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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说三分”起源新考(1)-文化研究
来源:  作者:胡小伟  点击:次  时间:2001-08-19 00:00于哲学网发表

 

四 北宋军队中的关羽崇拜

至于关羽崇拜的风俗为什么会在西夏前线出现,也有踪迹可寻。我曾写了一篇《宋代的二郎神崇拜》30,比较了《宋大诏令集》关于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围困延州,并俘获赴援宋将刘平、石元孙,导致宋军在西夏前线的第一次重大失利,在一场不期而遇的大雪解救了宋军之厄之后,宋廷曾有几次诏书封神。据《宋会要辑稿》,最初同年五月的《封嘉岭山神诏》,说是“范雍祷嘉岭山神,其夜天大雪,又城上若鬼神被甲之状,贼遂惊而退”。其夹注言:

唐天成二年正月,唐刺史高万金因祈雨有应立庙,赵元昊入寇,刘平战殁,围城将陷,范雍祷于神,夜大雪,城上有巨人被甲之状,虏惊引去。元丰五年王师西讨,盛冬无烈风大雪,米脂之战,军大克捷。31

而在后来的《昭惠显灵王封真人赐中书门下诏》中,这次战役侥幸不败的原因,已被描述为:

门下:天下有道,聿多助顺之体;圣人成能,斯极感神之妙。昭惠显灵王英明夙降,变化无方。治水救民,本上穹之所命;纪功载德,有往牒之具存。肇自祖宗,间兴师旅。能施云雨,复济阴兵。致殄羌戎,备昭灵迹。比濯征于夏寇,乃克相于天威:雷霆声震于敌城,人物飙驰于空际。荡平巢穴,肃静疆陲。矧兹京邑之繁,尤被福禧之广。册封王爵,血食庙廷,尚仍祀典之常,昌侈天真之贶。宜更显号,以示钦崇。可改封昭惠显灵真人。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32

降临之神已非延州土神,而是赫赫有名的西蜀灌口二郎,其神功则俨然唐人描述的密宗战神毗沙门天王,或后世的中国战神关羽了。随后又传播各地,《东京梦华录》卷八曾有“(六月)二十四日川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的大段记叙,可以参看。至于关羽崇拜与毗沙门、二郎神的关系,笔者另有《金代关羽神像考释》一文详细考订33。事实上沁县关庙立碑之后不久,张商英在《关三郎庙记》把关羽父子与李冰父子连类而及:

李冰治水患,庙食于蜀之离堆,而其子二郎以灵化显;云长死国事,神凭于楚之玉泉,而其子三郎以英异著者。 34

此即前线关羽信仰向内地传播的一个信号。靖康金兵南下西进时,西夏前线的宋军曾抽调精兵猛将,或者鏖战于河东,或者“勤王”于京畿,结果镇洮军节度使种师道兵败病卒,麟环庆路的多年经营亦一旦归于瓦解。据《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七:“辽故将小呼鲁攻破麟州,知建宁寨杨震死之。”“夏人陷怀德军,知军事刘铨、通判杜翊世死之。”“金人破陕州,武经郎、权知州事种广死之,统领军马刘逵战死。”其中的勤王将士南渡后又成为抗金主力,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六有“宋南渡诸将皆北人”条,列举南宋诸帅如张俊为凤翔府成纪人,韩世忠、张宗颜皆延安人,刘 钅奇 德顺军人,吴蚧、吴璘、郭浩皆德顺军陇干人。又刘光世保光军人,曾为鄜延副总管;杨沂(存)中即麟州死难守将杨震之子,郭浩曾为环庆路第五将部将。他们又把关羽崇拜扩展开来。唯其如此,在建炎二年(1128)正月金兵挟踏破汴梁之势,正在蹂躏京畿,包围长安之际,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真秘阁谢贶提点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狱公事,专切总领招捉贼盗。先是有撰《劝勇文》者,揭于关羽庙中,论敌兵有五事易杀:“连年战辛苦,易杀;马倒便不起,易杀;深入重地力孤,易杀;多带金银,易杀;作虚声吓人,易杀。各宜齐心协力,共保今岁无虞。”贶得而上之,诏兵部镂版散示诸路。 35

应当就是出自这些由西夏前线赶来“勤王”,且又崇尚关公之戍边将士之手。此年高宗确曾颁诏加封关羽为六字之“壮缪义勇武安王”,《诰词》云:“肆摧奸宄之锋,大救黎元之溺。” 36 也肯定了他在抗金中护国安民的功用。这些将士还把西夏前线的祠庙一直带到临安,《咸淳临安志》言:

