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于2007年9月23日至25日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屈原学会和浙江大学共同举办，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的楚辞专家、学者150余人参加了本次大会。浙江省委常委、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日本秋田大学石川三佐男教授，台湾成功大学陈怡良教授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词，开幕式由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崔富章教授主持。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二十一世纪楚辞学的拓展与创新”，会议共收到论文140余篇，与会代表积极发言，讨论热烈，以下就与会代表的报告作一会议综述。

一、楚辞研究史回顾

在20世纪的楚辞学研究中，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大家学者，如姜亮夫先生、汤炳正先生、林庚先生、褚斌杰先生、郭在贻先生等。他们奠定了近代楚辞学研究的基础，并开创了楚辞研究的新方法和新领域。回顾这些大家学者在楚辞研究中的成果与贡献，并对其进行梳理和概括，对于二十一世纪楚辞学的拓展与创新是非常重要的。

姜亮夫先生从事楚辞研究60余年，对楚辞研究贡献巨大，先后有《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学论文集》《楚辞通故》、《屈原赋今译》、《屈原与楚辞》等著作问世。山东烟台大学的江林昌教授和安徽师范大学的潘啸龙教授分别从不同方面介绍了姜亮夫先生的楚辞研究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漳州师范学院的汤漳平教授则论述了姜亮夫先生对楚语研究的独特贡献。汤炳正先生在新时期的楚辞研究成果丰硕，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大明教授通过回顾师从汤先生学习研治楚辞的往事，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先生研治楚辞的学术精神。复旦大学的徐志啸教授在《林庚先生的楚辞研究》一文中指出，林庚先生的代表性著作《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和《天问论笺》，集先人研究之大成，发前人之所未发，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水平。

　　北京语言大学的方铭教授将褚斌杰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贡献做了一个简要的总结。褚先生一生学术研究的重点，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先后出版有《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先秦文学史》等有关先秦两汉文学史的著作。此外在《诗经》与《楚辞》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白居易研究等方面褚先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浙江大学的周明初教授将郭在贻先生的楚辞研究分为楚辞词语训释、楚辞学史和屈原整体研究三大类，并分别评述，认为郭在贻先生的楚辞研究成果尽管字数不多，但他刊落声华、甘于寂寞，重创造、贵发明，能够在楚辞学界卓然成家。

二、对楚辞文献的研究

楚辞文献研究是楚辞学研究的基础，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浙江师范大学黄灵庚教授的《〈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辨》一文认为，在汉代本无《楚辞章句》十六卷本或十七卷本存在；六朝时期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为十一卷本，《七谏章句》等五卷为王延寿所作；初唐始见《楚辞章句》十六卷本；五代、北宋初期始有《楚辞章句》十七卷本。四川师范大学的熊良智教授考察了阮孝绪《七录》楚辞分类著录的学理背景，文章认为《七录》将楚辞独立为图书部类，是以楚辞作为分体文学总集基础上的一家之学进行的学术分类。这既是阮孝绪《七录》图书分类的体例创新，更反映了魏晋以来人们对文学的独立与自觉的认识与建构。

日本秋田大学的石川三佐男教授利用出土文献考察楚辞作品，为我们探索楚辞真相找到了新材料。“蟠螭纹精白镜”的铭文中“日月”、“愿忠”、“壅塞”、“穆陈（乱曰）”、“精白”、“事君”、“疏远”、“美人”、“窈窕”等语句和楚辞的语句相对应。其语意和楚辞一样，乍一看是地上君臣之间的问题，但其实包含着许多向天上诸神哀诉的内容。“蟠螭纹精白镜”的铭文和《楚辞》主人公的悲愿在“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九章•涉江篇》）中可以看到，达成其悲愿的例子在“登昆仑，入天门，过糟丘，宿玉泉，开蕙观，见仁君”（《焦氏易林》）中可以看到，所以作者认为，在探索《楚辞》真相的过程中，“蟠螭纹精白镜”及相关“渔畋纹规矩镜”、“蟠螭镜”等考古出土资料必须加以高度重视。

将国内外所藏楚辞版本的不同之处加以比较是揭示楚辞文献流传脉络的有效方法。南通大学周建忠教授考论了大阪大学所藏的“楚辞百论”，文章以大阪大学藏“怀德堂文库”以及“怀德堂”与“楚辞”两个研究领域的日文资料为依据，对“怀德堂”、“西村时彦”、“楚辞百种”作了全面研究，既见大阪大学藏“楚辞百种”之概，亦补两国学者研究之缺。浙江大学林家骊教授则考订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马其昶稿本《屈赋皙微》，文章认为马本《屈赋皙微》是其后成书的《屈赋微》的稿本。将稿本与《屈赋微》定本相对校，发现其中相异的字甚多，这些相异的文字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稿本与定本相异；（二）稿本无，定本有；（三）稿本有，定本无。此稿本是稿本是研究楚辞名家马其昶楚辞学研究历程的重要资料，值得引起楚辞学界的重视。

