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隆重召开

　　　　　　　　　　　　

　　10月21日上午九时，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与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隆重开幕。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副校长王琪珑主持，展涛校长致欢迎辞，历史研究编辑部王和先生、顾颉刚先生晚年助手王煦华先生分别代表会议主办单位和与会专家讲话。在开幕式上讲话的还有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原系主任古伟瀛先生。曾和顾先生有深厚交谊的日本学习院大学前校长、名誉教授小仓芳彦先生因年事已高，不能亲来赴会，特将其《顾颉刚与日本》的讲话制成DVD，在开幕式上播放。会议经过两天紧张、热烈和富有成效的讨论，于22日下午六时闭幕。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动摇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古史框架，特别是其中提出的“大禹是一条虫”的看法，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古史大论战。1926年，顾颉刚先生将讨论的部分文章以《古史辨》为名结集出版，开创了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古史辨”派。
　
　　1992年，李学勤先生针锋相对，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1996年，以这一主张为指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一场席卷海内外的古史大论战在“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重又开启。本次会议将这两派学人聚集在一起，同堂对话，交锋辩难，这在近年的学术界可能还是第一次。
　　
　　50多位来自海内外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有代表性的学者，如谢维扬、廖名春、陈淳、张富祥、吴锐等出席了本次盛会。会议期间，专家们就顾颉刚先生的学术成就和精神人格、“古史辨”与20世纪中国史学、“疑古”学说的认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意义和价值、古史重建的新路向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讨论过程中，某些与此相关的具体问题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关注，有的甚至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如：“走出疑古”影响下的中国古典学究竟是否“堪忧”，“堪忧”的是什么？“走出疑古”的“困惑”究竟何在？疑古、考古与释古的关系如何？怎样正确理解和评价“东周以上无史”论和“禹是一条虫”等问题？流行了八十余年的张荫麟“默证”说是否伪命题？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的局限何在？备受推崇的“二重证据法”是否像一些人所坚信的那样有效，其效用有何局限？故事学方法在古史研究中有何价值？如何处理学术评论中论学和论人的关系，是论学而不及其人、还是论学而兼及其人？等等。如此众多的问题在专家们之间引起一次又一次激烈往复的交锋。期间，有严肃苛刻的批评，也有温柔敦厚的分析；有坦率尖锐的质疑，也有含蓄委婉的劝喻；有宏观抽象的纵论，也有具体而微的考据。会上的正式讨论如海上波澜，会下的自由交流则如山间清溪。两天的会议不仅在学术上有丰厚的收获，而且增进了与会者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本次会议从形式到内容都无愧于“学术”二字。

　　这次会议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富有朝气和潜力的少壮派学者占绝大多数，其中不乏在读的博士研究生。有这么多具有强烈的学术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的中青年学者如此积极而踏实地对中国学术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进行反思和探索，必将对今后古史研究等领域学术风气的改变产生良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