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者还就政治、道德方面儒学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进行讨论。有的通过分析儒家对齐法家和晋法家的不同评价以及两汉尤其汉初对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反省,指出以整个中国历史为参照系,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上是以儒家价值理性来纠正法家工具理性,这对于建设法治社会具有启示意义。有的分析了古代中国的民本思想,认为即使受到专制制度的束缚,民本思想本身的合理性依然值得今天吸取,将儒学民本思想和现代民主制度结合起来是可能的。有学者指出,由于盎格鲁-美利坚政治文化的弊端及其全球力量的下降,儒家和道家的观念将对21世纪新的国际政治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与会者还认为儒学在历史上对民族精神发生深刻影响,是与不断对儒学经典作出新诠释相联系的;儒学在现今要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资源,也需要对其经典进行再研究。有学者通过对《春秋》三传的研究,指出人们对于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有误解,其实是“‘礼’亡而后《春秋》作”;方旭东(上海师范大学)认为所谓“《近思录》四子之阶梯”的四子不是指《四书》而是指周张二程,《近思录》编纂并非以朱熹为主,而是朱熹和吕祖谦互相妥协的结果。还有学者对《论语》中“高宗三年谅阴不言”作了考证,指出此话的流行是政治事务的需要使然。另外,还有学者试图结合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通过与西方哲学发展的对照,提出以易为本体构建新的哲学体系。
儒学要真正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构成性因素,还必须经过有效的教育途径影响整个社会。因此,不少学者关注通过有效的教育途径实现儒学价值。有学者认为,在思想性与通俗性统一的基础上,大众媒体和学校教育双管齐下,是普及儒学的基本途径,尤其要发挥学校教育的作用。有学者以儒学的“大学之道”来映照当代大学教育的缺失。他们强调通过教育来落实儒学精神与普世伦理,提出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四方面统一来推动儒学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郭美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