三、对楚辞作品的研究

楚辞作品源远流长，因年代久远，许多问题成为不解之谜，从而不断引发后世对楚辞作品的重新解读。屈原《远游》之旨，近世以来，说者纷纭。关键之处在于篇中“神仙修炼之说、服丹度世之旨”是否确实存在，以及有关文字如何理解的问题。黄冈师范学院的黄崇浩教授认为，《远游》一篇屈原归结于思欲“超无为以至清，与泰初而为邻”，实质上就是要求得精神的“永恒存在”。屈原的这一追求，与其他的追求，只是在哲学范畴里有层次的区别，而无本质的冲突。《离骚》中尚无这一方面的考虑，是因为《离骚》作年在流放之前，去就之事萦绕于心；《远游》思虑至于此极，是因为《远游》作年在流放之中，生死之事萦绕于心。有《远游》一篇，屈原之追求崇高，始毕现矣。

云南大学殷光熹教授的《<楚辞•渔父>考论》一文，考辨和论证了人们对于《渔夫》篇的诸多疑问，例如《渔夫》的作者是谁，作于何时何地，怎样看文中的“问答体”和其中的人称问题，等等。同时，他又对作品中两个人物的不同处世哲学及其思想文化背景作了比较和阐释，说明二者不同的人生处世态度所呈现出的不同的人生境界，从中更能看出屈原形象的崇高美。

苏州大学的王锺陵教授详细解读了《楚辞•天问》中“阳离”一词，文章从原始人类的生死观入手，对《天问》：“天式纵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 数语作出解释。同时列举诸家之说，加以驳正，并举《山海经•海外东经》郭注及《周易•说卦》为据，阐述了“阳离”的意思。

台湾成功大学的陈怡良教授在《<天问>的文学特质及其修辞艺术》一文中谈到，《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为奇特谲怪的一篇，全诗包罗万象，思想性颇高。文章以思想、感情、想象、技巧（文字、形式）四大文学特质来检视《天问》，认为其为伟大的文学创作，亦为旷古绝今之第一等奇文。最后论证了屈原深厚的的修辞功力，并用单章论证了《天问》的修辞艺术。

中国传媒大学姚小鸥教授的《先秦猎兕风俗与<招魂>乱辞的解读》一文，对钱钟书先生关于《招魂》乱辞“君王亲发兮殚青兕”的解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钱先生认为“君王亲发兮殚青兕”即某位胆怯的楚王被“青兕”吓掉了魂，这表明了被招魂者的身份。文章列举《诗经•吉日》、《战国策》、《公孙龙子•迹府》、《吕氏春秋•至忠》有关先秦时期猎兕风俗的记载，指出钱先生的这一看法不正确，依据这一看法所产生的有关《招魂》乱辞的一系列结论都需重新检讨。

《九章•悲回风》是一聚讼纷纭的历史遗留问题。青岛大学的张树国老师经过严密考证，认为《悲回风》由两大部分组成，从开头至“宁溘死以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共48句为屈原所作；自“孤子吟而抆泪兮”至结尾为汉成帝时扬雄所作《畔劳愁》。在刘歆整理《七略•诗赋略》追录并“附益”在《九章》“大尾”《悲回风》之下。

北京语言大学的刘谦功教授从三个方面剖析了“山鬼”的形象及其文化内涵。“山鬼”的形象是极其优美动人而又令人十分感叹的，她所包蕴的文化内涵更是丰富多彩且多层次的，她既是神化的人，也是人化的自然。

四、对屈原思想与身世的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的黄震云教授从周代金文入手探讨屈原的家世，指出朕皇考是西周金文习见的词，用在祭祀场合，有特定的含义。核之《离骚》开始的表达方式，我们可以看出屈原是大夫身份，其父亲担任过伯，也就是相当于州长的职务，名庸，所以叫伯庸。州下为闾，所谓三闾大夫就是州长，采邑在洞庭湖一带，此是屈原家世袭的职务，后来入朝为左徒，放流时回到了采邑，所以渔夫仍称其为三闾大夫。

