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七律及其他
说之诗歌“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是就其总体特点而言，具体到各种体裁，又自有其不同面貌。
他的五律，相对于其他各体来说，算得上最爱使用自然意象的诗体，如“枕静泉声细，帘疏风影长” （《秋阴》） ，“潮生芳草远，鸟灭夕阳空”，“梅短娇含雨，莼丝懒倚风” （《见诸公唱和暮春诗轴次韵作九首》之二、之三） ，“寒雁背潮去，钟声随雨来” （《枕上作》） ，“岚远疑无象，潮平似不流” （《江暮》） ，“细雨能输酒，轻风不隔琴” （《春初》） ，“鱼跃远池响，萤飞深竹明” （《夜坐》） ，“莲房随月倚，萍阵信风来” （《日暮池上》） ，“日高鸡在树，风静雁抛芦” （《何意》） 等，皆写景如画，虽然比起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不算什么，但在说之各体诗歌中却显得格外秀丽，可惜他的五律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少有浑然佳篇。
他的五古，多作于靖康之前，有相当部分作于青年时代，且多唱和次韵，免不了斗奇竞险的痕迹，如他谦虚己诗不如别人时所用的比喻“分在婢子科，何以能追攀” （《还资道斯立诗卷》） ，他将山的纵横形状形容为“横如剑出泥，纵若月退蚀” （《洗山》） ，他在《和胡少汲游山》中的满纸用典等，都让人啧啧称奇。他的五古学杜甫，多用来述志、记事和赠别，与多用来表现田园山水题材的传统五古不同，它在审美趣味上不求恬淡，但求深峭。如《枕上闻蛩忽久不鸣》:
促织复促织，尔实借我职。语我以诗书，觉我以道德。胡然久不鸣，似知不如默。默而如见容，实惟已失则。不见容而疑，岂不云大惑。智或神于蓍，梦有不待卜。秋风日已高，太白光如植。予岂默默时，杀身徇吾国。
诗人由蛩声忽然不鸣引发联想，促织之鸣好像是在谈论诗书道德，但现在却久不闻声，似乎知道斯世难合时宜，不如沉默。但沉默全生就意味着放弃自身原则，因为不见容于世就怀疑动摇自己的立场才是真正的大糊涂。未来的事情有些是不可预知的，还是乘着秋高日暖，能鸣则鸣，为了国家宁愿牺牲生命也决不沉默。诗人复杂痛苦和矛盾激烈的内心独白借着虫鸣这件生活小事被曲折传达出来，全诗体现出一种对内在思想活动的准确深刻地把握。他的《趋府马上悠然思陈无己三兄成诗寄之》、《无己初除正字以诗寄之》、《始到无极作》、《大热戏作》、《初到鄜州感事》、《书触目》、《恨契诗》、《舟子语》等也都是较有特点的尝试。但说之的五古也有跳跃过大，芜累生涩的弊病，在内容的丰厚度上有所不足，不能成为其代表性的诗体。
他的七绝，有二百九十余首，占其诗歌总量的近三分之一，题材广泛，几乎无施不可，艺术上具有一定特点。如他特别善于借题发挥，利用双关、歧义等手法进行意象嫁接:“我忆故人头更白，故人梦我眼犹青” （《高邮忽见叔易嵩山下所寄绝句次韵和之旧所作不次韵也》） ，“白”、“青”二字皆双关，“白”隐喻着为相思而白头，“青”隐喻着友人对我情谊未改、更加赏爱。“楼上角声山上月，共人割据一端愁” （《枕上》） ，由城楼角声联想起角的形状似刀，是听觉联想，天上弯月如刀则是视觉联想，愁似具有形状，这是心智联想，三种意象嫁接一处，愁绪便仿佛被角声、月色切割下来，想象颇为神奇。
他的七绝还善于议论，有的议论一语中的，颇为尖锐。如《絮被》诗:“絮被蒙头晓日高，厌闻处处杀官曹。古人言尽致御术，今日兴言盗是招。”就道出了两宋之际被招安的盗贼屡招屡反，致使社会动荡的现实，对宋廷招安政策的失败给予了讽刺。《因鸡鸣不响厉而作》云:“肠断之鸡不解鸣，要须烦汝报升平。故知二虏非刘石，只是中原无祖生。”此诗作于晚年避乱高邮，诗人听到鸡鸣虽不响亮，但仍希望它能唤醒志士恢复中原，可惜虽然宋的敌国金与西夏还不如当年的刘曜、石勒政权强大，但宋廷却难以找出像祖逖那样的人了。全篇情感悲怆，议论深痛，读之令人慨然。
但说之的七绝总的说来还显粗滥，佳作不多。至于七古和五绝，由于数量较少，风格更为模糊，亦不能代表说之诗歌的艺术成就。能够较好体现说之诗歌艺术水准的是他的七律。
