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入蜀记》从两个方面记载了作者的旅行状况，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旅行笔记。现分述如下:

首先，《入蜀记》记载了作者奉朝廷之命赶赴任所的经过，为后代读者提供了关于宋代官差旅行的丰富资料。

一、赶赴远处任所不必日夜兼程，赴官者可以从容为之。陆游从乾道五年（1169）年底接到任命，迟至次年闰五月才动身赴任。如果说这是因病而迁延，那么他已经上路之后仍然“行道迟迟”，走了五个多月方到达夔州，就只能说他并未把王命看得急如星火了。《入蜀记》中对陆游一路上的情形有详细的记载:他不但沿途访亲问友，而且每逢名胜古迹，都要停留数日，以尽观览之兴。例如他在闰五月十八日动身以后，至二十日已达临安，在临安逗留十日，省兄访友，游览西湖，至六月一日才离开。又如他于六月十七日抵镇江，又停留十日，到二十八日才渡江至瓜洲。其后他行经建康府、庐山、鄂州等地，也都停留五日以上。难怪他在此行途中不但写了《入蜀记》六卷，而且作诗九十多首，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二、远行赴官者的盘缠必须自筹，但是政府也提供一定的旅行便利。陆游入蜀，就是靠亲友的资助才凑足了路费 ⑩ 。但是当他上路之后，一路上也曾得到官府的照应。八月三日，陆游行至江州，“始得夔州公移” （卷三） ，也就是说夔州官府已有文书前来。至二十三日，陆游行至鄂州，“夔州迓兵来参” （卷四） ，即夔州方面已派士兵来迎接。九月十日，陆游行至石首县附近，“遣人先至夔” （卷五） ，所遣之人当即夔州派来迎接的士兵。九月二十一日，陆游在江陵府，“刘帅丁内艰，分迓兵之半，负肩舆自山路先归夔州” （卷五） 。可证夔州派来的“迓兵”人数不少 11 。从这些记载可见南宋时官府对地方官的赴任之行是有所安排照应的。而陆游在路经所有的州府时都得到当地长官的宴请接待 （《入蜀记》中记载甚多，文繁不录） ，那些官员并非都是他的旧交，可见地方官府本有接待过路官员的责任。

其次，《入蜀记》中详细记载了作者乘舟旅行的过程，为后代读者提供了关于宋代长江航运的丰富资料。

一、陆游此行除了在临安时曾一度搭乘官船以外 12 ，一路上都是租船而行。《入蜀记》中的租船记载始于镇江，那正好是长江航行的始点:“（闰五月）二十日，迁入嘉州王知义船。” （卷一） 至二十九日又记云:“舟人以帆弊，往姑苏买帆，是日方至。” （卷一） 可见船主为了在长江上的长途航行，事先须作好充分的准备。这条船是一条载重量很大的“二千斛舟” （见卷三“七月二十八日”） ，一路平安无事。然而经过公安县后，陆游终于换了一条船:（九月）十七日，“日入后迁行李过嘉州赵青船，盖入峡船也。” （卷五） 原来过三峡必须换乘专门的“入峡船”。《入蜀记》中还具体记述了这种船的特征:“（九月）二十日，倒樯竿，立橹床。盖上峡惟用橹及百丈，不复张帆矣。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大如人臂。予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橹六枝、百丈两车。” （卷五） 可惜这条“入峡船”并没有把陆游一行安全地送到夔州，“（十月）十三日，舟上新滩，由南岸上及十七八，船底为石所损。急遣人往拯之，仅不至沉。然锐石穿船底，牢不可动。盖舟人载陶器多所致。” （卷六） “十五日，舟人尽出所载，始能挽舟过滩，然须修治。遂易舟，离新滩，过白狗峡。” （卷六） 原来由于船主贪利多载货物，导致船底被礁石刺穿，陆游只得又一次换船，才过了新滩和白狗峡到达归州。陆游自镇江至夔州，竟三易其舟，才得到达，可见那时从水路入蜀是何等的艰险!

二、更为可贵的是，《入蜀记》中还详细描写了在长江上行舟的经过，包括舟子如何与险滩湍流搏斗，以及祭神、避险及旅客搭乘等细节，生动有趣。

在长江上行舟，舟子辛苦异常。“（八月）十四日……是日逆风，挽船自平旦至日昳，才行十五六里。” （卷四） “九月一日，始入沌，实江中小夹也。……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又无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才行四十五里。” （卷五） 用纤挽船逆流而上，一整天才前进十多里，更何况遇到连纤路也没有的地方，竟需要用小船来拉纤，这是何等的辛苦!然而更大的麻烦是险滩急流的威胁，所以舟子常常要向神灵祈求平安:“（九月）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泽深阻，虎狼出没。未明而行，则挽卒多为所害。’是日早见舟人焚香祈神云:‘告红头须小使头:长年三老，莫令错呼错唤!’” （卷五） 至是月二十二日，“舟人祀峡神，屠一豨。” （卷五） 至十月三日，“舟人杀猪十余口祭神，谓之开头。” （卷五） 如此频繁地祭神，可见覆舟之险在舟子的心头投下的阴影有多么严重!

