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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学者的学术思想能影响多少学人? 享年93岁的任继愈先生给了我们许多感人的答案。 这位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一生追求真理、传道解惑、开拓科研新路，他的学术思想造就了大批学术俊彦，他留下的学术遗墨启迪着无数后生学子。 学人们一致认为，“任继愈先生以195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标志，实现了他的爱国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者之间历史性的跨跃和统一。” 任继愈先生涉足的领域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的奠基人，是中国学术界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从事学术研究的杰出代表，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社科院大楼内的墙上公布的缅怀任继愈先生的《唁函》这样写到:“任继愈先生自1964年担任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任所长，21年后的1985年卸任，但直到1987年他奉调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迄今，任继愈先生始终是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名誉所长。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他和自己亲手创建的新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宗教学术研究机构形成了无法分割的密切关系，他对我国宗教研究事业的关注和参与更是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说:“任老是第一位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周密地，系统地，创造性地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大师。自古至今，研究过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者、文人、骚客成千上万，但是，满足上述五个‘形容词’的大师级的学者，恐怕就只有任老。”“任老广泛涉猎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各领域。他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奠基作。我写过一篇文章《我国哲学史上的光辉思想——唯物主义的“元气”学说》，其实是学习任老这一著作后的‘心得’。” 学者们指出，1955年至1962年，任继愈先生陆续发表的《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文章，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研究中国的佛教思想，其视野之广阔，分析之深刻，为开辟我国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提供了出色的范例。该研究不仅得到毛泽东“凤毛麟角”的赞誉，还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进入新时期后，任继愈先生努力搭建宗教学研究的基本架构，确立研究重点的起始方向，主持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宗教词典》、《道藏提要》等专门工具书和《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等重要典籍，上马了《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等大型集体攻关项目，创办了我国首份宗教学术期刊《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资料》(1996年改版为《世界宗教文化》)，积极翻译引进国外宗教研究学术成果，持续加强专业图书文献收集和整理工作，发起成立了“中国无神论学会”、“中国宗教学学会”(1988年更名为“中国宗教学会”)并亲任理事长、会长，使宗教学研究从冷门学科蔚成显学，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特别是无神论世界观的研究和传播。 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张新鹰动情地说，1983年至1997年，任先生主持编纂完成了一亿多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他还主编了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担任规模达7—8亿字的《中华大典》的总主编，担任重新校订出版《二十四史》的总主编。特别是2007年，已91岁的任先生启动了预计达2.6亿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工作，并且每周一四都前往编委会办公室，督促检查编纂工作的进展情况。就在一个多月前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申说，十年动乱刚结束，任继愈先生就开始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力求真实地再现中华民族认识发展的进程。在准备这部著作的时候，任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新的划时代的发现，就是:儒教是古代中国的国教。他发表了《儒家和儒教》、《论儒教的形成》、《儒教的再评价》、《朱熹与宗教》等一系列论文，阐述了儒教的性质和教义、发生发展和组织结构等，完成了“儒教是教说”的理论创造。 著名宗教学家杜继文说，任继愈先生注重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10年前，他针对新有神论思潮，不失时机地创办了《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为在新形势下对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学生进行科学无神论教育搭建了一座平台。进入21世纪，他几次致信党中央和有关领导同志，就如何树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世界观、建设无神论研究学科直抒胸臆，得到中央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明确支持。近期，根据他的建议，一个专门的无神论研究机构将在中国社科院成立。前些日子，当告诉任先生这一好消息时，刚从昏迷中清醒的他激动地说，“这以后就靠你们任劳任怨地工作了。” 郭正谊、段启明、申振钰、陈祖平等专家学者强调，任继愈先生是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治学精神和在学术上的贡献必将永世长存，影响一代代后人。 老中青学者们一致表示，要努力学习任继愈先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正确的科研方向、理论研究方向，进一步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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