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中国元史研究会、西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西学院和甘肃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庆贺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蔡美彪先生八十华诞暨“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和张掖两地举行。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学者共105人。会上，著名元史专家、内蒙古大学周清澍教授，著名民族史专家、宁夏大学陈育宁教授等对蔡美彪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给予极高评价。几十年间，蔡美彪先生在范文澜先生编著前4册《中国通史》基础上，主持续编完成了5—12册《中国通史》，完整地记述了从中国远古到清末的历史，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蔡美彪先生忠实地继承了范老的事业，做到了客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史料相结合，渊博与专精相结合，天才与勤奋相结合。他专精于辽、金、元历史，研究涉及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等古文字和民族学、文字学、语言学等领域。编著《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碑刻文物集释》（即将出版），与罗常培先生合著《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主编《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1—4卷）、《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等。蔡先生的严谨治学态度和崇高人品对后学具有垂范作用。

　　与会学者就元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大龙教授在《浅议元朝四等人政策》中突破传统看法，认为四等人划分是对五代至辽金时期北方民族大融合的必然结果，而汉人的不断反抗和叛服不定催生了四等人政策的出台。四等人政策既有维护“大一统”的需要，也是对民族融合成果的一种承认，而以蒙古为国之根本，色目和汉人互相牵制的政策又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重大变化，进而为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创造了条件。那种仅仅以民族歧视和压迫来评价四等人政策及其历史作用是不全面的，也是不科学的。

　　在家族史研究方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在《藏文史书中的忽必烈皇帝》中认为藏史中关于忽必烈皇帝的相关记载涉及忽必烈皇帝的家谱世系、忽必烈与八思巴及萨迦等教派的关系、忽必烈在藏实施的管理措施等，反映了忽必烈与西藏地方政教上层交往关系之细节，体现出西藏地方史家对忽必烈皇帝的认识。中国社科院韩志远研究员在《金元时期的净州天山马氏家族》中探索了一个家族的命运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认为马氏先祖于北周武帝时因战乱自西域迁至临洮，于金初迁徙辽东，又从辽东迁至净州天山，并从此兴盛，后定居中原，忠于金朝。元时部分马氏家族成员倒向元朝，有人被派往南方为官，其足迹也随之远至东南沿海。

　　在社会文化史方面，武汉大学申万里副教授在《元代江南儒士游京师考述》中认为，由于江南儒士政治地位最低，加之科举名额有限，故大多前往大都寻找发展机会，形成了京城江南士人的社会网络，成为大都政治、文化舞台上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为传播儒学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北师大李占鹏教授在《少数民族与元曲创作》中认为，少数民族元曲作家是一个有实力、有成就的创作群体，他们用汉语创作元曲，表现出对汉文化的浓厚兴趣和无限热爱，也反映了他们对汉文化的稔熟和精通，其元曲创作几乎都是佳作，并留下了少数民族生活习惯、民俗风情的印记，为元曲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学者认为元代文化具有多样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并存，萨满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都能得以流传和发展，中华文化与域外文化交流融汇，语言文字、教育、科学技术、史学、文学与艺术等领域皆有创新，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