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南文北进与诗坛风气的渐变以及北道南移与儒学精神的回归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宋代文坛从初创走向繁荣的艰难历程。作者认为，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的失落与低迷之后，传统儒道最终实现了与南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其深厚博大的入世精神又得以回归;而北宋文化繁荣的曙光，也伴随着儒道的回归悄然升起。
 
【关键词】 宋初 文坛 儒道 回归

结束了晚唐五代一百余年的分裂动荡之后，宋初文坛终于迎来了重构整合的机会。太祖、太宗两朝长达十九年的统一战争，逐步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扫清了区域政治的障碍;同时原属偏邦小国的大量文人不断汇聚到汴梁，也为宋初文坛创造出一种南北合流的新局面。不过，经五代十国长期发展积淀的多元地域文化在重新整合为北宋统一文化的过程中，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对撞与冲突在所难免，中原文人与列国降臣在新政权下的处境和心态也各自有别。新时期文化的主流品质，只有在多种文化、不同文人群体之间充分和谐的对话之后才能初现端倪;宋真宗以后群星璀璨的文化繁荣，也需要在低谷渐进的漫长积累之后才姗姗来迟。本文所讨论的正是宋代文坛从初创走向繁荣的艰难历程。

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

中原地区自黄巢起义以来久历战祸摧残，五代则更是“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毁，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① 。其时武夫悍将骄横称雄，以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② ，因而篡弑相寻，肆无忌惮。文人士大夫生于其时，非但不能兴国安邦，动辄还有性命之忧。即使显达如冯道，“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 ③ 者，也不免仰人鼻息，视人眼色。与此同时，李唐时期积累起来的大量图籍，也在长安、洛阳的劫难中丧失殆尽，中原文化基础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北宋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种近似丘墟的文化基础。如果没有其他文化力量的介入，要完成北宋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宋初二帝在动用武力一统寰宇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着意寻找文化统一和建立文治的有效途径。太祖建隆四年平定荆南、湖南，乾德三年攻灭后蜀，开宝四年讨平南汉，开宝八年李煜归降，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陈洪进纳土归朝。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完成，原来分散在南方各地的图籍资料被搜集转运到首都汴梁，而数以百计的文学才俊也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新政权下;经晚唐五代长期积淀起来的南方各地文化遂由此得到了强有力的整合，宋初文化得以复兴的基础条件也日益形成。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图籍的搜讨汇聚是宋初文化整合过程的第一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后蜀灭国之后，宋太祖“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伪蜀图书法物”，“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同书卷一七云，金陵城将破，太祖先已“令太子洗马河东吕龟祥诣金陵，籍李煜所藏图书，送阙下”;同书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正月下又云:“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类苑》卷三○引《杨文公谈苑》亦称:“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这些书籍还仅限于归入三馆的部分，收藏在其他地方或者散落于显宦之家者，应该还有不少。譬如梅尧臣就曾谈及闽中上元县之澄心堂藏有李煜数千幅法帖。《宛陵先生集》卷二七《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称:“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钱曾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为予尝说江南时。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窥。城破犹存数千幅，致入本朝谁谓奇。漫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一一《升元帖》条称:“《闲者轩帖》考云:南唐李后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后刻升元二年三月建业文房模勒上石，为淳化阁帖之祖。”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亦云:“赵元考家藏有澄心堂书三千卷，上有‘建业文房’之印。” ④ 此外，《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称惟演“家储文侔秘府”;同书卷四八�　肚�惟治传》亦云:“惟治好学，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钱俶子侄所藏书籍，多数应系吴越旧物。

从图书的来源可以看出，宋初文化赖以复兴的基础，主要由统一之前的汴洛、西蜀、南唐及吴越等四方面力量熔铸构成;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汴洛，而是南唐。西蜀、南唐及吴越等国，作为军事及政治上的失败者，其原有文化只能被统一政权吸纳整合，从而为新型大一统文化的重新架构作出贡献。宋太宗重建三馆，其深意和目的也正在于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载:“自梁氏都汴，贞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才蔽风雨……上初即位，因临幸周览，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划;自经始至毕功，轮奂壮丽，甲于内廷。二月，丙辰朔，诏赐名为崇文院。……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书焕乎一变矣。”可以说，三馆的重建，正式拉开了大一统文化建设的序幕。