陆游也记载了舟子们的一些趣闻，例如下面两则:

（七月十一日）是日便风，击鼓挂帆而行。有两大舟东下者，阻风泊浦溆，见之大怒，顿足诟骂不已。舟人不答，但抚掌大笑，鸣鼓愈厉，作得意之状。 （卷二） （七月二十八日）至石壁下，忽昼晦，风势横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趋小港。竭力牵挽，仅能入港系缆。同泊者四五舟，皆来助牵。 （卷三）

一写顺风行舟者与逆风行舟者的矛盾心态，一写舟子间的互相帮助，生动如画。此外如乘客搭船之事，在《入蜀记》中也有所记载:“（八月）二十九日早，有广汉僧世全、左绵僧了证来附从人舟。” （卷五） “（九月）十三日，泊柳子。夜过全、证二僧舟中，听诵梵语般若心经。” （卷五） 可见陆游在镇江所租王知义之船共有两艘，其一是给从人乘坐的，二僧来搭乘的就是“从人舟”。凡此种种，为后代读者展现了当时长江航运的许多细节性的画面，如果有学者要研究宋代航运情况的话，《入蜀记》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绝佳史料。

五

读《入蜀记》时我还联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诗与文的关系。陆游是诗、文兼擅的文学家，在他入蜀途中，既写了《入蜀记》这部散文作品，也写下了六十四首诗歌 13 。那么，其诗与其文有什么异同呢?如果有所不同的话，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首先，不管是散文还是诗歌，当然都必须有感而发，必须言之有物，否则便成为无病呻吟之作了。但是诗与文的写作条件毕竟是有所差异的，后者可以比较客观地记述所经之事，或比较冷静地考证史地，不一定要有很强的感情因素，而诗歌的写作则非动情不可，这在陆游入蜀途中的写作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例如陆游在《入蜀记》中记载说:“（六月六日）宿枫桥寺前，唐人所谓‘半夜钟声到客船’者。” （卷一） 这仅仅是对自己行止的客观记录，即使想到了唐人诗句，也仅止于此，并未有何感想。然而他在同时所作的《宿枫桥》一诗中却说:“七年不到枫桥寺，客枕依然半夜钟。风月未须轻感慨，巴山此去尚千重。”既对旧地重游表示了深沉的感慨，又对自己即将经历千山万水的巴蜀之行觉得心事重重。总之，此诗虽仅寥寥四句，但是字里行间却渗透着浓郁的情感。诗、文之别，判若泾渭。

正因如此，作者在《入蜀记》中的写法是排日作记，五个月中只留下很少空白的日子。可是其途中诗作却只有五十八题六十余首，在多数地点仅仅作记而未曾写诗，尽管陆游是以高产诗人而著称于世的。例如《入蜀记》卷六记载:“（十月）十六日，到归州。……城中无尺寸平土，滩声常如暴风雨至。隔江有楚王城，亦山谷间，然地比归州差平。或云:楚始封于此。”楚王城本是一个绝妙的诗题，然而陆游此时并未作诗。《入蜀记》中的上述记载基本上是客观的描写，即使是势如暴风雨的滩声也并未在作者心头引起什么情感波动。八年以后，陆游出峡东归经过此地，作《楚城》一诗:

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

牢骚满腹，思绪万千，对历史的无限感慨中包蕴着对眼前国势和个人命运的深沉叹息，因为当年楚国的暗弱正是如今国势的写照，而当年屈原报国无路的悲剧如今又在自己身上重演。诗人对这些感触不着一字，只说时迁世移，只有江上的滩声亘古如斯。然而诗人心中的汹涌思绪不正如这滩声一样，会在读者心上引起暴风雨般的感觉吗?那么，如此激情澎湃的一首好诗，为什么在陆游入蜀时没有能写出来呢?当然诗歌的灵感会有一些偶然因素在内，不全可以解说，但是大致说来，我觉得这是由于诗人在八年前入蜀时对人生事业还充满着憧憬，对国势也存在着希望，所以江边那座荒芜的楚城还没有引起他太大的感叹。及至他出蜀东归，平生梦寐以求的从军机会已经消逝，对国势衰弱的局势也看得更为清晰。当他再次看到楚城及隔江的屈原祠时，便不由得诗思如潮了。而散文的写作与诗歌不同，陆游入蜀途经楚城时虽然心中并无太深的感触，但并不妨碍他客观地记述行踪、描摹风物。