我们以靖康前后为界再对说之各体诗数量的变化做一分析即可发现，说之靖康后的七绝、七古、五律、五绝都基本上占其各自体裁总数的三分之一，与靖康后各体诗歌总数所占全部诗歌的比例相应合，显现出作者使用这些体裁的相对稳定性。但五古、七律的比例却极不正常，靖康后的五古只有十几首，约占五古总量的十分之一，而七律却近百首，占了七律总量的约五分之二。这一退一进间，也许能够显出作者“晚节渐于诗律细” （杜甫《遣闷呈路十九曹长》） 的心态。
说之作于靖康前的七律多次韵、寄赠、感怀、伤别、怀归、游戏、闲情之作，有的中规中矩，平平无奇，如《九日戏作》、《次韵答涧上丈人见寄》、《感旧寄上芸叟侍郎》、《寄韩君表》等;有的则频频用典，颇难索解，如《笑》、《次韵郭帅和杨使者张茶马溪庄诗》、《奉杨公近蒙答四六状极为精丽》、《和圆机题草虫》、《再和》等，皆不尽如人意。像“醉到月前如失去，愁从骚里却招来” （《在边》） ，“夕阳能使山远近，秋色巧随人惨舒” （《偶题丁酉》） ，“故人相遇白头日，往事独悲黄叶风” （《次韵和德麟过希道作》） ，“秋晚寒藤侵石瘦，夜深熟果落池惊” （《题长安赵氏园》） 这样的佳句实不多见。但自宣和末金兵侵宋，短短的两三年里说之创作了大量律诗，且多内容充实、情感饱满的佳篇，登上了他诗歌创作的高峰。
这个时期的七律，说之多写时事，较少采用叙事手法而多以典故、议论、抒情出之，主要师法杜甫和李商隐，但杜、李二人重含蓄蕴藉的表达方式，尤其是结句，讲究余味深长。说之的时事诗虽然多用典，然其议论抒情都偏爱直抒胸臆，结句多直白。如“痛心一日复一日，何日皇威遍九垓” （《痛心》） ，“庙堂未肯图兴复，四海九州思会同” （《一舍》） ，“论都不及百世事，谁为君王致太平” （《抚古》） 等，末联皆清晰明白，掷地有声。具体看一首《上元前再题南庄壁二首》之二:
古今之祸此云奇，倏忽犬戎城下师。犯阙过于侯景速，劫君更比禄山危。万方瑞物问何在，五世誓书知谩为。祸难群凶谁首尾，京如狼虎黼狐狸。
宣和七年十月，金兵攻宋，次年（即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金兵渡河，开封告危，此诗即作于该年上元节前，首联言金兵即将包围京师，乃今古奇祸。次联言金兵进犯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侯景之乱，对皇帝的威胁要比安禄山还要危险。三联质问徽宗朝群臣进献的祥瑞之物今又何在，而历朝与金缔结的和约现在才知是一纸空文，带有反讽之意。末联直斥蔡京如狼虎，王黼如狐狸，惑乱朝政，导致兵连祸结。指名道姓，一点都不含糊。再如《花石题南庄壁》:
花石倡优乐未央，四维忽绝失皇纲。敌人便欲吞邻国，鹤驾知谁从上皇。云外安妃情已断，尘中仙伯恨空长。岂无拨乱济时策，久弃蒿莱不得将。
靖康元年正月，已退位为太上皇的徽宗只带了少数内侍狼狈南逃，至泗上方才略事休息，等来了扈从。此诗系写徽宗南逃事。首联指责徽宗大兴花石纲，致使天翻地覆，被迫退位。次联言金兵长驱直入占据中原，而徽宗仓皇逃跑，无人陪伴。三联讽刺意味颇浓，徽宗迷信道教仙术，被道士林灵素尊为“长生帝君”，他最宠幸的安妃被林灵素称为“九华玉真安妃”，但安妃早死于宣和三年，所谓的道家仙人也只能空留遗恨，可见求仙之虚妄。末联写自己虽有济世安邦的雄才，可惜久被弃置。全诗从构思、结构乃至手法可能都受了李商隐的《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的启发，但李商隐结语含蓄，而说之此诗结句放言美己毫不掩饰，使人对这个爱憎分明的老人愈添几分喜爱之情。
说之的七律还具有概括时事生动典型的特点。两宋之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许多农民迫于生计，特别是由北方南渡后无家可归的流民，不得不沦为盗贼，而去抢掠尚未沦为盗贼的农民，使本是同一阶级的人转而成为生死对头。说之在诗中感慨道:“尔保丘园为尔土，吾怜盗贼本吾民” （《次韵张姑丈感旧》之一） ，“群盗犹多南渡客，征鸿难问北归人” （《二月二日》） ，不仅准确概括出这种社会现象，还寄寓了自己深深的同情。宋金之战，宋军多是一触即溃，甚至闻风而逃，徽宗末年金兵还未渡河，防守黄河南岸的宋军就已逃得踪影全无，结果金兵虽然只弄到几条小船，却顺利渡到南岸，当时的金兵将领说:“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守河，吾辈岂能渡哉。” ⑦ 说之在建炎初作的《追感》诗云:“和亲莫恃河为界，百骑东来破一州。”