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是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皕宋楼藏书被日本捆载东去的百年纪念，11月间，皕宋楼的故乡——湖州的文化界名流王绍仁、王增清和复旦大学学者葛剑雄、吴格等发起并举办有关皕宋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有中外学者近百人，盛况空前。有多篇论文都围绕“皕宋楼事件”责任者是谁这个老问题。历来对此多将首要罪责加于陆氏后人陆树藩身上，直到近十来年，浙江顾志兴先生方以曲谅态度论其事。他根据史料，认为陆树藩的售书是因救灾负债，被逼无奈的行为，不能承担主要罪责。我认为这一评论是客观而实事求是的，并写过《关于“皕宋楼事件”罪责之我见》一文，在此次大会宣读。

　　会上还有两位中年学者持不同意见。一种认为首要罪责在清政府的腐败。固然，这次流失藏书，清廷应负一定责任，但非首要。因为清政府自庚子大变乱之后，惊魂未定，巨额赔款的重压和国势的日趋衰弱，于保护古籍，兴办公共图书馆以收藏私人捐赠等重要先进文化事业，所知甚少，而对涉外事务尤有所讳避，所以对陆树藩售书前的种种呼吁，皆未能引起注意和支持。以致国宝外流，清政府应负不作为的政府行政责任。

　　另有一种意见认为“皕宋楼事件”纯是一种商业行为，你卖我买，公平合理。但问题在于这次商业行为是否公平合理，是否合乎商业规则，答案是“不”。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掠夺阴谋。日本从甲午战争幸获胜利后，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而日本学人不断地到中国访书和购书活动，也是这种“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有位专研究日人来华访书问题的钱婉约女士曾深刻地指明：这是日本“关注”中国，渗透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中的折射，是近代中日两国从合作到战争的社会政治的一个缩影。日本学人之觊觎皕宋之藏，实非一日。日人岛田翰于光绪三十一、二年曾数次登楼，见皕宋楼管理不善，而所藏又极合日本需要，顿萌掠取之心，岛田翰曾自我供认说：“顾使此书在我邦，其补益文献非鲜少。遂怂恿其子纯伯观察树藩，必欲致之于我邦。”其贪婪垂涎之态昭然。于是岛田翰一面借清廷尚处于慌乱，乃乘树藩呼救无门之危，对书价一压再压，已失公平交易正轨。一面又积极奔走于日本军阀、政客、财团之间，力促其成。而一旦成交，复以小船偷渡，转装于沪上日轮，扬帆东去，使国人猝不及防。此等行径直若穿窬者流，其卑劣无耻可见。皕宋楼藏书外流之罪责，岛田翰无疑当为魁首。

　　至于陆氏后人即售书经手人陆树藩的责任，则有留存下来的两种具体资料——《京津救济善会图说》和《救济日记》可证。当时陆树藩面对的社会现状是，京津地区因遭八国联军的侵扰烧杀而出现严重灾情，亟待救援。从而，他毅然挺身，各方筹款，不惜借贷，身入险境，其事可敬。事后负债累累，各方逼债日甚，于是先后处理家藏古玩珍宝，厂店亦相继破产。最后方在呼救无门的无奈情况下，为日人岛田翰所诱骗，出售藏书，其情亦可悯。如将藏书外流的首罪加之，则未免不公。当然，陆树藩终有配合岛田翰行为的过错，于藏书外流一事，实难辞其咎。而社会各方之谴责，亦使其心有愧悔，辛亥之际，陆树藩终归佛门，并自题小照说：“佞佛不持斋，何必守三戒，世态本炎凉，人情尤险恶，穰富以济贫，此心无愧怍，魂魄若反真，坦然对天日。”其自赎前愆之至意，已昭然于世。后人论史当以知人论世之心，谅其过错，不能置其为首罪。

　　由此观之，“皕宋楼事件”之主次罪责，当如泾渭之分明：日人对我皕宋楼藏书，久怀觊觎之心，时思以我之宝藏补彼邦之不足。岛田翰贯以日本夺他人之所藏，盈一己库存之国策，处心积虑，以求一逞。凭借庚子奇变之后，清廷心有余悸的背景，乘陆树藩经营失败，救灾负债之危，使用诱骗诡秘之卑劣手段，掠我珍籍，舶载东去，赢得其国人之赞誉，而置陆树藩于千夫所指之窘境，谓岛田翰为首罪，谁曰不宜？时经百年，“皕宋楼事件”似当以友好公道行事。凡熟知甲午以来备受屈辱之历史，历经“一二八”、“七七”之苦难者，无不有还历史以公正之想。前者湖州王绍仁、王增清及张建智三先生曾东渡日本，亲访静嘉堂，以至诚之心，商谈历史旧事，惜无圆满结果，令人怅然。鄙意双方应正式会商，确定保留比例，各有所藏，以示友好相处，共享资源之意。退而求其次，亦当请日方以再造善本方式，制作复本，还我皕宋，既可修复伤痕而免已新建之皕宋楼无所收藏，空有其名；更用以增强中日文化之交流，稍慰中华学人“还我皕宋”之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