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古代传世之名注本，皆未停留于仅仅对字词、出处和事典的注释，而是由此进一步探索原作者之本旨并阐释文本的真实意义。许尹称赞任渊之注山谷诗:“且为原本立意始末，以晓学者。非若世之笺训，但能标题出处而已也。” （《黄陈诗集注序》） 然而宋季方回在《瀛奎律髓》里批评说:“任渊所注，亦多卤莽，止能注其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识诗意。”晚清许印芳不同意方回的意见，他认为:

自来注诗集者莫善于施元之之注《东坡全集》，任渊之注《山谷内集》。二君皆南渡初年人，去苏黄两公未远，虽于两公所用典故，未能尽知出处，而于两公时事见闻亲切，证据详审;其注本诠次诸诗，皆仿少陵诗史，用编年体，不分门类。施注苏诗，于注题之下发明诗意。任注黄诗，于目录每条之下，总挈大纲，使读者考其岁月，知其遭际，因以推求作诗之本旨;此其所以为善本也。任氏之注，于诗中意旨亦能逐处发明。 118 许印芳的意见是较为公正的。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渭南文集》卷一五） 作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任渊《山谷诗集注》刊行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它早于施注苏诗四十余年，而且注释体例对施元之发生了显著影响。任渊推求山谷诗“原本立意始末”，发明“诗中意旨”，因而其注本在学术方面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任渊为当代诗人之诗集作注释，他执经于黄庭坚，搜集了有关山谷题跋墨迹、各种流传刊本和私家抄本，熟悉黄庭坚的亲友以及当时的文献资料，而且对山谷诗研究多年，于诗意深有体会，故其注本能于更高层面上阐释作品的涵义。

（一）编年。注释诗集在目录里将全部作品按创作年代编排，编年附以作者年谱，此种体例即使不是创始于任渊，他也是较早成功运用这一体例的注家。在南宋庆元五年（1199）即《山谷诗集注》刊行四十四年之后，黄庭坚之从孙黄□编定《山谷先生年谱》三十卷，其中自北宋元丰元年（1078）至崇宁四年（1105）之纪事皆参考并采用任渊所附的年谱。黄□《山谷年谱序》云:“先太史诗文遍天下，而年谱独阙。近世惟传蜀本诗集旧注（任注），援据为详。第循洪氏（炎）所编《退听》之旧，自元丰戊午以上，无所稽焉，观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孙不容不任其责。”黄□补充了元丰元年以前黄庭坚的事迹，使山谷年谱成为完璧。黄□编订的年谱基本上采用了任渊对作品的编年及有关的史事，凡引用任氏者大都标明“按蜀本诗集注云”，亦有未标明者。《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任渊编在“元丰元年戊午，是岁山谷在北京”，《山谷诗集注目录》考证云:

东坡守徐州，山谷教授北京，初通书并以此二诗寄意，东坡亦有报书及和章。山谷书云:“今日窃食于魏，会阁下开幕府在彭门。”又云:“作《古风诗二章》，赋诸从者。”即此诗是也。以《东坡集》考之，盖元丰元年。“魏”即北京，“彭门”即徐州。建炎中山谷之甥洪炎玉父编其舅文集，断自退听堂始。退听以前，盖不复取，独取《古风》二篇，冠诗之首，且云:“以见鲁直受知于苏公有所自也。”今从之。退听堂在汴京酺池寺南，山谷作馆职时，寓笔砚于此。

山谷诗经过编年考证，可以反映出诗人的创作发展过程，突现诗人的创作背景，为理解诗人的思想及其作品的意义提供了史实的依据。任渊的编年具有史事确切和文献详实的特点。黄□编《山谷先生年谱》时曾对编年作品进行全面考订，纠正任氏之误者仅《次韵徐仲车》、《拜刘凝之画像》、《赠郑交》、《戏答张秘监馈羊》、《奉答谢公静与荣子道》、《效王仲至少监咏桃花》、《题李亮功戴嵩牛图》。例如《次韵徐仲车》三首，任渊云:“右三篇元在《紫极观诗》后，诗有‘万里远归来，烦公问健否’之句，盖晚年所作。”据此任渊编在崇宁元年（1102）。黄□云:“此三诗蜀本（任注本）置于崇宁元年，然先生有是年八月间与平仲少府书云:‘审仲车先生弃士大夫不起于山阳，穷居失所，又不幸至此，直使人哀痛也。然仲车好德乐义，不屈其身，耋老好学不倦，以至于尽，在先生无憾矣。’此书宜在荆南，盖有‘至八月大病，几至委顿’之说，政是荆南待命之日。则此诗次，非当时所作。”黄□因此编在元丰三年（1080）。任渊在《山谷诗集注原目》引言里谈到编年问题，黄□订正者即属于“以类相从”而编年的作品。从黄□对任渊之编年的采用与考订，可见它是能经受学术验证的。

