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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上午，“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开幕。人民网记者秦华 摄 昨天上午，为期三天的“‘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国际学术探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开幕。来自国内研究机构以及台港澳的知名学者，来自美、加、澳、日、韩等国外大学及研究机构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上午的开幕式。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办，值此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探讨“五四”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议题，既是追怀与摹写，也可以是回顾、纪念与反思，旨在促进“五四”精神内涵的深入探讨，推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化探究的繁荣。 在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致辞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密不可分，纪念“五四”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件大事。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天，北大要发扬“五四”的光荣传统，发扬弃旧图新的改革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智慧认真思考学科研究和文化建设的目标与方向。正值“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希望能与学界各位同仁携手，在“服务国家战略、坚持科学发展”的引导下建设好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指出，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与“五四”相关的思想学说、文化潮流等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陈平原教授希望通过此次会议，学界能够站在新时代的立场，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 23日上午举行了“五四综论”和“五四与现代教育”的分论坛研讨。北京大学中文系严家炎教授认为，“五四”文学思潮作为文艺复兴以来近代欧洲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一种回应，其源头可上溯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根据近年发现的一些史料，在这个源头上，存在着三座标志性的界碑；一是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文学条下用“外史氏”名义所作的一段重要评论，它提出了“言文合一”的理论主张；二是陈季同通过八本法文著作以及给曾朴讲课的若干中文材料，提出了“小说戏剧亦中国文学之正宗”等见解主张，打破了千年来某些根深蒂固的陈腐保守观念；第三座界碑——韩邦庆在189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八十多年前就已得到鲁迅、刘半农、胡适等多位“五四”先驱者的高度评价，近年沪地几位学者更对其里程碑意义作了相当深入和有说服力的阐述。可以说，这三座界碑从理论主张、相互交流、创作成就三个不同方位合力构筑起了立体多维的文学新天地，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汕头大学文学院王富仁教授谈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两大旗帜：民主、科学。这是毛泽东根据“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提出的，此后则被中国社会普遍接受，但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当时的情况和它自身的文化革命的性质进行判断，它实际有四个关键词：自由、平等、科学、民主。这四个关键词各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当时西方文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有关。他分别考察了这四个关键词与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的影响的关系，并在它们此后的演变和发展中分析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成就与不足。 本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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