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文纷呈现象说明历代词选家未就词文达成共识，并未否定“大江东”词草书碑文是东坡手迹。而持否定意见的仅见于郭沫若。他在《读诗札记四则》中称：“传世有《至宝堂法帖》及《雪堂石刻》载有东坡醉笔《赤壁怀古》……,毫无疑问是假造的。”然而，说是后人“假造”郭沫若也未提出有说服力的史证。这里不妨梳理几条野史文乘供行家辨证。其一是与东坡同时人见过东坡手迹。《艇斋诗话》载，“东坡‘大江东去’词……陈无己（即陈师道、字履常）见之。”《野客丛书》：“淮东将领王智夫言，尝见东坡亲染所制水调词，其间谓羽扇纶巾谈笑处，樯橹灰飞烟灭。……”这两则宋人的笔记应当是可靠的，说明确有东坡手书“大江东去”其事存在。其二是“大江东去”词收入《东坡乐府》，这是最早的苏词刻本，草书词文与《乐府》词文基本相符，异文仅只一处，《乐府》为“谈笑间”，碑文为“笑谈间”。这亦能间接证明东坡手书的存在。其三是有学者从书法鉴定角度证明碑文为东坡手书。如“雪”字上大下小，“年”字四横连笔，“年”、“神”、“早”字的长竖，上粗下细而习惯性偏左，都与《寒食》诸帖风格笔法相类似。其四是王士祯在《花草蒙拾》中，及跋文作者鄂弼都称见过拓帖，并极备赞赏东坡手书神韵，他们都是饱学儒士，并不怀疑碑文是后人假作，而怀疑的仅是郭沫若，因此郭的怀疑并不一定能成立。

    然而，仅就碑文看还有可商榷处。如碑首处“苏长公大江东词”数字一定不是苏氏所写, 因苏东坡不可能称自己为“苏长公”, 而称东坡为“苏长公”者，应是他的朋友或弟子辈，勒石刻碑者应是他们中人﹙或后世好事者亦未可知﹚。然而能见及的野史中, 不见记载原件由何人收藏，何人主持勒石刻碑, 最早的“大江东”词碑立于何处? 又如持有拓帖者鄂弼为何许人, 已难详考, 更不见其交待拓帖之来龙去脉。若能对“大江东词”草书的流传过程有所了解, 则对其真伪的辨析就能提供更有力的史证。

    考证此事学术意义虽不甚大，但并不失为文人雅趣，尤其是东坡墨宝为书法珍品，有识者何乐而不为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