旌忠庙:在丰乐坊,俗谓“三圣庙”。按神一姓高,名永能,绥州人;一姓景,名恩谊,晋州人;一姓程,名博古,河南府人(程氏子孙今有居饶州者)。元丰元年同为统军,力战于银川,挺身抗寇以没,始配食于凤翔府和尚原。宣和间方腊寇睦,讨捕者祷于神,凯还。奏闻,始封侯。中兴初,屡以助顺讨贼功,赐庙曰“旌忠”,加封六字王。嘉泰初以平潮着灵,加王八字:一曰忠惠顺应福佑善利庙,旧在清冷桥北。绍兴十九年杨殿帅存中申请,以“旌忠”赐为观额。后因德寿宫门拓,徙建今处,即觉苑寺废址也。自嘉泰辛酉至淳壬子,观凡三毁,惟庙岿然独存。37

也属于“肉身成神”,激励后人的榜样,类同当时的关羽崇拜,不过后世不传罢了。与此同时,西夏前线战事与“关羽显圣”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元人同恕《榘庵集》卷三的巩昌府《关侯庙记》,其中提到:

相传金大定间38 ,西兵潜寇,城几不守,乃五月二十有三日,见若武安状者,率兵由此山出,贼骇异退走。随即其地而祀之。今他郡皆祀以十三日,独此邦用是日,答神贶也。

“武安”是宋徽宗加于关羽之封号,金代仍之。说明金兵也沿袭了宋与西夏作战每以“降神助阵”,夸言胜利的做法。大定是金章宗的年号,此前由于完颜亮征发数十万大军南下伐宋,北方兵力空虚,故武势正张之金兵,亦须借宋兵之神护佑一方。盖缘西夏宋军前线崩溃后,宋军也有降金或西夏者,把这个传统继承下来。

五 北宋军队的关羽崇拜与“说三分”起源

沁县崇建关羽庙宇的碑刻,已把北宋西夏前线的三位高级将领狄青、郭逵及王文郁联系在一起,究竟是出于偶然,还是一种军中的崇拜风习呢?值得思考。笔者再加一层考探,这就是治文学史及小说史经常引用的苏轼《东坡志林》中耳熟能详的一段话,以塞其实:

王彭尝曰:“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之泽,百世不斩。彭,恺之子。辜式吏,颇知文章。余尝为作哀辞。字大年。 39

自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此而来,尚未见到学者认真考证此语究竟叙述的是何时、何地的现象,讲述者王彭又是何等样人物。往往一言蔽之,当作汴京市并所见景象。这不但模糊了话本及说话艺术的发展历程,也含糊了关羽崇拜在北宋的形成和扩展过程,故不能不为之一辨。

首先需要查实的,是苏轼究于何时何地,结识了这位叫做“王彭”的人物,这个答案其实就在苏轼文集中。《东坡全集》卷九十一《王大年哀词》:  

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居相邻,日相从也。时太守陈公弼驭下甚严,威震旁郡,僚吏不敢仰视,独公侃侃自若,未尝降色词,公弼亦敬焉。予始异之,问于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宁军节度使全斌之曾孙,而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讳恺之子也。少时从父讨贼甘、宁,博战城下,所部斩七十余级,手射杀二人,而奏功不赏……其后君为将,日有闻,乞自试于边,而韩潞公、文魏公皆以为可用。先帝方欲尽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谠,以文学议论有闻于世,亦从予游。

也就是说,王彭为宋朝开国时奉命征蜀之大将王全斌的嫡系后人,苏轼密友王诜实为其侄,著《唐语林》的王谠则为其子 40 。其父王恺所管武胜军为秦凤路重镇,治所在熙州(今甘肃临洮),正是对西夏作战或者进行茶马贸易的冲要之地。这里早已是民族聚合纷争之地,故唐时即有“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诗歌。说来王恺(凯)也是个人物。曾巩《隆平集》卷十六《王全斌传》附传:

曾孙凯,字胜之。其祖审钧,全斌子也。审钧以击贼而死,其子遂徒居京兆。家富于财,凯日散施结客,与少年驰猎南山下,或逾月不归。民有讼其践田苗者,收至府。寇准守京兆,见而奇之,乃言于朝廷,以全斌平蜀之功,而审钧复死,于忠义当录其后,遂除凯三班奉职,累擢门祗候,镇定、邢、赵都巡检使。元昊反,徙监麟州兵,以功迁至节度观察留后,马军副指挥使。卒年六十六,赠节度使,谥庄恪。子缄、彭。

