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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降，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在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理论范式呈现出日益丰富多彩的多元形态。今天，对这些理论形态的反思、考量已是无法回避的课题。回顾文学理论的发展嬗变，描绘理论发展兴衰的轨迹，将为我们提供更为丰富的经验，使我们更加自觉地面对新的挑战。鉴于此， 一、文学理论范式及其演进 文学理论范式从20世纪以来如何演进？南京大学文学院周宪教授通过对20世纪文学理论的发展轨迹描述，区分了文学理论、理论和后理论三种不同的形态，进而解析了其形式主义的现代范式、法国理论的后现代范式、理论之后的后理论范式。他指出，文学理论是在现代人文学科构架中形成的，它强调文学研究的语言学模式和审美特性，因而是现代性学科分化和专业化的产物。理论则是在人类科学语境中诞生的，它越出了文学研究的边界，强调某种“理论的政治”，形成了某种“大理论”。后理论则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境，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后理论一方面更具反思性，另一方面更具多元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阎嘉教授也赞同此种鸟瞰式概述，他认为，20世纪后半期出现的“理论高峰”，结束了追求“纯粹性”和“绝对性”的封闭型的理论形态，产生了各种追求跨越学科边界的“宏大理论”。在这一“理论高峰”之后，出现了理论形态多元化并存的“马赛克”景观。 针对当前中国文艺学界的研究现状，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衍柱教授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一个急剧的社会转型期，文艺学研究中出现了“终结论”、“取代论”、“过时论”、“边界论”等新问题，而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迎接文艺学范式的革命，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历史使命。山东大学文学院谭好哲教授则谈到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范式转换问题。他认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最大困境乃在于从西方近现代美学的移植和改造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美学研究范式已经不再能够适应变化了的新的审美现实，既有的美学理论逐渐失去了往日具有的解释力度和干预效能。新世纪的美学转型不能再度重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学转型的旧有套路，必须由局部性的转型进入到整体性的转型，由替代性的理论置换转向范式性的理论革命。而这种整体性的范式革命首先要在三个方面实现理论认识和思维惯性上的重大突破，这就是实现美学研究对象、美学基本问题和美学学科性质的重新认识和科学定位。 许多学者从局部对文学理论范式的整体转换做了一些描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王一川教授从文艺理论者的社会角色问题入手，把近30年来的文艺理论史大致分为启蒙论、专业论和素养论三种转向。与之相应，文艺理论者也由此分为文艺思想者、文艺专家和文艺素养者。文艺理论者社会角色功能的变化，体现了文艺理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自我调整。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赵毅衡教授则依然关注叙述学问题，他指出，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叙述转向”，应当是历史悠久的叙述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契机，由此建立广义叙述学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兰州大学文学院程金城教授则探讨了文艺人类学的理论范式问题，他认为，我们需要从人类学的“大道理”所包含的“小道理”亦即具体的观点、方法和理论范式中，从人类学的具体研究维度与人类艺术研究对象之间的契合和双向互动中，从总结业已进行的文艺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中，确立文艺人类学自身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生长点。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黄卓越教授则以网络博客写作为例对文学理论范式转变做了微观考察。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近年来文艺理论界的一个热闹话题，它也与文学理论范式转换问题密切相关，此次会议也颇有涉及。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杜道明教授就倡言，文学理论的边界与其被动地被打破，远不如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打通文学与审美文化之间的壁障，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新路。中山大学文学院高小康教授也指出，传统的文学理论是以经典作品为研究对象、以作品链构成历史发展线索的思维和研究方法，缺点是忽略了文学发展的活动过程即文化生态特征。他认为，文学研究的文化生态视野并非简单地在研究中增加社会文化和地理环境要素，而是展开另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文本中心研究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非文本诗学”研究理念。