就非常形象地描绘了敌兵只有百余骑即可攻城掠县的荒诞现实，并对南宋统治者提出警告，不要因为暂时割地求和，就以为从此太平无事，没有军队战斗力作为保障，所谓的和平只是抱薪止火罢了。这种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能力令人赞叹。再如《岁暮》末联:“即今盗贼须擒馘，牧守不逃亦壮哉。”既出人意料又是写实直道，议论既深得杜甫七律神髓，又体现了说之自己诗歌的特点。
当然，说之靖康之后的七律之所以能成为他全部诗歌中成就最高的部分，还在于他对国家、对百姓深挚的热爱和忠诚。在这点上，他不仅与杜甫同调，并且远绍屈原。屈、杜、晁三人在忧世伤时、忠愤为国的情感价值内涵上相似，皆可称为沉郁深厚，但杜甫的情感表现曲折顿挫，屈原的情感表现则显豁发露。班固在《离骚序》中，责备屈原“露才扬己”，“非明智之器”，这固然是班固囿于儒家正统思想的局限性，但毕竟道出了屈原情感表现的某些特征。说之像屈原一样有着真率执着的个性，对于楚辞也颇为倾心 ⑧ ，因此，他那种多直言其志的诗歌情感表达方式，似乎更接近于屈原。苏籀云:“常怜屈宋鸣中古，不遇丘轲放一头。” （《次韵答晁以道见赠二首》其一） 正是对说之个性的准确概括。另外，说之在《晁氏客语》里讽刺韩愈诗多铺叙少含蓄为“状体”，但他随即又肯定韩诗“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该于理多矣”。可见只要不悖于理，即使是“状体”诗也值得首肯。不妨再看两首七律:
世事独知谁谓然，衣冠直待见戈。是非在彼从三刖，忠孝于身必两全。问膳彩衣还仆地，感时谏疏欲干天。膻胡猖獗须臾尔，仁泽昭陵亿万年。 （《有喜》）
无奈愁何强自宽，细将心事乐江干。新诗时向梦中得，明月多从枕上看。吾道若存生有益，君恩可报死何难。五陵祥瑞烟何在，何日端门朝百官。 （《自宽》）
虽然限于诗体无法铺叙，但其观点的不含蓄又与韩诗相似。上举诗例抒情感怀皆毫无顾忌，然而因它们都明确体现出说之对国事民生的深切关爱，感情深厚强烈、饱满充沛，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陶文鹏先生将说之这类诗称为“开南宋爱国诗歌巨流之先声” ⑨ ，评价非常准确。要之，说之的七律包括其他体裁中的优秀爱国诗作，虽然仍多以人事发人事，有着“意象和审美的非自然”，但它们表达的是抵御外侮，忧国爱家的全人类的共同情感经验，因此能给人以深刻的感动。
五 独特的诗学观
说之在学术观上追求极端“尊古”前提下的“博通” ⑩ ，他的诗学观也表现出同样的情趣。《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是一篇较为全面阐述说之诗学观念的重要作品:
我尝为历学，上元要极远。上元有远迩，疏密出早晚。顾惟尔大父，皇极探其本。唐尧上百代，日月来滚滚。因之知百索，孰可妄憎噂。子前视我诗，与子论诗壸。子诗既焕烂，我言得安稳。为子极源流，无难如瓴建。风雅辟大田，骚些助锄垦。曹刘鲍谢辈，风雨得藨蓘。闲居既识陶，咏怀宜知阮。不有鲍与谢，白也胡婉娩。苟无阮与陶，苏州曷息偃。上下曹刘来，少陵自益损。岂易少陵学，浪走徒多万。况复尔来人，不灶而市饭。大儿夸苏豪，小儿争黄謇。讵知韩柳先，学大忘赫 。余事五七言，朝鸾参暮。又如万仞姿，松岩绝兰畹。念彼形似徒，涩舌吞枯菌。何人分诗文，两队有鲂鳟。子早知此病，我语出复返。何以谢子勤，王道不可缓。凛凛易春秋，南面俨龙衮。礼书朝万邦，宝辂粲朱幰。颜曾侍珪璋，荀孟陈干盾。老漫怜骥枥，壮当勇虎圈。明朝役高兴，蜀道横碧巘。我实爱子才，语长情缱绻。