不过，宋初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仍然是那些饱受沧桑的文人学士，他们中绝大多数原系五代十国时期的达官显要，入宋以后则聚首撰述，成为新朝的文学侍臣。不过，前人对宋初文坛人才队伍的基本阵容缺乏全面准确的考察，以致将陶 �� 、扈蒙、张昭、窦俨、窦仪等一些卒于建国之初的文人，都纳入到北宋诗文创作的主体阵营中讨论，甚至还有以徐锴为宋初作家的。其实，“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 ⑤ ，只有到南唐灭国后的开宝八年，宋初文坛的基本阵营才算真正形成。

由后周转入北宋的中原文人数量并不算多;开宝八年以后，稍著者有王溥、薛居正、李昉、赵普等人。王、薛二人长于史学，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 ⑥ 。唯李昉稍有才藻，开宝三年、五年两次知贡举，号为得人。与李昉同时稍后，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赵邻几等人，亦具吏才。当日北方文人真正以诗文见称者少之又少。赵邻几少好学，后周时创作《禹别九州赋》万余言，广播人口，然凤毛麟角，实不多见。《宋史》卷四三九《马应传》复云:“又有颖贽、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为诗，张之翰善笺启。”但这几位在文坛上的作为并不显著。由此可知，由后周入宋的文坛是多么贫瘠!假如没有南唐及吴越诸国降臣的加盟，这种惨淡的情形还不知要持续多久。

有学者认为北宋文化主要是以吴越、江南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南唐有国时间并不长，但在当时纷争割据的局面下却能一直坚持延揽各色人才，尤其注意搜集整理唐末以来流散的典籍文物，重视学术文化的发展。因此短短三十九年间，就出现了李昉、李煜、冯延巳、孙晟、韩熙载、高越、潘佑、江文蔚、史虚白、左郾、汤悦、张洎、徐铉、徐锴等著名的文人学者，另有徐熙、顾闳中、顾德谦、董源、王齐翰、钟隐等绘画大师，是当时华夏“文物最盛处” ⑦ 。正因为如此，南唐文化注定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宋灭南唐的战役，虽然从政治和军事上结束了李氏政权，但随着大批南唐故臣的北上汴梁，江南文化也获得了迁播中原、引领潮流的良机。李煜被囚之后以泪洗面，然其所著歌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 ⑧ ，“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⑨ ，为两宋文人词的创作开拓了新的视野和境界。徐铉、徐锴兄弟，早被李穆叹为“二陆不能及也” ⑩ ，徐铉入宋后直学士院，与李昉“以同道相知论” 11 ，堪称宋初第一博学之士。张洎“风仪洒落，文采清丽，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终日清谈，可听”，太宗“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后知贡举 12 。其文学修养虽不及徐铉，却远过于扈蒙、李穆。除此以外，由南唐入宋的文学才俊还有汤悦、张佖、郑文宝、陈彭年、龙衮、乐史、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衎、樊若水等十余辈，汤悦、郑文宝、陈彭年、邱旭及龙衮等各著史书传之后世;陈彭年别著《宋朝重修广韵》五卷，极为两宋以后音韵学家所尊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原文人以正统经学自夸的北宋初年，周惟简却能够出任国子《周易》博士，且得判监事。此外，乐史著《孝悌录》、《续孝悌录》及《广卓异记》，另有《重修登科记》三十卷、《江南登科记》一卷，皆为史家所推重。舒雅除《山海经图》外，还有《十九代史目》二卷传世;而《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类书的编纂，就更离不开吴淑、刁衎等大批江南文臣的参预。毫不夸张地讲，江南文臣曾一度占据了宋初文坛的半壁江山;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引领风骚，小学、历史学及文献学等各方面的成绩也足有可观，对北宋文化复兴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全方位的。

相对于南唐，由吴越入宋的文人数量并不多，可瞩目者多为钱氏子孙，如钱俶弟钱俨、钱易、钱昱、钱昆等。其中俨著《吴越备史遗事》、《戊申英政录》、《忠懿王勋业志》等吴越国史书，制词文章则有《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钱易“才思敏赡，数千百言援笔立就。又善寻尺大书行草，喜观佛书，检《道藏》” 13 ，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洞微志》十卷、《南部新书》十卷、《二卿文稿》二十卷等。二人所重不同，但均勤于撰述。钱俶之子惟演、侄惟治，亦各以能文名，“惟治好学，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慕皮、陆为诗，有集十卷”，尤善草隶，家藏书帖甚众 14 。惟演文辞清丽，与杨亿、刘筠齐名，共创“西昆”体，对宋初文坛的影响至巨。上述四人之外，释赞宁也有较大影响。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左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称，赞宁居吴越时已与浙中士大夫以诗什唱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师汇征，授诗诀于前进士龚霖，由是大为流辈所服”，“太平兴国三年，忠懿王携版图归国，大师奉真身舍利塔入朝，太宗素闻其名，召对滋福殿，延问弥日”，“诏修《大宋高僧传》，听归杭州旧寺，成三十卷”。《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六《归田录》复云:“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宋初高僧中赞宁的诗才与学问都是首屈一指的。