四川师范大学的毛庆教授将屈原与孔子、老子文化心理进行比较，认为孔子同屈原一样，都形成了大文化观而有着开放的文化心态。所不同者，孔子是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积极吸取周边文化的精华；屈原则是以楚文化为主，努力融合中原文化。屈原与老子同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屈原的文化心理是进取的、发展的，立足楚文化向外拓展形成一种大文化观；老子文化心理则有着前进与退返、创造与固守的矛盾，因关注“天下”及心里矛盾文化观反而呈收缩态势。

贵州大学的梅桐生教授《论屈原的修名焦虑》一文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屈原的情感因素。屈原情感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恐修名之不立”的焦虑，即修名焦虑。产生这种修名焦虑的原因有三：一、屈原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二、屈原存在一定程度的自卑心理；三、现实环境的激烈变化，导致屈原产生焦虑情绪。屈原的自杀，是由其焦虑情绪引发的抑郁症所致。

湖南省溆浦县政协的张昌竹老师从《史记》、《汉书》、《后汉书》、《水经注》、《湖南省志》等史书记载、考古发现和屈原在溆浦的活动以及他的诗作《涉江》的描述，断定楚国黔中郡郡治就在湖南省溆浦县县城南的茅坪。

五、对楚辞源流的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的赵敏俐教授以《相和歌•今有人》与《九歌•山鬼》的比较为切入点，提出了对七言诗源于楚辞体之说的几点疑问。文章认为从本质上讲，楚辞体与七言诗是两种不同的诗体，后者不可能是从前者演变而成。楚辞体在汉代沿着两条线路发展，一种是以楚歌的形式和骚体赋的形式存在，一种是变为散体赋中的六言句式，而七言诗的产生自有其独立的过程。在进行文体影响研究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比较双方在表面形式上的异同，更要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本质特征。

浙江大学的王德华教授论述了骚体“兮”字表征作用及限度，“兮”字及其它语助词在先秦诗歌中的运用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与诗歌的散体化的句式密切相关。随着诗歌语言的骈偶化进程以及五言等诗体的不断实践，骚体句式本身具备了内在固定的节奏与规整的诗行，“兮”字因在句中作用的减弱而出现失落的现象，从而说明判断后世骚体，不能唯“兮”字是瞻，“兮”字固然是重要的表征，但不是唯一的标识。

浙江大学的胡可仙教授以中唐南贬诗人为考察对象，从四个方面阐释了他们的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则理性较强，既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执着的意志；韩愈与李绅则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期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屈原作《九歌》写了湘水女神专章乐歌《湘夫人》之后，杜甫步尘屈原而作《湘夫人祠》诗，金圣叹继之作同题拟杜诗《湘夫人祠》。四川《杜甫研究学刊》编辑部的曾亚兰教授认为这三大家诗歌风格虽各自有别，然相互之间则具有传承关系。将三者笔下的湘妃作分析比较，可以考察所描写的诸湘妃之风貌特征与各诗之内涵意蕴，并探索湘妃变脸背景成因，及三家的传承关系。

韩国东国大学校朴永焕教授的《陆游的屈骚情怀》一文认为，陆游在人格上推崇屈原忠贞；在创作上效法屈原作品；在诗论上提出“悲愤说”；在艺术上追求驰骋幻想。从此可知，陆游对屈原辞赋有着深刻的共鸣，在陆游的创作生涯中，屈原辞赋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我国楚辞学专家曾慨叹“海外楚辞学”是研究分支学科中最薄弱的一支。香港城市大学洪涛老师的《〈楚辞•九歌〉在英语世界的诠释和传播》一文就填补了这个学术的空白：研究英语世界的楚辞学，着重讨论《楚辞•九歌》的诸种问题。文章选定英国汉学巨擘Arthur Waley（韦利）和David Hawkes（霍克斯）的著作为研究中心，探索了以下诸问题：1、韦利和霍克思研究《楚辞•九歌》的因缘；2、韦利和霍克思面对的相同难题，3、韦利和霍克思的判断；4、韦利和霍克思在诗句诠释方面的分歧；5、韦利和霍克思如何处理《九歌》版本异文和训诂问题；6、汉学家的困境与诠释空间。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与会代表提交的论文体现了楚辞学研究正在不断创新的趋势，这与大会的主题——“二十一世纪楚辞学的拓展与创新”正相吻合。

本次会议还举行了中国屈原学会换届选举，选举方铭教授担任常务副会长，潘啸龙、周建忠教授等担任副会长，黄崇浩教授等担任常务理事。理事会推举崔富章、赵逵夫、殷光熹等教授等担任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