复旦大学文学院陆扬教授指出，“日常生活审美化”关键在于在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发掘艺术的潜质，而不是一味为现代都市美得无以复加的商品景观论证合理性。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邹强博士从快感角度切入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也颇多启发。中央党校文史部范玉刚副教授则指出文学理论的文化研究也要有界限，不能无限度扩容。 大众传播在现代人生活中影响日益深远，流风所及，文学理论也难以幸免。暨南大学文学院蒋述卓教授谈了媒体批评对文学理论范式的影响问题。他指出媒体批评具有追踪热点、着眼于消费、重视商业利益等特点。这对现有的文艺理论范式提出的挑战在于：媒介的作用越来越大；价值标准日渐多元化；话语表达方式也日益多样化。媒体批评是一把双刃剑。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邢建昌教授也谈了大众传播对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影响问题，他更侧重于从负面效应来看此问题。他指出：第一，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媒介化；第二，传播的媒介化，大众传媒的规格约束了理论，通俗化的“伪理论”日益流行；第三，学术评价的媒介化，在媒介压迫下，理论质量标准日益模糊；第四，书斋学者明星化；因此对传媒的警戒是必要的。 来自台澳和国外的学者也或从宏观或从微观谈及文学理论范式的转换。台湾大学外文系廖咸浩教授谈的是红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他运用拉康的话语和主观性理论，并结合禅宗佛教思想，分析在满族征服中国的历史关头被齐泽克（Zizek）界定为“现代主题”的形成。澳门利氏学社万德化教授则做了题为“基于宗教信仰的文学创作和文化”的主题发言。他分析了弗莱的《圣经》源头说、博克的宗教修辞说、布鲁姆的《圣经》注释学和斯坦纳的语言宗教现实论，认为文学应该是人类灵魂圣礼营养。美国凡萨学院刘皓明教授简要地阐发了荷尔德林诗学理论的三个方面：创世庙卷文、诗的灵的演进方式、多调变换，并认为他的诗学理论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宗教对文学理论的影响成了他们把握问题的入思路向。而美国德州大学顾明栋教授主要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文学、语言学、心理分析和符号学理论相结合，探索文学文本开放性问题。巴黎第三大学唐玉清博士则主要分析了法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危机。 文学理论范式的转换无疑涉及对文学理论的知识学追问。武汉大学文学院张荣翼教授认为，文学研究需要一定的知识作为基础，这种知识基础成为文学研究的成果的奠基因素和把握方向的因素。当文学研究去关注它的研究对象时，影响到研究的最终结果的知识基础问题并不在自身的思考范围，这样就有必要对于文学知识本身进行一种知识论意义上的追询。在这种追询中，我们需要追问文学知识的类别、文学知识在回答解释文学问题上的可靠性、文学知识在历史的积累中知识增长的模式等重要的方面。扬州大学文学院姚文放教授则指出，以往人们过于重视文学理论的知识依据，这是不够的，还需考察文学理论的价值背景。他认为，文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对于文学创作、文学文本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于茀教授则谈论了文学理论是认知判断还是价值判断问题。他指出，文学理论作为人文科学，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价值判断，文学理论通过理解和解释，其目的仍然是对文学做出真理性说明，并进而建立关于文学的知识体系。河南大学文学院金惠敏教授则重提基本问题：文学理论是什么？他认为不能把文学理论等同于放之四海皆准的意识形态真理，也不能把文学理论当作形而上学。文学理论是话语，他的价值恰恰在于与作品之间的接缝中。理论不是光，而是作品的影子。南京大学文学院赵宪章教授则关注文学的形式研究。他认为我国的文学形式研究必须吸取西方形式理论的成功经验和教训，要注重文本细读，要避免为形式而形式的形式主义倾向，必须确立通过形式阐发意义的原则。 当然，对目前我国文学理论是否存在范式转换问题，有些学者也提出了质疑。浙江工商大学吴炫教授则认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范式尚处在建设中，还未完成，也就谈不上什么转换。目前关键的不是范式转换，而是生产，是创造。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并没有对文学是什么这种根本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文学其实只是个程度的概念，而不是实体概念；必须注意中国文艺理论的独立品格问题。在本质没有建立之前，反本质是没有必要的；我们还没有建立本质，就没有资格谈反本质。复旦大学文学院朱立元教授也质疑道：中国当代文论是否需要转换？他认为文革前我国文学理论没有创意，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理论引入，成果可喜，但却没有形成大理论，更不存在明显的范式问题，他认为不需要提所谓的“转换”，可以有很多思路和方法，多元共存！可以多种范式共存，没必要追求一种统一。他还重提文学是人学的观点。《文艺争鸣》杂志社主编张未民先生也认为，要从生活的角度来谈文艺学和美学，主张生活美学，而所谓的范式转换并没有很大意义，关键是今天我们怎么看文学！江苏广播电视大学传媒艺术系谢冬冰副教授认为，事实上，我们对西方文艺理论不断介绍，我们并没有真正消化。西方理论在中国没有“换”，只有“化”的问题，如何化，要在用中来体验，看是否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用鲁迅“拿来主义”中所谈的方法。 