后蜀时期两川文化建设的成绩亦足有可观，韦縠《才调集》与赵崇祚《花间集》的编纂问世，无疑是五代文坛的盛事。蜀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镂版印《九经》，以颁郡县，对蜀中文化的复兴功不可没。《十国春秋》卷五二本传云:“蜀士自唐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板行之。后子守素赍至中朝，诸书遂大彰于世。”而孟昶不仅敕刻《石本九经》于蜀中，还组织编纂百卷之巨的《书林韵会》，嘉惠后学。但由于后蜀有国才三十年，人才积累稍显仓促。截止到太平兴国三年时，由后蜀入宋的欧阳炯、李昊等人皆已故去，可瞩目者只有句中正、苟延庆等寥寥数人。句中正入宋后“授著作佐郎、直史馆，被诏详定《篇韵》”，“与徐铉重校定《说文》，模印颁行”，“时又命中正与著作佐郎吴铉、大理寺丞杨文举同撰定《雍熙广韵》”，“《广韵》成，凡一百卷” 15。苟延庆则有《锦里耆旧传》传世。

两湖与闽中早被南唐所灭，随后又发生持久战乱。南方九国之中，南汉政权最为昏乱，清李兆洛《南汉纪序》称其“奢僭逾滋，淫刑无艺;奄人之祸，亘古所无”，实为的评。这三个割据地区在马殷、王审知和刘隐的时代，曾一度获得过文人聚集、文化复苏的良机，马希范天策府十八学士也曾获誉一时。但几经变乱，到了北宋统一时，其文化基础已经远远落后于南唐、吴越及后蜀，甚至还不及中朝。宋初只有刘昌言自闽中归朝，尚值得一提。

北宋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大体上就是这样，虽说是百川入海，但江浙文人群体仍然引领风骚。徐铉、张洎、汤悦、钱惟演以及诗僧赞宁等人，无疑是当日文坛的佼佼者。南北方文人的空前汇集，既为北宋大一统文化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南方与北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之间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撞与冲突。而冲突的结果，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或是某一种传统优势的丧失;相反，各种文化和文学品质在冲突中展开对话，势必会找到新的契合点。文化的重构，文学的复兴，正由此获得了非常现实的动力。

南文北进与诗坛风气的渐变

江浙文人群体北上汴梁后的处境与心态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宋初文坛的风气与走向。单就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他们无疑占有绝对优势;但从政治待遇和入仕心态来看，归降文臣大多遭遇猜忌，不能不敛气屈身。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载:“艺祖御笔:‘用南人为相、设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意味着作为宋初文坛主体力量的江浙降臣，注定要在压抑之中委曲求生。太祖、太宗两朝所有将相重臣皆为北方人，就连《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也由李昉等北方文臣主持。虽说政治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走向，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却能对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制约和影响;宋太宗一代的情形便是如此。