《宋史·王全斌传》亦附恺(凯)传,备记他长年征战西夏前线的经历。则王彭“少时从父讨贼”事,当在宝元元年(1038)李元昊称帝以后;“为将自试于边”,蒙韩琦、文彦博赏识,则应在康定至嘉祐(1040—1058)韩琦、文彦博相继主掌兵权之际。此后即任凤翔“监府诸军”军职。可知他一生经历尽在边关风尘,年资应较狄青稍后,而与郭逵相若。

此外苏轼友朋记载独多,如范纯礼、张耒、李等都于三国故事包括关羽事迹的流传都有描述,但不仅时间上较苏轼为后,亦且可能受到他回京后转述王彭讲述情况的影响41。前述李汉杰元丰碑文虽也说及“迄今江淮之间,尊其庙像,尤以为神”的说法,但亦未言“说三分”风气,也显非出自京师习俗。此当沿袭唐代当阳玉泉寺佛教崇拜而来,笔者已有另文论述,不赘42。

按高承《事物纪原》卷九《博弈嬉戏部四十八》“影戏”条尝言: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异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 四库本《事物纪原》馆臣提要,曾据赵希弁《读书附志》及陈振孙《书录解题》言,高承为元丰时开封人,于是论者每以高说为汴京之市井形态。其实高承虽与苏轼同时,但生平未详。南宋陈振孙已言明“《中兴书目》作十卷……凡二百十七事。今此书多十卷,且数百事,当是后人广之云云”。四库辑录时还注意到:

今检此书凡一千七百六十五事,较振孙所见更倍之,而仍作十卷,又无项彬原序,与陈、赵两家之言俱不合。盖后来又已有所增并,非复宋本之旧矣!其书向为抄本,明正统间南昌贡生简敬始以付梓印行。

现存《事物纪原》本屡引《宋朝会要》言事,即是后人广益的明证。按宋朝曾设置“会要所”专司其职,而且前后重修续修《会要》达十余次,成书二千二百余卷,但并未刊行。元灭宋后稿本北运。始诏阿鲁图、欧阳玄、张起严等总裁编撰《宋史》,其资料亦取于宋纪《会要》。明代修撰《永乐大典》也曾将《宋会要》中史事“别来列于各韵”。故可推断这部分条目应当出于宋后。何况《事物纪原》此则言“宋仁宗时”而非“我朝”或“仁宗时”如何如何,显非北宋人的口吻,而“谈三国志,或异其说”等说法,也有可能系南宋甚至元人的追溯,自不如苏轼纪事来得准确。

苏东坡是于嘉祐六年(1061)因考制策,列为三等,由汴梁分发,出任陕西凤翔府判官的,时年二十五岁。如果“途巷薄劣小儿”喜听三国事,果然出自汴京市井,何劳王彭转述,而苏轼居然也大惊小怪,作为异闻,载诸笔端?其次是北宋边关虽以堡寨为主,尤其是各路指挥机关所在地常年驻守,军官家属渐成聚落,居民数量也日渐增多。我们该记得《水浒传》开首写九纹龙史进“夜走华阴道”想去延安府投奔王教头时,路过华阴县,“便入城来看时,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见一个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并在这里遇见了小种经略府的提辖鲁达,以及卖艺为生的开山师傅打虎将李忠,结拜兄弟,从而引出了“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据李焘《长编》记载,元丰五年(1082)秦凤路提举保甲司已说:“本路义勇并改为保甲,其间多有一家男夫五人以上成丁者。” 43有研究者据此推断说:“如此,则一家男丁加上老稚男人和至少三位妇女,其户口则(每家)多有十人左右者。”44可知在前线地带也有居民家庭,确有可能出现“途巷薄劣小儿”及以说话为生的艺人。又《宋史·儒林二·何涉传》载:“(涉)所至多建学馆,劝诲诸生,从之游者甚众。虽在军中,亦尝为诸将讲《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横经以听。”钱锺书则进一步指出:

《左传》记言,而实乃拟言、代言,谓是后世小说、院本对话、宾白之椎轮草创,未遽过也。 45

实际上是以《左传》为后世讲史演义、小说戏曲的滥觞。苏轼为司马光撰写的《行状》中也说:“先生七岁时,凛然处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旨。” 46司马光虽非“薄劣”,但当时总还是“小儿”,喜听故事,且从中学习明辨是非。三国故事最初也是以擅长兵法战例而为士卒小儿喜爱,以此观之,其以“说三分”成为宋人讲史演义之始作俑者,也不是偶然的了。至于此后苏轼正统观念由“帝魏”转为“尊刘”的过程,以及其友朋对当时关羽崇拜记叙独多的情况,另文已叙,不赘 47 。

