人物。这次我以人物为焦点，看究竟是人创造时代，还是时代创造人？英雄和时代是什么关系？今天我找两个历史人物来谈这个问题：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

    一、中国史学缺少活生生的“传”

    在谈刘邦、朱元璋之前，我想先交代史学上重要的“人物传记”问题。中国史学在世界上是很发达的，很少有其他国家的史学系统有我们那么长，那么完整。二十四史有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纪，是一个划年代的表；志，是专门史；表，是用表格一目了然的方式来讲一些事；传，是依据历史人物的事迹来反映一个时代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是传，人物传记在中国史学占很重要的位置。但到了近代，人物传记非常稀少，而且能读的好传记更少，其原因何在？

    中国史学里的传记，早在《春秋》和《左传》中就可见到。它们在叙事中插入人物描写，尤其《左传》里的人物，写得活灵活现，有些是呼之欲出。《左传》的姐妹篇《国语》，其作者好像就在床底下听话似的，人家半夜里的谈话他都知道。但中国史学并没有因此形成一个独立的传记体裁。

    《左传》和《春秋》关系密不可分。《春秋》最注重人物的褒贬，也就是评定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以及在中国的道德标准、道德系统中，此人物究竟是好是坏。这一特定的功能，为史学的传记造成很大的困扰，使中国文化中多了一种刻板印象。用今天的话讲，人不再是个“人”，人是个脸谱，就像京戏里的脸谱。看戏台上的脸谱，忠奸分明，关公是红脸，曹操是白脸，蒋干是个小花脸，诸如此类。褒贬使得《春秋》的《谷粱传》、《公羊传》，把许多本来不是褒贬的句子，解释为褒贬，甚至做诛心之论。某人并没有那个动机，但《谷粱传》、《公羊传》给它一个动机，再在动机上判定此人在历史上做了或对或错的事。一言之褒，给他一个奖章跟光荣；一言之贬，把他抓到包公的虎头铡、龙头铡上铡一刀。中国史学，不仅拿历史当镜鉴，还把它当作裁判。在中国史学传统内，历史学家是永恒的裁判者，其裁判可永远流传。历史学家有做判断的使命，而且这个判断是依据个人的主观做出来的。

    这套做法，到司马迁有一点改变。司马迁写《史记》，不仅是写文化的通史，还要写当时那个时代他一生所体会的事情。《史记》里写了许多非常逼真的人物和他们的性格，从中可看到极好的人物描述，如项羽在垓下之围，眼睛一瞪，大吼一声，“人马俱惊，辟易数里”。这明明是夸张叙事，人可以倒退几里路，但马绝对不行，非摔跤不可，可是经司马迁这么一写，活灵活现。

    另一方面，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依他的判断把人物归为一类一类，刺客是刺客传，游侠是游侠传，做买卖的是货殖传，打仗打得好的是一种传，打得不好的是一种传。同样是做官，有一类官是循吏，有一类官是酷吏。这种分类法，叫类传或列传，不是一个人的传，而是一堆人的传。司马迁开创了二十四史的重要传统，二十四史的列传比个人传要多得多。同时，司马迁的传里常有他的评语——“太史公曰”，后来的二十四史也有赞。这个赞，不一定是赞美，是评语的意思。有评语，就等于断定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价值、地位。也就是说，太史公写当时的事，继承了《春秋》的褒贬，其归类的办法也与中国政治上的谥法有相当大的关系。从周代开始，除了头两个王，每一个王死后，大臣们以其一辈子的所作所为，公决给他一个周什么王，如定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等。谥法和褒贬是分不开的，分类传统和褒贬传统也有互通之处。于是，历史人物的个性、特征都定性了，一类一类，不再是活泼泼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刻板印象。整个二十四史，只有在《史记》和一部分《三国志》里，能看见活泼泼的人，原因是什么？因为事后修史。司马迁修的是当时史，将当时的所见所闻，直接的印象和听闻写下来，这和隔一个朝代、几个皇帝才修史，引用官书资料或收集民间资料拼凑起来是不一样的。今天，因受到中国传统的束缚，很难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传。

    文学和传记合并起来，叫“文学传记”或“传记文学”，在那里才看得到接近“活人”的传。台湾有一个杂志叫《传记文学》，凭心而说，几十年《传记文学》里所收的文章，真正把人物写活的很少很少，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把史学的人物传记传统充分建立起来。

    二、西方史学更注重私秘材料

    倒过来看西方史学。西方史学，论发达和漫长的延续都不如中国史学，但在传记方面，西方史学有几个重要贡献，断断续续地留下了一些传统。希腊的公共生活是靠讲演来表现，因而修昔底德(Thucydides)写的希腊古代历史，是把当时当地的长篇讲演记录下来，在没有录音机、录音笔，也没有照相机的时代，这种文辞的表现把讲演的风采活生生地记录了下来。罗马的普罗塔克(Plutarch)，把他认为自古到当时重要的英雄都记录了下来，他部分接受了《荷马史诗》中对特洛伊英雄的描述特色，对人物的身体特征花很大力气去描述。反观中国史书，对人物身体特征的描述就不太像“人”，例如：夏禹重瞳，我问过眼科医生，眼科医生说这是白内障；刘邦隆准高鼻，中国人鼻子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孔子头上扁下去，中间凸一块，可能难产的后果。中国史学家对人物physical condi tion (体貌特征)的真正面貌，描写很少。如果叫中国史学家形容我，他们不忍心用太坏的字眼，但事实上我的外形是很糟糕的。