说之由自己学习历数引出“尊古”的命题，具体到诗歌领域，他认为，《诗经》风雅首开田地，最为根本，《离骚》随之锄垦，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谢朓等人又进行耕耘培育，另外陶渊明的闲趣，阮籍的咏怀，这些皆可师法。当然，这种“博采众长”是有条件的，即将“尊古”对象推至“风雅”，与“风雅”相比，《离骚》亦可弃若敝屣。《谢高四十子昂诗卷》诗里他就说过:“莫爱离骚亡国音，学乎大雅则知未。”只要弄清了源流，就可以看出李白之诗兼取鲍、谢，韦应物之诗兼取阮籍、陶潜，而杜甫之诗则兼取众长而损益之。但是，杜诗并不易学，往往画虎不成反类犬。何况今人懒于创造，惟思剽窃，且只近取苏轼的豪爽、黄庭坚的艰险，就连稍远一些的韩愈、柳宗元都不知道，更别说学杜、学风雅了。说之对这种现象做了讽刺。另外，他还反对将诗文分作两途，认为诗文都要以王道为指归，六经为根本，颜、曾、荀、孟诸贤为羽翼。说之在诗学观上博取众长的意见是可取的，但他泯灭了诗歌甚至整个文学的审美特性，以为皆为发挥王道，辅翼六经而作，这种“尊古”、“尊王”的观念却又颇为偏颇。不过，说之反对诗文分体的言论，倒是为宋人“以文为诗”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
在唐代诗人中，说之对杜甫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推尊，这不仅反映在前引的《送王性之序》一文里，还反映在知成州时他支持同谷士绅修建了“杜工部祠堂”，并亲自撰写了《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文中盛赞韩愈推举杜甫的功德，但对韩愈将李白与杜甫并列表示不满，认为韩愈、钱起、李商隐、杜牧、张祜、司空图诸人诗皆出杜甫，“杜之独尊于大夫学士，其论不易”。又云:“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或玩其英华，而不荐其实，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谓有得者，不亦负乎?”似乎又对江西诗派末流仅学杜诗语言的“英华”、“力索故事之微”有所针砭，他自己的诗歌创作，虽在情感的表达方式上与杜诗有异，但其精神内核和情感气质则直接继承了杜诗，从而在实践上与《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中“上下曹刘来，少陵自益损。岂易少陵学，浪走徒多□”所蕴含的诗学观念保持了一致。
说之诗歌中的部分诗题也颇有意味，它们往往取全诗首句或首句前两字为题，其范围几乎涵盖了说之诗歌的所有体裁，如五古的《晚日》、《秋来》、《夜雨》、《寒江》、《古人》、《风雨纵横至》、《君子有所恨》、《闲极》，七古的《昨日之日》，五律的《昏昏》、《悠悠》、《春初》、《春色》、《辟谷》，七律的《年年至日常为客》、《无那》、《约结》、《浮甘亭上》、《在边》、《归到》、《我生》、《春晚》，五绝的《风雪》、《雨中》，七绝的《西渡》、《咋舌》、《欲谈》、《水仙》、《恨同》、《三川》、《疏堕》、《牡丹》，杂体的《淘河》、《漫画》、《信天缘》等。这种手法在杜甫诗中常常见到，如杜诗中的《腊日》、《佳人》、《夕烽》、《田舍》、《江涨》、《野老》、《江亭》、《落日》、《寒食》、《不见》、《丁香》、《花鸭》、《渔阳》、《巴山》、《岁暮》、《百舌》、《忆昔》等，当然，这种命题方式也可以上溯到《诗经》，这和他尊经、崇杜的诗学观十分契合。
另外，说之在诗学上值得人们重视的还有他对陶渊明的看法，他的师友中，苏轼、黄庭坚都以陶诗为最高诗歌典范，宋代诗人也普遍追求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平淡美学风范。可说之在《和陶引辨》一文中却说:
……又问:“曹、刘、鲍、谢、李、杜诸诗人皆莫及陶渊明，如何?”曰:“未之前闻也。若其所闻者，梁钟嵘作《诗品》，其中品:‘陶彭泽出于应璩、左思，文体省静，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之温柔而易直，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舍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如嵘之论，则彭泽为隐逸诗人之宗，而曹、刘、鲍、谢、李、杜者，岩廊诗人之宗也。窃尝譬之:曹、刘、鲍、谢、李、杜之诗，五经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泽之诗，老氏也。虽可以抗五经，而未免为一家之言也。嗟夫!应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于刘而祖于曹，未易容后来者之胜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于李、杜间耶?”
