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宗景德、大中祥符时期一直到仁宗末年，随着国家科举、用人制度的不断调整，经五代宋初长期积淀起来的南方文化，获得了第二次大举北进的机会。临川人晏殊以神童被荐，“赐同进士出身”，旋为集贤殿校理;苏州人范仲淹举进士之后，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庐陵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23 。宣城人梅尧臣先已深得钱惟演、欧阳修的嗟赏，得赐进士出身后为国子监直讲;吴兴张先，仁宗天圣八年与欧阳修同榜及第，其年晏殊知礼部贡举。《苏轼文集》卷六八《题张子野诗集后》盛赞张先“诗笔老妙”、“可以追配古人”;眉州眉山人苏洵，二十六岁始发愤为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仁宗至和、嘉间，与其子苏轼、苏辙同至京师，“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24 ;建昌人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 25。此外还有以歌词获声名于天下的福建崇安人柳永。近五十年间，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坛上力主沉浮的骨干精英都是南方人。无论是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等人倡导并实践的诗文改革，还是晏殊、范仲淹、苏轼、苏辙及张先、柳永等人在诗、文、歌、赋各方面的大力创作，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宋初的文坛，原本是一片久经战乱摧残的荒芜之地，南文北进的艰难历程为它的复兴和繁荣不断地注入活力，创造了希望。在进退维谷的复杂心态下，列国降臣的创作虽大多局限于应制唱和，但以博学多闻、用典精当见长的酬唱诗歌，毕竟为奄奄一息的文坛带来了些许生机。从斗凑弄学的应制酬答到精丽繁缛的秘阁唱和，表面上看是单纯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时代文风的变迁总有其复杂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南文北进过程中南北文化的冲突与对话，既为真宗、仁宗时期欧阳修等人的文坛革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消除北宋政权内部重北轻南的政策弊端铺平了道路。 北道南移与儒学精神的回归
北宋初年南方降臣的优势在于博学善诗，而中原文化的突出亮点却在儒道经学;南文北道之间的冲突与对话，是文坛整合与文化演进的另一条主线。
宋兴以来，以儒道自任者几乎全是北方人，究其原因则与五代刻印经书一事关系甚大。唐末大乱，经籍散毁殆尽，加之世乱道丧，儒家道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明显下降。从后唐明宗朝开始，冯道等人将雕版印刷之术用于《九经》等儒学典籍的刊印;经书的广泛流布，逐步遏制了儒道式微的势头。《五代会要》卷八《经籍》条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将雕版印刷技术用于经书刊行，这还是第一次。《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一复云:“后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于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余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称:“道之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时以诸经舛谬，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容斋续笔》卷一四《周蜀九经》条云:“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募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书，列宰相李 、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经典释文》末云:‘显德六年己未三月太庙室长朱延熙。’书宰相范质、王溥如前，而田敏以工部尚书为详勘官。此书字画端严有楷法，更无舛误。”周太祖显德四年，朝廷“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等科” 26 ，用制举的手段进一步鼓励读经。周世宗即位之后，谒孔府、祭孔庙，尊孔子为天下帝王之师，希望能借此将天下人心拉回儒道教化的规范中来。在王权的推动下，中原学子重经论道渐成风气。
宋太祖、太宗及真宗三朝，有一些专门治经的学者，如洛阳聂崇义著《三礼图》二十卷，建隆三年上表献于朝;曹州济阴人邢昺雍熙中撰《历选》二十卷，大为太宗所重;博州人孙奭“常掇《五经》切于治道者，为《经典徽言》五十卷，又撰《崇祀录》、《乐记图》、《五经节解》、《五服制度》” 27 ;开封王昭素“博通《九经》，兼究《庄》、《老》，尤精《诗》、《易》，以为王、韩注《易》及孔、马疏义或为尽是，乃著《易论》二十三篇”28 。他们经五代而入宋，擅长谈经论典;虽说其著述无关时政，但对文坛风气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宗以后，柳开、张景、王禹偁、姚铉、穆修、石介等人相继登上文坛，这些在儒家经典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北方学子，面对不绝于耳的应制赠答之声和盛行不辍的“西昆体”诗，还有风靡朝野的骈体俪文，几乎本能地选择了批判与对抗。以重道轻文为主要特征的中原文学观，与南方才子以博学见长注重词采的创作理念之间，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深层对话。北方阵营中柳开和王禹偁两人经历了太祖、太宗两朝，同殁于真宗咸平四年。石介、张景、姚铉和穆修等人较为晚出，主要活跃于真、仁两朝。