按嘉祐年号共计八年(1056—1063),苏轼转叙王彭述“说三分”事在“嘉祐末”,这个时段正好亘贯在皇祐四年(1052)狄青“率鄜延、环庆、泾原路蕃落、广锐军”征侬氏,与熙宁九年(1076)郭逵“请鄜延、河东旧吏士自随”伐交趾两事之间。此后三国故事进一步在前线地区传扬,政和七年(1117)永兴军《解州闻喜县新修武安王庙记》亦言及“王(按指关羽)之行事,其忠节勇功,炳若丹青,乡人之所详闻”。其中就包括“王以义从昭烈帝,与飞为御侮,恩顾虽厚,未尝鲜礼,誓以其死,以事先主,可谓忠矣!至于率众攻曹,水溃七军,斩魏诸将,群盗畏服,威震华夏,曹公避锐,可谓勇矣!观其曹公感义而坚不能久留,虽图报曹公而委心于先主,终始不变,卓然过人”48。实际上已经概括后世三国故事中关羽事迹的轮廓。考虑到树碑者亦多为当地弓级捕盗等准军事人员,无疑是军队信仰的延伸。

归纳以上意见,我认为宋代关羽崇拜及“说三分”,最早应当出于宋军西夏前线,戍守之将士及其子女是其最早的听众群。宋徽宗时代汴梁“说三分”的风气,如同二郎神信仰一样,也是由边关传播过去的。 

注释

①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六,第41叶。题为《汉寿亭侯庙记》。

②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所冯俊杰主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页。

③提交2001年涿州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辑入该会论文集《关羽、关公与关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

⑤《剔银灯》,《中吴纪闻》卷五,载《全宋词》第一册,中华书局校点本。

⑥《读蜀志诗》,《王临川集》卷三十三。

⑦《宋文鉴》卷九十九。

⑧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第二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29页。

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一百一。

⑩《涑水记闻》,中华书局校点本,第258页。

11蔡□《铁围山丛谈》卷二,中华书局校点本,第34页。按蔡为北宋末年权相蔡京最为宠爱之季子,靖康元年蔡氏一门因误国被远窜,蔡 流放白州(今广西博白县)并死于斯。白州境内旧有铁围山(在今郁林县西南),可知此书为其远窜后作。于广西民俗故事的记载,亦当得知于地方耆老。

12此中肯綮,笔者已在《天书降神新议——试论北宋与契丹的文化竞争》中有所辨析,载《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春季刊。

13刊于江苏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1期。

14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言:“汝南人相传,诸葛亮居隆中时,友人毕至,有喜食米者,有喜食面者。顷之,饭、面俱备,客怪其速,潜往厨间窥之,见数木人舂米,一木驴运磨如飞,孔明遂拜其妻,求传是术,后变其制为木牛流马。”可知三国传说在当地已很流行。

15所谓“交趾入侵”另有隐情。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三云:“熙宁中,朝廷遣沈起、刘彝相继知桂州,以图交趾。起、彝作战船,团结峒丁以为保甲,给阵图,使依此教战,诸峒骚然。士人执交趾图言攻取之策者,不可胜数。岭南进士徐百祥屡举不中第,阴遣交趾书曰:……不若先举兵入寇,百祥请为内应。于是交趾发大兵入寇。”并注明“郭帅云”,亦即郭逵所言(第248页)。暗示这次战乱是熙宁新政急于拓边的结果。

16《宋史·郭逵传》。

17《邵氏闻见录》卷八,中华书局校点本,第83页。按邵伯温(1056—1134)字子文,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邵雍子。身历王安石变法、元祐党争及靖康之变,感慨良多。《闻见录》为其晚年之作。

18《宋史·郭逵传》。又《邵氏闻见录》卷八亦以狄青、郭逵、杨遂、苗授“四人者其功业、智勇、贫贱、遇合略相似,故并书之”(第84页)。

19《宋史·郭逵传》。

20《宋史·郭逵传》。

21《宋史·地理六》:“邕州,下,都督府,永宁郡,建武军节度。开宝五年,废朗宁、封陵、思龙三县。大观元年,升为望郡。”

22现存桂林市龙隐岩摩崖壁上。该碑刻高二尺六寸,宽一尺八寸,真书径一寸五分。此则材料承桂林市桂海碑林博物馆馆长刘玲双女士提供,谨此致谢。

23《法运通塞志》第十七之十二,《佛组统纪》卷四十五,《大正藏》卷四十九,第409页。笔者另有《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1995年,载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及《金代关羽神像考释》(1999年,载香港《岭南学报》复刊号)讨论到这个问题,以其牵涉甚多,不赘。