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学理论 当前，世界文化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颉颃互竞，文学理论置身其中，到底呈现出何种姿彩？与会学者就此也展开了各个角度的描摹。美国美学家舒斯特曼的《实用主义美学》和《生活即审美》等著作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探究颇深。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冯毓云教授着重分析了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美学建构之路径。她指出，舒斯特曼审美复兴的文化间性立场，立足于文化是交互主观地构造与交互主观维持的文化交互性，强调文化间性的视域融合、文化间性的调和整一、文化间性的动态性、过程性。在美学上，文化间性立场预示着：在坚持文化的异质性、差异性前提下，确立生活的多重需要、艺术的多重价值、人的多重选择的合理性。在维护精英文化、高雅艺术的同时，给予大众文化、通俗文化、边缘文化以合法身份。在打通种种学科、学术的森严壁垒的同时，实现审美复兴、审美解放，构建民主艺术。吴炫教授从否定主义文艺学出发透彻地分析伊格尔顿的“政治批评”存在的局限：在“文学”上，优秀的文学是意味模糊的“体验形态”，而伊格尔顿则是以“可观念化”的“意识形态”对之进行切割，这就把文学对现实的“疏离”，误解为意识形态需要而不是缓解意识形态的需要；在“文学性”上，伊格尔顿忽略了以“形象世界”来整合“虚拟”、“想象”、“创造”，从而不能发现这些概念区别于“非文学世界”的界线，而“文学性”既不能还原为“形象世界”中的“文学性语句”，也不能作静态的对象化解释；在“文学理论”上，伊格尔顿始终没有对“历史的”和“地方的”进行清晰界定，这就既难以解释特定时期的文学观为什么会产生“超历史影响”的现象，也难以解释由于历史的循环性而导致一种特定的文学观会不断被后人提起的现象，更难以解释不是任何“历史”和“地方”都会产生自己的文学理论欲求之现象。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张政文教授则指出，谢林的美学重建理性与感性统一，关切思想走向实践、观念返回生活，引发了西方美学的现代性转向，不愧是一位隐姓埋名的现代思想家。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张良丛讲师探讨了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中的立场。他认为桑塔格的反对阐释立场是，反对古希腊以来的内容说，反对过度阐释，主张恢复艺术感觉，这是后现代的理论立场。 厦门大学文学院俞兆平教授探讨了现代性语境中文学思潮的描述与界定问题。他指出，现在高校中文系所使用的《文学理论》教材，其中关于文学思潮（或曰文学类型，例如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部分的描述与界定，均有所欠缺，不够完善。若从现代性视角进行考察，将会发现，它们或是脱离了世界性范围宏大的哲学、美学等历史语境，或是脱离了中国百年来特定的文学语境，由此所做出的描述与界定，往往是片面的，孤立的，其内涵与外延都显得不够稳定与准确。而中山大学文学院王坤教授则注意到后现代思潮与新世纪文学学发展的影响。后现代思潮要终结的，是追问事物本质的旧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其反本质主义思路对文艺学的挑战极其严峻。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其实还有相容性的一面。新世纪文艺学的发展，要注意具体化、分支化；要根据当今艺术哲学的新方向来发展文艺学原理，从追问“什么”转向探寻“怎样”；尤其要注重运用当下成功的作品来丰富、发展创作理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金哲博士则认为明清时期中国自身现代性在思想与文学两个领域交相辉映，并对晚清及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现代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汪树东副教授则指出，超越现代性是人类不可避免的选择，而纯然批判性、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必须渐渐让位于建设性的、创造性的后现代主义，生态世界观、生态文明无疑是超越现代性的最佳选择。生态文艺学的兴起与繁荣具有相当重要的后现代建设意义，它促使文学重新履行对大自然的守护功能，并能够深入地阐释文艺审美本质，也具有促使文艺学范式转换的意义。 音乐、电影、绘画等艺术也进入了文学理论学者的视界中。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陆正兰副教授指出，英国文化学家霍尔提出三种解码方式，费斯克提出“生产性”方式接受了文本发展的第三种解码。她认为文本接受者可以采取一种更为积极的第四种解码方式，在以歌曲为代表的各种互动性文本中特别明显。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文学系张英进教授通过再读早期电影理论，发现早期电影存在追寻都市现代性的感官体验的主旨。而北京大学中文系秦立彦博士主要以张艺谋早期电影为例谈文学作品的电影改编问题。南京大学文学院周计武博士谈的是艺术的终结问题。他指出艺术的终结发生在西方语境下，它内在于现代性危机之中。南京大学哲学系殷曼楟副教授则指出，当以凯奇、沃霍尔为代表的后现代艺术震撼着西方社会时，美学首当其冲地承受了来自于新的艺术实践的压力，由此出现了西方美学视角上的转型，即从“艺术是什么”向“某物为何是艺术品”的转型，换而言之，也就是从“艺术品本体”向“艺术品资格”的转向。新的美学视角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以“美”的范畴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旧有美学格局，并引导美学发展向新的方向发展。四川师范大学毛娟博士则分析了后现代之父哈桑的学术思想。 三、文学理论的历史透视 在文学理论范式转换中，中国古代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该当何为？