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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理论室、河北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的“多元文化中的中国美学”学术研讨会，于 一、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学术史的回顾与清理，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都会被研究者重视，对中国美学发展历程自觉加以“历史化”，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待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体现了研究者清醒的历史意识和反思态度，有利于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方向感和原动力。2009年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中国美学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有显著成就，有辉煌历史，也有过困惑和疑虑。与会学者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经历，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美学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与反思，总结了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学发展前景作了展望。钱中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顾了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发展道路，对我国美学创新提出了几点希望和意见。他谈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扩大了美学研究的视野，但伴随着美学的扩界，美学原理如何把握和调整应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他还指出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的美学研究要避免商品经济带来的浮躁之气，应该扎扎实实深入研究下去。高建平总结和分析了建国60年来中国美学发展的三部曲：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是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80年代美学热强调审美无功利和回到康德，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学热退潮；20世纪末到现在，美学又不断升温，呈现出复兴的趋向，如中国美学学者参与国际对话的热情越来越高，在翻译上有很大成就等。他强调现在的美学复兴不是对以前话题的重复，而应实现话题转换，克服伪问题，面向中国，面向世界，采取介入态度，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美学研究。金惠敏则指出，当前的美学复兴应该放置到文化研究和全球化这两个大的语境中来谈。他认为，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最大的变化是大众文化的兴起影响着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美学研究应该立足中国现实，呈现中国特色，并把中国自己的声音传播出去。李世涛梳理了20世纪中国美学的论争史，由此提出当前美学发展的几点建议：提高研究者的精神境界及学养水平，克服研究的殖民化倾向，对中国古典美学资源加以吸收借鉴，加强研究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等。他用“和而不同，共生共荣”来展望新世纪美学的发展。刘悦笛认为，真正对当代中国美学界形成深层影响的是三大哲学思想线索:一是由德国古典哲学一脉相承的“康德—黑格尔—康德化或黑格尔化的马克思”的思想线索，二是“席勒—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思想线索，三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的现代德国思辨哲学的思想线索，这几条主流思想线索里面,并没有分析美学的位置。他分析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并强调要重视分析美学，及时补上这一课。如果说以上学者是从宏观上对中国美学发展历程的纵览的话，那么还有些学者针则对一些个案进行了微观层面的细致考察。徐碧辉分析了实践美学重要代表人物李泽厚理论发展的两个时期：前期是人类学本体论时期，后期论述重点从“类”角度转向“个体”角度，视角向个体生存论角度扩展，而这表明实践美学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杨平梳理了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美育代宗教”说，认为不应当将其当作一个纯粹的美学理论问题来看待，这一命题的针对性很强，应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来理解，而后来的“艺术代宗教”说、“审美代宗教”说等则是这一命题的演变与回应。 二、中国美学发展中的本土化与全球化问题。当前迅猛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给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美学在全球化浪潮中究竟如何发展，成为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刘成纪认为，普遍人性的存在，乃是中西美学互释的基础，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美学研究应该强调对话、多元，如此才能获得最大限度的普适性，才能真正拥有世界品格。