《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传》云:“五代以来文体卑弱，周翰与高锡、柳开、范杲习尚淳古，齐名友善，当时有‘高、梁、柳、范’之称。”四人之中，柳开的名气最大。按照《河东先生集》卷二《补亡先生传》的自叙，柳开之生完全是为了播扬圣贤之道，其文曰:“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杨、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曰仲途，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途矣，使古今由于吾也。”同书卷一《应责》篇则称:“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可见他维护道统的自信和坚决!柳开卒后，弟子张景集其遗作，为《河东先生集》十五卷，且为序曰:开“拯五代之横流，扶百世之大教，续韩孟而助孔周，非先生孰能哉!先生之道非常儒可道也，先生之文非常儒可文也”，对柳开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张景亦以儒道名一时，《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录《张晦之集》二十卷，识曰:“右皇朝张景，字晦之，少师事柳开为古文，名震一时。卒，官至廷评，年四十九，集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编并为之序。”
姚铉、穆修、石介三人，在崇古重道、反骈重散的理论主张上大体相同，他们共同面对的宿敌，是宋初以来甚嚣尘上的骈俪作风，尤其是“西昆”派的诗和文。姚铉编纂《唐文粹》百卷，诗、赋、文章只选古体，骈体文和今体诗一概不录，自为之序，以明其宗经明道、推崇古文的主张，对韩愈更是尊崇有加，曰:“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轹，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则我先圣孔子之道炳然悬诸日月，故论者以退之之文可继杨、孟，斯得之矣!”尊韩与重道并举，在当时几乎成为老生常谈。稍晚于姚铉的穆修，也曾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倾吐出同样的心声:“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中间称得李、杜，其才始用为胜而号雄歌，诗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如韩元和圣德平淮西、柳雅章之类，皆辞严义密，制述如经，能然耸唐德于盛汉之表。” 29 如果说姚铉和穆修的重道崇韩尚局限于一般性的说教上，那么石介任国子监直讲时则把推重道统与批判“西昆体”诗文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宋史》卷四三二传云:“介为文有气，尝患文章之弊，佛老为蠹，著《怪说》、《中国论》，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所谓“文章之弊”，即指“使天下人目盲，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使天下入耳聋，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杨雄、文中子、韩吏部之道”的“西昆体”诗文。严格说来，从柳开一直到穆修、石介，在儒学理论上并没有取得多少新的突破;他们以道统自诩，首先是由中原儒学普遍积久的风气使然。同时，空谈儒道的文章与奉和应制的诗歌一样，都暗含着颂扬皇权、委婉自夸的人生追求，只是在途径和方式上有所不同罢了。穆修终身论道，最终却死于贫穷;姚铉文辞敏丽，淳化中直史馆，应制赋、赏花钓鱼诗特被嘉赏，最后又因为“中以危法”被除名 30 ;无论穷达，显然都不是因为道。守道者的这种尴尬处境表明，尊儒崇道的理论只有和现实社会的切实需要结合在一起，才能获得丰富和发展的空间;道学家只有改变与时尚文风简单对立的态度，以道化文，才能实现文以载道的目的。
北道南移的文化契机来自于国家统一之后的科举考试。太宗和真宗时期，江浙、巴蜀、两湖及闽中成为科举取士的主要生源地。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三云:“国初每岁放榜取士极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盖天下未能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新制定的考试科目也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典籍在科考生源地的迅速普及和研修。《文献通考》卷三○《选举》三云:“宋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而进士科除考诗、赋、杂文和策论外，还有帖经和墨义，这与唐代主要以诗文为题的考试方法有所不同。由于科举考试对儒学典籍的重视，江南一带的考生便不得不用力于此。譬如，范仲淹年轻时即“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 31 ;苏轼“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嘉二年“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 32 ;其弟苏辙著《诗传》、《春秋传》，而梅尧臣亦有《毛诗小传》二十卷。其他以儒学与词章并重的南方英杰尤不胜枚举。他们的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南方文人以博学见长而疏于读经的原有特点，北道南移的文化过程由此取得长足的进展。