在对中西文学理论的历史透视中，学者们做出了回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党圣元研究员颇为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意义之生成问题。他高屋建瓴地认为，古代文论的“当代性”问题的提出，首先是针对这种对于古代文论的近代误读，并导致其当代意义被遮蔽而言的。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古代文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还遭遇到一些特殊的瓶颈：如果说不断追逐西潮的一般文艺学遭遇文化无根性危机的话，那么，古代文论研究所遭遇的则主要是知识合法性危机——对此双重危机的同时超越，应是中国当代文艺学整体突破的重要途径，在此境遇中，古代文论的“当代性”将会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其非常独特的时代价值。当代古代文论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的建立，既需要我们继承发扬传统学术，也要在与西方文论相比照、相对话中建构，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有充分的民族文化自信心和认同感，也需要冷静细致的创造性转化工作，就重要性而言，两者都缺一不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袁济喜教授则分析了中古美学嬗变的生命脉动。他认为，中古美学经历了从魏正始之音到西晋年间士人心境的变迁，正始年间的王弼玄学体现为一种人文玄境的追求，注重实体性而轻视当下性，迄至西晋太康时代，郭象的独化化与崇有论兴起，人们关注审美体验的当下性，从而开启了中国古代美学向后期形态演变的路径。南京大学文学院孙蓉蓉教授具体分析了“通变”论与“新变”说的异同，她指出，刘勰的“通变”论是根据文学创作的特点和文学发展的规律而提出的，而齐梁时期的“新变”说则是对当时文学创作中出现的讲究声律、提倡吟咏情性的一个理论概括。这两个理论虽都源自于《周易·系辞》中有关事物发展变化的思想，但“通变”论要求通古今而求变，而“新变”说则趋时尚而新变，因而两者在创作实践和理论观点上都有不同的作品和主张。南京大学文学院李昌舒副教授则雅论白居易的诗、酒与琴及其美学意蕴问题。 至于中国现代文论，厦门大学文学院贺昌盛副教授首先谈到现代中国学术的方法论转换问题，他指出，中国学术之现代品质的确立应当追溯到晚清民初学术研究方法的深刻变革。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是以“载籍”与“考据”作为一般方法而展开的话，那么“桐城学术”对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划分则使传统学术具有了初步的“科层化”的趋向，而民初的“整理国故”运动进一步使传统的“载籍”与“考据”重新具有了现代学术之方法论的意义。与此同时，发生于民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又将学术研究逐步引向了以“立论”为先导的学术路向，并由此形成了以既有理论观念为支撑来统领学术研究的新的方法论构架。正是这种对于方法论取向上的不同选择才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格局。而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金雅教授则针对当前的文学现状与文论实践，提出中国现代文论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特征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与关注：人生论品格与人生情怀，诗性品格与理想精神，文化批判精神与理论建构意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文学评论》编辑部吴子林副编审出语激昂，较为严厉地批判了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界。他认为文艺学的成就近几十年的成果甚微，中国学者都在照搬西方的东西，原创性太差。他还指出研究者要有自己的立足点，要充分开掘传统的理论资源并将其充分内化；理论要与实践结合，回到创作实践，不要只顾构建体系；他还以英年早逝的文艺批评家胡河清为例力倡重返审美体验的文学批评。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徐志伟博士主要谈了对当下文学批评状况的看法。他认为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成了一种文字的游戏，深层原因是批评家们自封于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一套批评范式，而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与社会生活进行良性的互动。当下的文学批评只有重建其与当代生活、本土经验的关系，不断开放其批评视野、丰富其批评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南开大学文学院刘俐俐教授则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谈论汉语写作的优秀民族文学文本的独特价值。河北廊坊师范学院文学院王咏梅副教授谈了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学发展方向的审美心理学分析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尤西林则就语文教育与文学的现代制度保障问题发言，指出这是被文学研究遗忘的一个重要论域。他认为现代的语文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体制化的文学教育，缺少了大规模的自发的文学阅读，这势必导致文学研究的萎缩；甚至当下的成人都不再阅读，这就使文学研究很危险。其实，现在的语文课本内容是被民族文化、意识形态选择过的内容，因此中学课本便成了文学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王峰副教授则阐述了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意义。