其次，文学创作都允许虚构、想象，但相较而言，诗歌更需要想象的翅膀，而散文却不妨与想象暂时分手，甚至可以把实事求是当作写作的高境。陆游入蜀途中的诗文写作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入蜀记》卷四:“（八月十九日）后至竹楼，规模甚陋，不知当王元之时亦止此耶?楼下稍东，即赤壁矶，亦茅冈尔，略无草木……此矶图经及传者皆以为周公瑾败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质。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败曹公。’不言在黄州。苏公尤疑之，赋云:‘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乐府云:‘故垒西边，人道是，当日周郎赤壁。’盖一字不轻下如此。至韩子苍云‘此地能令阿瞒走’，则真指为公瑾之赤壁矣。又黄人实谓赤壁曰‘赤鼻’，尤可疑也。”陆游指出长江边上以“赤壁”为名的山矶很多，黄州的赤壁一名“赤鼻”矶，故不一定是三国时周瑜大破曹操的古战场。文中虽说“不可考质”，但“尤可疑也”一语分明是否定的意思居多。可是陆游作于同时的诗歌《黄州》中却说:“江声不尽英雄恨，天意无私草木秋。”又说:“君看赤壁终陈迹，生子何须似仲谋!”则又分明把黄州的赤壁看作古战场了。为什么会有这种貌似矛盾的现象呢?原因即在于文征实而诗尚虚，当陆游写《入蜀记》时，他是以征史考实的态度来看待黄州之赤壁的，当然要实事求是。可是当他作诗时，只是借怀古以抒写胸中的感慨，既是借酒浇愁，当然无需细究史实，否则便是胶柱鼓瑟了。

当然，诗与文的界限不是绝对不可超越的雷池，它们有时也会互相渗透，甚至造成一些交叉地带，《入蜀记》中就有不少诗情浓郁的片断，除了前文所引的例子以外，再引数例:

（八月十六日）晚过道士矶，石壁数百尺，色正青，了无窍穴，而竹树迸根，交络其上，苍翠可爱。自过小孤，临江峰嶂无出其右。矶一名西塞山，即玄真子《渔父辞》所谓“西塞山前白鹭飞”者。……泊散花洲，与西塞相直。前一夕月犹未极圆，盖望正在是夕。空江万顷，月如紫金盘自水中涌出，平生无此中秋也。 （卷四）

（九月四日）过纲步，有二十余家，在夕阳高柳中，短篱晒罾，小艇往来，正如图画所见，沌中最佳处也。 （卷五）

（九月）九日，早谒后土祠。道旁民屋，苫茅皆厚尺余，整洁无一枝乱。挂帆抛江行三十里，泊塔子矶，江滨大山也。自离鄂州，至是始见山。买羊置酒，盖村步以重九故，屠一羊。诸舟买之，俄顷而尽。求菊花于江上人家，得数枝，芬馥可爱，为之颓然径醉。夜雨极寒，始覆絮衾。 （卷五）

就文学而言，正是这些片断使《入蜀记》臻于极高的艺术境界。它们像闪闪发光的珍珠点缀着全文，使之进入了诗的意境。

综上所述，我认为《入蜀记》是宋代笔记中文学价值极高的一部。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它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它从一个侧面标志着陆游古文创作所达到的水平，说明后人称陆游为南宋古文的“中兴大家” 14 ，并非过誉。第二，它标志着南宋笔记体散文所取得的成就，说明这种文体已经成为宋代散文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了。

注 释

①陆游的考订也偶有错误，例如《入蜀记》卷六“十月八日”条记游三游洞事，云:“洞外溪上，又有一崩石偃仆，刻云:‘黄庭坚弟叔向、子相、侄檠，同道人唐履来游，观辛亥旧题，如梦中事也。建中靖国元年三月庚寅。’按鲁直初谪黔南，以绍圣二年过此，岁在乙亥。今云‘辛亥’者误也。”其实“辛亥”二字无误，黄庭坚在《黔南道中行记》（《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中说得很清楚:“绍圣二年三月辛亥，次下牢关……至三游洞。”所谓“辛亥旧题”的“辛亥”是纪日而非纪年，实指绍圣二年三月十六日。陆游误把纪日的“辛亥”当作纪年了。

②《入蜀记》按日作记，即使其日无事可纪，也仍纪其日，如乾道五年闰五月的二十七日、三十日等。

③见陆子遹《渭南文集跋》，《四部丛刊》本《渭南文集》卷首。按:本文所引《入蜀记》即据此本，卷数则自为起讫，以求简明。

④《徐大用乐府序》，《渭南文集》卷一四。

⑤《上二府论都邑札子》，《渭南文集》卷三。

⑥《武昌感事》，《剑南诗稿校注》卷二。

⑦《跋东坡帖》，《渭南文集》卷二九。

⑧《世说新语·容止》载有庾亮在武昌时，曾于秋夜登南楼与诸贤咏谑之事。陆游所云当即据此。

⑨陆游在《秋风亭拜寇莱公遗像》之二中说:“豪杰何心后世名，材高遇事即峥嵘。巴东诗句澶州策，信手拈来尽可惊。”（《剑南诗稿校注》卷二）

⑩陆游到达夔州任所后在《上虞丞相书》中说:“家世山阴，以贫悴逐禄于夔。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渭南文集》卷一三）

11“刘帅”是谁，为何要陆游派兵送之，《入蜀记》中没有明确记载，待考。

12《入蜀记》卷一:闰五月二十日，“登漕司所假舟于红亭税务之西。”

13始于《将赴官夔府书怀》，毕于《登江楼》，皆见《剑南诗稿校注》卷二。

14明人祝允明语，见其《书新本渭南文集后》，四部丛刊本《渭南文集》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