在说之眼中，陶诗虽妙（说之诗中也常引陶诗为典实），因其未根底儒家中正之说，所以算不得诗学正宗。说之并不从诗学本身出发评价诗人和诗歌，他所依据的儒家道德标准与诗歌艺术标准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但宋人大多儒家道德意识很强，崇尚“有德者必有言”要比“崇陶”的力量强大。只是在那些重视诗歌创作的宋人中间，“崇陶”才蔚然成风，如梅尧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对于说之这种不把诗歌当作艺术创作，甚至诗文不分的儒士，“崇陶”而不崇“五经”便确有旁门左道之嫌。
结合《谢邵三十五郎博诗卷》与《和陶引辨》可以看出:比较的对象不一，其标准也不相同。与“风雅”相比，“离骚”可弃;但与陶诗相比，曹、刘、鲍、谢、李、杜之诗都可算是“五经”了;与白居易、韦应物相比，陶诗可崇;与苏、黄相比，以上诸家便又尽可为师法对象了。而说之本人的诗作，确实能够在崇本（风雅）的基础上博学众长。这些，前面已有所论，兹不辞费。
总之，晁说之的诗歌，既典型体现了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联想曲折理性等特点，同时又避免了江西末流满足玩弄文字技巧的流弊，而是将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以及忧世伤时的情怀联系起来，带有自身的特色。他的独特的陶诗观，也反映出宋代诗坛崇陶的同时，还有另类的声音存在，为我们认识宋代诗学的多元性提供了一种视角。
（本文系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郑州大学中原文化资源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成果之一。）
注 释
①晁说之诗共918首（据《全宋诗》统计，含与他人重出诗，不含残句）。其中七绝292首，七律244首，五古121首，七古63首，五律128首，五绝57首，其他13首（包括2首六言、1首六五言及杂体10首）。另外，钱锺书《宋诗纪事补正》第四册卷二十八有晁说之《答陈叔易求长松》一首，为《全宋诗》失收。
②《景迂生集》系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名《嵩山文集》，收文基本一致，但丛刊本比四库本多“晁氏世谱节录”、“晁子健跋”、“景迂遗表”等附录。本文所引诗文凡据《景迂生集》者，除必要之处，只注篇名。
③参浅见洋二《文学的历史观》，川合康三主编《中国的文学史观》第61—99页，创文社2002年版。
④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48页、第26页。
⑤参缪钺《诗词散论》，钱锺书《谈艺录》，均为开明书局1948年版。
⑥《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⑦《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四库全书本。
⑧说之经常在诗歌中引用楚辞的典故，如《春晚感怀》、《趣景升太尉画孙登像》、《乞酒》、《谢圆机除祟赋》、《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诸篇，另外，从他的《有客从伯父大人问说之者，伯父报之曰:“吾侄家中焚香读楚辞耳。”因得诗一首拜呈》一诗也可看出他对楚辞的喜爱。
⑨陶文鹏主编《宋诗精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页。
⑩见笔者《求实与尊古——晁说之学术思想及其意义》，《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