    西方史学这种对人物的描述，到晚近有大转变。心理学家Erik Erikson的两部名著，一部是写马丁·路德，一部是写甘地，都写得活灵活现。Erik Erikson不只写了上述两本书，但这两部书写得确实非常精彩。Erik Erikson是心理学医生，他用心理学家的方式来分析人物，描写的不是physical feature (体貌特征)，而是内心。他特别重视人从不认识自己到认识自己的过程——慢慢进入社会、小学，和其他人来往。他接受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人到十四五岁的春情发动期，此时期性的问题对人的性格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他根据观察，认为认同危机对人的性格有很大改变，而性格影响行为，行为也影响性格。

    从Erik Erikson以来，西文的传记文学非常盛行，也确实写得非常好。我们发现写得好的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专业写传记的，比如美国Barbara Tucker写的传记，把人物写得非常生动。这些西方的传记文学家、史学家，多多少少有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量引用私秘文件：日记、书信、谈话、访问、邻居及亲戚朋友的记载，其中最重要的私秘文件是书信。近代西方史学传记上的篇幅，远超过中国历史中传记所占的比例。西方史学传记所占的位置，甚至与典章制度、事件鼎足而立。典章制度和事件，大都被史学家写成专篇论文，但一般人看历史，无法看专篇论文，要靠历史人物传记作为理解历史的角度。也就是说，一般老百姓的历史理解，是从传记中得来的。假如今天没有金庸，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西南角上曾经有个大理国；很多人不能理解宋朝不是一统天下，而是5个国家同时并存。

    三、重友情、薄亲情成就了刘邦的伟业

    拿西洋的传记传统和中国比较，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纪、传、表、志实际上已经终结，我们已转向西方的传统。西方史学传统以人为主角，并解释历史人物为何有如此的作为。今天我挑了两个历史人物作为例证，一是刘邦，一是朱元璋。我挑刘邦，因为太史公留下了生动的描述，以致我们对刘邦的生平、性格、家世、经历，要比别的皇帝清楚得多。朱元璋为他自己留下了记录，他对做皇帝以前的家世、经历，有不避嫌、不避讳且相当真实的阐述。两份资料，虽不能和西方传记的私秘文件相比，但仍可用。刘邦、朱元璋两人，创造了朝代，影响了朝代的作风，我觉得拿这两个人来比较，可以看出一些东西。

    先讲刘邦。他是小混混出身，父亲是自耕农，不太有钱。兄弟四个，他老幺。老幺从小没管好，到了青年，轮流到哥哥家吃饭，有次嫂嫂听见他来，甚至拿着锅铲把锅铲得哐哐响，表示饭吃光了。父母骂他不成材，不如老二能种田、治家产。因此，刘邦长大后，在乎的是朋友，不是亲戚；他重视友谊，重视打天下的伙伴，而不重视亲情。他打仗时，项羽把他父亲抓起来，在城头上说：你不投降的话，把你父亲煮了吃。刘邦回答说：我们曾结拜兄弟，我爸爸就是你爸爸，你要煮你的爸爸，分我一杯羹。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刘邦确实不在乎他父亲。刘邦做了皇帝后，把父亲从乡下接过来，问的第一句话是：老二治的家产多，还是我这个不成材的老幺治的家产多？起先，他为了装样子给群臣看，还带群臣去给父亲请安，请了两三天后，就有人跟他父亲讲：你儿子是皇帝，他来请安时，你不能这么大剌剌坐着，应该一边扫地一边倒退着走。老父如此一做，刘邦就大为快乐。司马迁把这些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而汉代皇帝的好处是没有把这些细节删掉。

    刘邦在世时，许多功臣都封了诸侯。韩信、彭越、英布三个大功臣，过去是他的敌人，被他统战统来的。后来，刘邦和吕后一起，将这三位功臣都杀掉了，后人把责任怪到吕后身上，这是不对的。刘邦把坏人推给吕后做，可见他亲情淡薄得很。

    刘邦重视臣子、参谋、将军说的话，可以违背自己的决定，然后180度转弯接受大臣的意见。他不是很喜欢大儿子，当小妾生了儿子，便想换太子。太子找了四个白头发、白胡子有名的老头陪伴在旁，刘邦因而认为：自己都招不来的人，竟然是太子的朋友，太子必有一帮人在身边帮忙，因此没换太子。这四个天下有名的大佬，很可能是找人假扮的，因为后来从没看到这四人有什么作为。刘邦死后，吕后专政，吕家的内侄慢慢起来，是谁替刘家把政权拿回来？不是刘家人，而是刘邦当年的老战友周勃、陈平等帮他争回天下。从汉初到汉武帝晚年，功臣集团始终占领政治集团很大的位置。郡太守一定要功臣的子孙担任，宰相一定要封侯才能做，但只有军功才能封侯。后来，不能不用文人为相时，才开始将文人先封侯再做宰相。所以，汉代功臣集团维持的时间远比宗室内亲要长。在汉朝，牺牲大批亲人的例子太多，而牺牲功臣则很少。刘邦曾对哥哥的儿子吴王濞说：你将来要造我的反，要小心。刘邦心里对宗族一直不太相信，对亲戚一直存着怀疑、嫉恨。