周启超认为，美学史上一些大家的著作都贯穿了“多元”的思想，他强调，在全球化冲击下，美学研究的多元思想很重要，多元就是差异和互补，就是多声部、复调，多元需要有一个大开放的心态，多方位的参照借鉴。以此为思路，他反思了近60年来我们对外国文论的引入、翻译、出版是否真正做到了多元、是否简化了多元性等方面的问题。王旭晓认为，中国美学从西方引入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自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始，一直延续至今。在当前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学发展出现了新的转型，这种转型是值得肯定和期待的。她强调指出，在转型过程中，美学基本的东西不能丢弃，中国美学应更多地参与国际对话，并形成中国特色。宋建林不赞成全球经济一体化就必然意味着文化一体化，他认为每一个民族在全球化中都是平等的一员，中国学者应该越来越关注中国美学、中国艺术的民族性，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才能为世界美学建构作出贡献，才能在与世界的对话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文化、文艺、美学如何应对？刘方喜对这一问题作了反思，他强调为中国美学定位，除了应注意中国的民族文化立场外，还应注意美学本身的学科立场，这一价值立场就是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而这种审美自律观的社会立足点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多样性。他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大众流行文化在削弱文艺审美独立性的同时，也在威胁着全球文化的多样性，因而对当今全球过度商业化的艺术发展趋势应有清醒的批判意识。与会学者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美学充满期待，大家普遍认为，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对“文化一体化”保持必要的批判与警惕。在当前多元文化语境之中，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图景之中，我们的美学建设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在与西方对话、交流、互补、互通中，呈现出我们民族的特色，为世界美学的发展作出真正有益的贡献。 三、美学的边界与美的本质问题。作为人文学科领域一支活跃的力量，美学并不完全是书斋中的纯粹学问，它感应着历史语境和现实境遇的变化，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姿态。20世纪末以来，现实的变化促成美学的转型，这使得美学史上一些曾经热闹非凡、争议不休的问题逐渐淡出了研究视野，而一些新的问题被提出并不断被思考和讨论，美学的边界以及美学研究、美学体系中是否还要探讨美的本质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毛崇杰指出，20世纪90年代前后，美学的边界成为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受到了来自下面几个方面的挑战：身体美学、美学伦理化、日常生活实践、科学美学化等，而詹姆逊、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人的思想，乃是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性事件。他强调美学是有边界的，但这个边界是非常复杂的，存在很多不同情况，应跳出美学的边界来看美学的问题。与美学边界问题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被与会学者关注，针对“谁的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发问，大家普遍认为政治和资本是推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幕后力量。金元浦认为，美学不是为学科而建立起来的，而是诸多要素不断排列的结果。任何学科的建设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有利于研究，但也带有滞后性、保守性。在目前这样一个研究范式转换的历史时期，美学的变化是必然的，它必然要越过原有的边界，面向当下现实回答问题。他还指出，后现代主义是极其复杂的，是多种不同话语的群体和集合，存在着多种声音，有解构，也有建构，对其理解不应简单化。美学的边界发生了变化，那么美学研究还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给出一个美的本质？张法认为美学研究要从普遍性开始，但普遍性何在又是一个问题，所以只能从经验、自我开始。他主张研究者要有追求普遍性的胸怀，但却要从特殊性开始。他强调美的规律不能用给美下定义得出，不谈美的本质也可以建构美学体系。他还指出，我们现在的美学体系框架是西方的，中国古典美学进入不了，我们走入了以中国事例证明西方原理普适性的误区。胡海不赞成美是“虚体”而不可定义、“美的本质”是一个假问题的说法，也不同意以“本体论”取代“本质论”而重建美学体系的作法。他指出，美是审美活动、审美心理（美感）和审美对象的统称，或泛指其中之一，美的本质定义即概括审美活动、审美心理和审美对象的特性——非功利、非认知、非理性等。他认为美学体系由美的定义、审美活动论、美感论、审美对象论、美育论、学科论等主干问题构成，其他美学问题均可归属其下。他强调现当代美学消解的不应是美的本质，而是本质主义，本体论不应是重建本体，而是消解作为唯一本质、最高本质、统一本质的“本体”。 四、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当代美学建设中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建国后中国美学的命运始终和马克思主义美学紧密纠结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美学始终是中国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与会学者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历程和特点，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和经典命题。