不过，南方文人对儒家道统的理解，绝没有停留在就事论事式的崇经守道上;他们在熟读经书的同时更加注重学以致用。即以范仲淹为例，《孟子·梁惠王》中“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激发了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壮志。《宋史》本传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正是那种与天下人同忧乐的儒家精神，鼓励他激论时弊，不断提出富国强兵的建议，且屡败屡谏。庆历三年，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和《再进前所陈十事》二文中 33，向仁宗皇帝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等一系列改革时政的措施，得到批准并颁布实施，史称“庆历新政”。新政虽以失败告终，但它为王安石变法导夫先路。欧阳修和梅尧臣等人组织发起的诗文革新运动，与范仲淹的政治革新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尤其深远。欧阳修在理论上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 34 ，“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35 ，要求把“知古”、“明道”与“致用”结合起来。在这一理论主导下，从仁宗天圣年间开始，欧阳修就和友人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结成了一个锐意改革的文学集团，“同为古文歌诗”，以平实朴素有益时政的诗文创作，逐步压倒了盛极一时的“西昆体”。仁宗嘉二年欧阳修更借着主持礼部贡举的机会，不仅将曾巩、苏轼、苏辙等几位在当时不为人知的有为学子擢为进士，还坚决贬抑和排斥了那些以“太学体”应试的考生。此次贡举，标志着由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柳开、王禹偁、张景、姚铉、穆修和石介等人对周、孔、孟、韩之道前赴后继的提倡和守护，虽然只停留在笔墨空谈上，但在久乱初定的宋初文坛并非毫无意义。太宗以后，借助科举制度强有力的推动，儒家之学逐步从中原地区扩播到江南各地，并在扩播中实现了与当代文化发展主流的结合。范仲淹和欧阳修在政治改革和诗文革新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强调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正在对现实政治和文学创作产生积极而深刻的作用。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的失落与低迷之后，传统儒道最终实现了与南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其深厚博大的入世精神又得以回归;而北宋文化繁荣的曙光，也伴随着儒道的回归悄然升起。
注 释
①中华书局点校本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一七《晋家人传论》，第188页。
②中华书局点校本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九八《安重荣传》，第1302页。
③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司马光评语，第9512页。
④按:赵彦若，字元考，传见《东都事略》卷六○、《宋史翼》卷三。
⑤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以开宝八年为北宋正统之始，明人周礼作发明。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第65页。
⑦史虚白《钓矶立谈》，《丛书集成》本。
⑧谭献《复堂词话》，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第3993页。
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华书局《词话丛编》本，第4242页。
⑩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四四一《徐铉传》，第13046页。
11《四部丛刊》初编本《徐公文集》卷末附李 《徐公墓志铭》。
12《宋史》卷二六七《张洎传》，第9208页。
13中华书局点校本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卷八三《钱易传》，第1211页。
14《宋史》卷四八○《钱惟治传》，第13911页。
15《宋史》卷四四一《句中正传》，第13050页。
16见《钓矶立谈》。
17凡本文所涉史籍的撰述年代、卷数及作者等情况，均详拙著《五代艺文考》之考述，巴蜀书社2003年版。
18《宋史》卷四三九《文苑传序》，第12997页。
19李昉《二李唱和集序》。
20《宋史》卷三○五《杨亿传》，第10079页。
21《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四载，大中祥符八年三月，胶水人蔡齐与新喻人萧贯争为进士第一:“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第519页。
23《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第10375页。
24《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第13093页。
25《宋史》卷三一九《曾巩传》，第10390页。
26《资治通鉴》卷二九二，第9572页。
27《宋史》卷四三一《孙 传》，第12807页。
28《宋史》卷四三一《王昭素传》，第12808页。
29《四部丛刊》本《河南穆公集》卷二。
30《郡斋读书志后志》卷二“《姚铉文集》二十卷”题解。
31《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第10267页。
32《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第10801页。
33《四部丛刊》本《范文正公集》第五册《奏议》。
34《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书》。
35《欧阳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一六《与张秀才第二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