    以上，我把刘邦的私人性格和公众行为、历史影响套在一起看，多多少少用了Erik Erikson的方法，但没有完全套用，只是纯粹从刘邦的性格形成，来看他对当时以及后世作为的影响。

    四、重亲情、薄友情限制了朱元璋的视野

    朱元璋跟刘邦一样，是由穷人慢慢打出天下，匹夫为天子。朱元璋什么亲戚都没有，只有他哥哥死后留下的一个侄子，和姐姐死后留下的一个外甥，三个小孩为伴。朱元璋穷得没饭吃，偷鸡摸狗、要饭，什么都做，后来去做小和尚，接着又伙同在凤阳结交的一批哥儿们投军。由于他打架的本事一等一，便在郭子兴的红军做随从的卫兵。在这时候，他认识了郭子兴的干女儿马皇后。马皇后岁数比他大一点，人也不怎么漂亮，但很能干。一个是卫兵，一个是干女儿(就是丫头)，门当户对，两人感情很好。朱元璋本来孤单一人，只有友情，缺少亲情，自从有了马皇后，他体会到什么是亲情。马皇后因而成为朱元璋一辈子最亲近的人。在这一点上，朱元璋和刘邦是倒过来的。

    朱元璋打天下，靠的是淮西一批功臣。他和这批人一起在郭子兴部下，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感情，有依赖，也有冲突和矛盾。他经历过叛变，四无依傍，只有几个非用不可的朋友。他用的几个文人学究，如李善长、胡惟庸，都跟他虚虚假假，真真实实。他没有刘邦那种一起偷鸡、一起烧着吃的忠心朋友，情况比刘邦糟。

    等朱元璋定了天下，儿子早死，留下幼孙，为了保护孙子便大杀功臣。亲情与功臣比起来，朱元璋要保护的是幼小孙子，因为孙子投射的是他早死的儿子，早死的儿子投射的又是他亲爱的马皇后。因此，他因疼爱孙子，尽一切办法帮他清除四周的障碍。明初杀功臣，杀了几万人，连当年等于营长、排长的人都杀，都是莫须有之罪。惟有几人例外：一是徐达，病死；一是常遇春，累死；还有干儿子沐英，世代镇守云南。除了这几人，功臣几乎全被朱元璋杀光。

    比较汉高祖和朱元璋，一个重友情、薄亲情，一个重亲情、薄友情。朱元璋重亲情重到以为只要把儿子分封出去，拥有若干军队，中央有事时，王子每人提3000兵，就可解决问题。于是在通都大驿、战略要地，从东到西封儿子出去，燕王在北京，晋王在山西，秦王在西安，宁王在大宁。他以为兄弟姐妹感情会非常浓厚，一起保大明，但事后证明没这回事。

    从这两个例证，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在长大过程中经历的事情、面对的事件，以及所见的冷暖人情，都会影响他事业成功的过程。重友情的汉高祖，心胸开阔，用人用得宽，招了一堆别人的谋士如张良、萧何等人来做自己的臣子，汉朝的规模因而靠他个人的历史而定。重亲情的朱元璋，圈子打得窄，除了淮西功臣集团外，他在浙东找的文人，包括刘伯温在内，基本上都没听他的话。明朝后来，也没有真正的名臣、贤臣。再者，汉高祖关怀的是全中国，他一路打上来，统战做得好，次要矛盾放一边，集中打击项羽。朱元璋不是如此，他一辈子花最大力气的是荡尽群雄，不是赶元人出去，他像一个穷孩子，有点产业后便抓在手上不肯放，所以要“高筑墙，广积粮，不称王”，不做“出头鸟”，就算打不了第一，也可有粮可吃、有城可守。

    朱元璋的高筑墙，是真的。前几年，我在山西、河北到处看新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一路上看到明朝建的城、庙和官署，盖得真好。值得注意的是，像蔚县县城有四个门，北边有门但门洞是堵死的。这是防守心理，跟人家打仗，却不开门，完全没有攻击开阔的视野。明朝盖万里长城，从山海关一直建到嘉峪关，一条线连在山顶上，意思就是：这是我家的篱笆，我的墙，你别进来，是保家产的意思。明朝始终不开阔，跟汉朝屡次大军出击不一样。汉朝的边功，是十几万的牲口，几万、几千的俘虏，上万的首级；明朝的边功报上来就可笑了，斩首5个，大捷。这两个朝代长期延续的性格，从他们两个开创帝王立下的规模，传下的风格，就可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