自南唐、吴越及西蜀各地入宋的文臣，无论其是否愿意，都将面对归顺降臣的尴尬处境。丧君亡国沦为降臣的现实，进退维谷宛如飘蓬的处境，迫使他们在适应新政权的同时，也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人生追求和仕宦心态。徐铉和郑文宝面对亡国之君李煜时的为难与无奈，或许能够反映归宋降臣复杂心态的一个侧面。王 钅至 《默记》卷上详载了徐铉奉旨往见李煜的过程，其中有一细节:“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道服纱帽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不难想象，徐铉当时精神上承受着怎样的折磨!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复云:“吴王薨，诏侍臣撰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者莫若徐铉。’太宗诏铉撰碑，铉遽请对，泣曰:‘臣旧事吴王，陛下容臣故主，乃敢奉诏。’太宗悟，许之。”作为降臣，被祸受屈是不可避免的。《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又载:“煜以环卫奉朝请，文宝欲一见，虑卫者难之，乃被蓑荷笠以渔者见，陈圣主宽宥之义，宜谨节奉上，无他虑。煜忠之。”被蓑荷笠以渔者见的情景，无疑透露着既难忘故主，又自身畏祸的复杂心态。李煜死后，张佖、刘吉等江南旧臣常以俸禄接济其子孙，多少也反映出他们无言的苦心。故国虽已烟消云散，但雕栏玉砌的回忆仍然萦绕于胸中。在无奈与畏祸交织的心境中，他们中有不少人开始撰写史书，在总结历史得失、缅怀故国的同时，也借机展示故土文化的成绩和风貌。其中由江南文人撰写的南唐史籍最为丰富，如史虚白次子托名史虚白撰《钓矶立谈》、无名氏撰《江南余载》、徐铉、汤悦撰《江南录》、龙衮撰《江南野史》、郑文宝撰《江表志》《南唐近事》、陈彭年撰《江南别录》、无名氏撰《江南李氏事迹》、无名氏撰《江南志》等。在这些史籍中，江南降臣们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充分鞭挞了南唐权臣宋齐丘、冯延巳、冯延鲁、陈觉、查文徽等人结党营私、祸国乱政的行径，甚至创造了“五鬼”之称 16 ，而将南唐灭国的历史罪责归结于他们。如《钓矶立谈》云:“初闻江南老人言，（韩）熙载素恶于二冯，又与陈觉素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无过也。及见后主归命，国家湮没，求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闽之役。则虽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此说在宋初所有南唐史籍中颇具代表性。检讨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无疑体现着对现实人生的某种关照。江南文人在总结亡国教训的同时，更没有忘却对故国文化的充分赞美和肯定，其论述所及，遍涉文学创作、典籍收藏、舞蹈绘画以及典章文物等各个领域，凡是名冠当时的人物，无一缺漏。或许正是因为入宋以后政治文化地位的下降，才激发了他们著史自夸、自尊自信的文化心态。

与江南降臣有类似情形的还有钱氏子孙。吴越之亡虽未经战事，但钱俶归宋后的处境与结果，却和李煜一般无二，他们在经历了亡国之君可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之后，都被宋太宗借生日赐酒之机残害而死。兄弟子侄的悲哀虽更甚于李煜旧臣，但他们却不敢公开表达。于是钱俨等人只有借着撰写史籍的机会，委婉叙述历代吴越国王的功业，借以获得些许安慰。宋初面世的吴越国史也有十余种，范坰、林禹《吴越备史》之外，还有钱俨撰《吴越备史遗事》《忠懿王勋业志》《戊申英政录》、无名氏撰《乾宁会稽录》、钱惟演撰《钱俶贡奉录》《家王遗事》《钱氏庆系图》《奉藩书》《钱太祖备史记》、钱易撰《钱氏家话》等 17 。假如仅仅从修史的角度去认识这些史籍产生的意义，而忽略了钱氏子孙在维护自尊与畏祸求生之间进退维谷的撰述心态，所得的结论必然是肤浅和片面的。

太宗和真宗居藩邸时“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 18 ，他们有意提倡歌功颂德的应制诗风，每逢庆赏、宴会，都要宣示所谓御制诗篇，令朝臣唱和。对于那些归降不久的江浙文臣来说，这样的风气和环境是最容易适应的，他们的博学和才情，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展示。同时，由于奉和应制之作大多引经据典，润饰藻汇，不太涉及现实政治的敏感问题，因而其作者或借以谄谀，或借以避祸，各得其宜。前人多以徐铉为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人物，但观其所作，皆用于应制赏玩，与白居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艺术精神背道而驰。《徐公文集》卷二一、二二收录了他入宋以后的全部诗作，其中奉和御制诗凡二十首，其余均为寄送之作。奉和应制的诗本当平淡寡味，寄送之作也同样不着痛痒。如卷二一《送阮监丞赴余杭》诗云:“杨柳依依水岸斜， 益鸟 舟东去思无涯。坐临棋局延明月，行采诗题对落花。虚白亭中多宴赏，钱塘湖上剩烟霞。风光到处宜携酒，况有余杭阿姥家。”其他诗作几乎都是一样的苍白，一样缺乏真情实感。博学善对是应制唱和诗能够率意而就的前提，畏祸贪生的艺术表现则必然是流连光景。与徐铉同时归宋的张洎，做法亦与之差似。《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张洎集》五十卷，但《宋诗纪事》卷三仅录其《暮春月内署阁前海棠花盛开率尔七言八韵寄长春谏议》一诗:“去岁海棠花发日，曾将诗句咏芳妍。今来花发春依旧，君已雄飞玉案前。……共仰庄图方赫耳，自嗟衰鬓转皤然。因凭莺蝶传消息，莫忘蓬莱有病贤。”如果通读晚唐五代诗，就不难明白，从9世纪末到10世纪初，饱学之士为流易之作的风气是一贯的，非独徐铉、张洎而然;只不过他们应制唱和时的心态，远不及李昉、李至《二李唱和集》那样“颇得自适” 19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