他认为无论书写或承认怎样的文学史，其实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用现代观念书写的历史），二十世纪早期的文学史不是所谓的“事实史”而是一种基于现代诸种理论对事实的认识和解释，同时也是一个叙事的历史。正是这种对文学史存在形态的澄清，为我们提供了文学史解释模式转型的某种可能性。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是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的，同现代文学史并无差别。他还认为，文学理论其实就是一种文学史的理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乔焕江副教授就新时期初期文学理论的“非政治化”和“去政治化”回应了陶东风先生的研究。他认为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非政治化”和“去政治化”深入探讨，是重建理论的政治维度必不可少的环节，要重建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70年代末80年初，文学理论向内转是“高度政治化”的，但却采取了“非政治化”的方式。 与会学者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建问题。南京大学文学院汪正龙副教授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与重建的方法论的思考，他将马克思主义美学纳入解释学视野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复原与创造的统一。他考察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几种主要的解读路径，指出将马克思关于美学的论述视为包含了问题、准问题、问题系的整体存在，在现代语境中采用多种方法进行视界融合，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解与重建的途径。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杨建刚认为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是一种从对抗到对话的过程。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黄光伟副教授指出，新批评派虽然现在已经式微，但它的方法及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现在仍有意义。他试图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对其进行解释。新批评派将很多思想（范式）包括细读法成果的运用于教学中，使他们的思想得以流传。其实新批评派的“范例”就是一种特殊的批评“模子”，将这种模子在教学中定型，影响后人。新批评派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的方法将对后世批评产生深远影响。《文艺报》专题部王山先生认为形式既包括能指也包括所指，这恰恰是文学语言形式的独特性，他结合具体例子来谈文学语言是双重符号。 四、结语：收获和意义 本次学术会议为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提供了展示学识、交流意见的舞台。大会论题设立得很有代表性和启发性，抓住了目前文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正如党圣元研究员在闭幕式上代表嘉宾致词时所说的那样，这次会议对于促进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创新必将产生积极意义。 从总体上看，本次学术会议不但回顾梳理了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而且及时地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许多学者还就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思路，例如朱立元教授重提“文学是人学”；冯毓云教授在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中看到文学理论重新介入当前现实生活的可能性；谭好哲教授主张应该让文学理论、美学朝向人生批评艺术方向迈进，肯定文学理论的人生价值研究，担当起生活导师之部分责任；吴炫教授从对世界的独特理解角度来谈文学性；吴子林副编审希望重返审美体验的批评实践；汪树东副教授重提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等等。的确，我们的文学理论不应该尽往专业化的死角上高歌猛进，而超越专业化陷阱的最佳途径莫过于重提人生在世问题。我们一般总是只在技艺层面上谈问题，而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道。 哈尔滨师范大学副校长傅道彬教授代表主办单位在闭幕辞中热情洋溢地说，文学理论总是在不断地建构范式和解构范式中发展的。不过我们尚需注意，第一，理论的转换总是从传统出发的，所有转身如何华丽多彩，都是以历史为依据的。第二，理论的转换总是互相联系的，文学理论不可能独立地转换，必须依赖于哲学、宗教、艺术、政治、经济等社会生活的整体转换。第三，理论的转换总是以建构为目标的。正如，有的专家所言，我们未来的理论建构可能是小理论小体系，但是小理论也是理论，小体系也是体系。正像我们住腻了高层建筑，拆除了宏伟的高楼大厦，而在田园山野建筑小巧精致的乡间别墅，但小巧的建筑仍是建筑，仍是建构。他还认为，这次大会的成功必将转换为哈尔滨师范大学尤其是文学院发展的动力。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 于茀、汪树东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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