24乾隆《广西通志》卷四十二《祠祀》。

25周去非《岭外代答·并边》曾言“静江属县,半抵 峒。猺峒者,五陵蛮之别也”。这是南宋叙述广西地理风物的专书,署“淳熙戊戌(1179)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记”。

26参。但据乾隆《广西通志》,该庙“旧名协天祠,明成化十三年建。国朝康熙二十九年修,康熙五十九年知县王 重修”。

27《柳河东集》卷二十三。

28郭汝瑰等编写《中国军事史》第三卷,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07页。

29沁县春秋时置铜 ,秦汉属上党郡。据《宋史·地理志》,太平兴国四年(979)于铜 县之乱柳石围中建威胜军,视下州。移铜 县来为军治。

30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主办《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31《宋会要辑稿》礼二○,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8—89页。

32《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校点本,第491页。

33载香港岭南大学《岭南学报》1999年复刊号。续后有大量增补,待刊行。

34该记末署“大宋元祐丙寅年(1086)良月既望”。文本据康熙刻本《关圣灵庙纪略》卷三,第53叶。承湖北当阳市文化局原局长兼关陵文管所所长姜耀南先生提供影印件,借此致谢。

35《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十一。

36《乾隆关帝志》卷一,第66页。注明原出《荆门志》,《诰词》仅存两句,“余文缺”。

37四库全书本《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二,《祠祀》二《节义》。又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一“旌忠观”言:“绍兴元年宣抚处置使张浚札子:据吴 陈诣:陕西出兵自来祈祷三圣,屡获显应。乞于凤翔府和尚原立庙,赐‘旌忠’庙额封‘忠烈灵应王’、‘忠显昭应王’、‘忠惠顺应王’。三年,张俊、杨存中、郭仲荀用己俸于临安府塔道桥东立庙。绍兴十九年改赐观额,三十二年徙于觉苑寺故基。”涉及诸帅俱为陕西军人。关羽及二郎神祠庙亦在临安联袂而建。《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土俗诸祠”:“清元真君、义勇武安王庙:在西溪法华山。绍兴二十七年建。一在半道红。”《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二十“土俗祠”:“义勇武安王庙及清源真君庙,在西溪法华山,一在半道红街。”又“东都随朝祠”:“二郎神,即清源真君,在官巷,绍兴建祠。旧志云:‘东京有祠,随朝建之。’”明言信源于汴梁,随宋室南渡而来。

38金代大定年号跨越十九年,为1160—1178年,后距沁县关庙建庙将近百年。

39苏轼《东坡志林·怀古》,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东坡全集》卷一百一。

40《宋史》列传第十四《王全斌传》:“(凯)子缄。缄子诜,字晋卿,能诗善画,尚蜀国长公主,官至留后。”不及王彭。另四库馆臣撰写《唐语林》提要时,对王谠的身世仍不了然。笔者另撰有《关于王彭家族及其与苏轼的交游》(待刊),限于篇幅不赘。

41参拙作《“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

42《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载《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95年版。

43《长编》卷三百二十四“元丰五年三月丁酉”条。

44程民生《宋代家庭人口数量初探》,《浙江学刊》2000年第2期。

45《管锥编》第一册,第162页。案《春秋左氏传》本为将帅必修之课。钱锺书尝论及“古之‘名将’而‘精通’《左氏传》者,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一三曾标举之,关羽、浑 、狄青等与焉”。可参《管锥编》第一册,第355—356页。

46《苏文正公集》卷三十六《司马温公行状》。

47参拙作《“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中论及三国故事在北宋的流传,以及宋代说话与讲史演义的演变等事,可与本文互相参证。

48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十七(清刊本,第434—439叶)。署“颍川阮升卿撰,汴阳吕唐叟书,江夏李师哲篆额”。按胡聘之字蕲生,天门(今属湖北荆门市)人。光绪年间曾继张之洞任山西布政使及巡抚,主持山西新政。任上辑有《山右石刻丛编》四十卷,共收后魏正光四年(523)至元代至正二十七年(1367)间山右(今山西)石刻七百余通。又按《宋史·地理三》:“后分永兴、保安军、河中、陕府、商、解、同、华、耀、虢、 、延、丹、坊、环、庆、 宁州为永兴军等路,转运使于永兴军、提点刑狱于河中府置司。”闻喜作为解州的属县,也是这个前沿大军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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