杜书瀛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进程进行了反思，认为马克思美学强调现实主义原则，列宁美学强调的是党性原则，而毛泽东文艺和美学思想主要继承的是列宁美学，是列宁美学在中国的发扬，他还具体分析了毛泽东在几个方面发展了列宁美学。他概括总结了五四以来三个阶段的美学研究特征：第一个30年是群龙争雄的30年，第二个30年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美学发展的30年，第三个30年则是走向多元对话的30年。丁国旗辨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典著作中对错误世界观给文艺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揭示，他们格外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莎士比亚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有时并不一致，但苏联和中国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没能很好理清两者的关系，而辨析和理清作为思想意识的世界观和作为具体实践的方法论的关系，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李进书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主要资源，论述了对审美现代性的四种态度：“批判”、“反思”、“坚持”、“交往和对话”。他认为批判理论应该关注社会的“紧张关系”， 批判的对象有现代性动力（科技和货币）、同一性思维以及现代性主体。“反思”是思维的思维，是艺术的“自我反应能力”，反思的对象有艺术自身和艺术批评。“坚持”是一种信任，相信现代性不会终结；也是一个中介，连接批判、反思与对话、交往。“坚持”的理由在于现代性自身具有超越潜能。在文学活动中，借助作品，作家与读者进行交流和对话，而审美现代性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球性交往和对话。他还强调，这四者之间不是互相孤立隔绝的，大致呈线性发展，有时呈现共时关系。 五、中国美学研究中的其它问题。生态批评、生态美学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出版、发表了很多研究专著、学术论文，党圣元谈到了关于生态美学的6个问题：1、关于生态美学的学科性，他认为不要过早把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学科化，否则就容易削弱其介入性、批判性、反思性和实践性的品格，出现功利性、工具化、封闭性的弊端；2、应在进行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重新阐释的批评实践中，提炼、总结生态美学的理论；3、生态批评、生态美学应在新世纪中国美学建构和文论建设中承担重要任务和职责；4、生态美学应揭示生态危机的哲学文化根源，展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景；5、生态美学应走出传统美学的封闭话语，进行跨学科的交流对话；6、应对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和文化进行创生性的阐释，使其成为生态美学建构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潘天强谈到新纪录电影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他梳理了纪录电影美学思潮的发展历史，以《意志的胜利》为个案反思了纪录片是否真实的问题。他认为纪录电影的真实靠心灵真实去掌握，主观干预要和客观真实有机结合在一起。胡继华谈到了人格美学这一古老问题，认为所谓文化上所谓的“巨人”，是指拥有健康向上人格的人，而以审美方式设置个体这种健康向上的人格，以审美立人，乃是人格美学的基本内涵。 此外，王柯平论述了生命形式与儒家的情理中和观，指出人类的生存困境是相似的，儒家传统的情理中和思想可以为提升当前人们的生活质量提供一种可能的参照。情理中和，意味着合情合理，情与理达到了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牛宏宝回顾了“审美静观”这一国内美学的基本信念在中国美学界形成的简要历史，指出，这一思想由叔本华提出，由王国维引入到中国，在中国的接受过程中，康德审美无利害、无概念、无目的、有共通感的四个基本原则被笼统的说成“审美无利害”。他认为这一有趣的知识化约过程，是由中国美学家的教化诉求决定的。他对这一化约现象进行了反思。彭亚非认为，我国长期缺乏心理安慰机制，这就引起了很多严重的社会现象，如农民工犯罪等问题。西方社会有这样的机制，中国周朝也有，就是孔子的音乐教化。音乐教化可以完成人的道德化过程，使人心理得以安慰，从而移风易俗，最终作用于社会，因此，音乐教化成为心理调适的一种机制，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应有重要启发性。靳大成强调了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中应具备学术史的视野，他以李泽厚为个案，认为将其放置于学术史和思想史这两种不同的历史中，评价会有明显的分歧。他主张我们进行学术研究，应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有历史的同情心。 会议闭幕式由河北大学文学院张培英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高建平作了会议总结，指出，本次学术研讨会虽然规模不大，但议程紧凑，发言热烈，研讨深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2010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美学大会作了一些初步的学术准备，将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美学的发展及不断融入世界美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体参会学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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