（二）背景资料。任渊开始注山谷诗仅距诗人下世六载，对作品的历史背景颇为熟悉，而又搜集了大量的文献，因而注释作品时提供了很珍贵的背景资料。例如《次韵子由绩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国》“斯文吕与张，泉下亦苏醒”，任注云:“‘吕’谓中丞吕诲献可，‘张’谓监察御史里行张戬天祺。按《实录·王安石传》:吕诲、刘述、刘琦、钱觊、孙昌龄、范纯仁、吕公著、孙觉、李常、胡宗愈、张戬、王子韶、陈襄、程颢，皆论列变法非是，以次罢去。山谷诗意，谓元祐初召用诸人，而献可、天祺皆前死矣。然朝廷选用谏官，时政一新，亦可伸其愤懑之气于泉下也。献可熙宁四年五月卒，天祺亦相继去。”若无任渊述及历史背景，后世读者很难理解此两句诗意。《叔父给事挽词》第一首“元祐宗臣考十科”，任注云:“‘宗臣’谓温公（司马光）。《汉书·萧曹赞》曰:‘为一代之宗臣。’温公为相，乞以十科举士:一曰行义纯固，可为师表;二曰节操方正，可备献纳;三曰智勇过人，可备将帅;四曰公正聪明，可备监司;五曰经术精通，可备讲读;六曰学问该博，可备顾问;七曰文章典丽，可备著述;八曰善听狱讼，尽公得实;九曰善治财富，公私俱便;十曰练习法令，能断请谳。”任渊是关注当代社会现实的学者，熟悉本朝政事，故不必引用典籍而是将作品的历史背景加以概括的说明。当这些历史背景消失之后，注家是很难了解某些细节的。

（三）解题。关于某篇作品的创作环境和作者的主旨，任渊在目录或诗题后均有适当的解说。《戏赠蜡梅》目录后任注云:“京师初不以蜡梅为贵，其得名乃自山谷始。”又于诗篇题后注云:“山谷书此诗后云:‘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工捻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木身与叶乃类蒴藿。窦高州家有灌丛，能香一园也。’《王立之诗话》云:‘蜡梅，山谷初见之，戏作二绝，缘此盛于京师。’”这不仅解题，还为我们留下了蜡梅见赏于后世的历史渊源的线索。黄庭坚晚年作的五绝组诗《谪居黔南十首》是用白居易诗略加改易而成。此种情况当时诗坛已有争议，任渊特为解题云:

近世曾慥端伯作《诗选》，载潘邠老事云:“张文潜晚喜乐天诗，邠老闻其称美则不乐，尝诵山谷十绝句，以为不可跂及。其一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文潜一日召邠老饭，预设乐天诗一帙，置书室床枕间。邠老少焉假榻翻阅，良久才悟山谷十绝诗尽用乐天大篇裁为绝句。盖乐天长于敷衍，而山谷巧于剪裁。自是不敢复言。”端伯所载如此，必有依据。然敷衍剪裁之说非是。盖山谷谪居黔南时，取乐天江州、忠州等诗，偶有会于心者，摘其数语，写置斋阁;或尝为人书，世因传以为山谷自作。然亦非有意与乐天较工拙也。诗中改易数字，可为作诗之法，故因附见于此。

这引用宋人诗话对组诗的取材及时人评议作了介绍。任渊表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诗法尤有深刻体会。我们且不论任氏之见解是否正确，毕竟有助于山谷诗法的认识。

（四）诗意。任注在求索字面出处与事典解释之后，往往进而阐释句意并归结全篇之意。关于句意的阐释，例如《次韵寄晁以道》“良为鼻祖来，渠伊为伴侣”，任注引《汉书·扬雄传》后，释句意云:“此句借用，言心为万法之祖，而以道于法喜爱著之深。若曰与心俱生，不可弃去，然不知为法所缚。则有人有法，二见未忘，未免于封执之病。故末句为破除之，使超然独立，不与万法为侣也。”这用佛家禅理阐释清楚句意。《寺斋睡起》第一首“小黠大痴螳捕蝉，有余不足夔怜蚿”，任注引《庄子》后释云:“诗意谓巧诈之相倾，智愚之相角，与此数虫何异，得失竟安在哉?”这从字面进而探究深层的诗意。关于篇意的发掘，《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第一首，任注云:“在熙丰，则荆公为是。在元祐，则荆公为非。爱憎之论，特未定也。”诗作于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卒于此年，虽盖棺而是非之论未定，故黄庭坚发出“真是真非安在”的叹息，从更高的哲学层次看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任注对诗意的概括，使我们愈见诗人思想的深刻。

任渊是蜀中优秀的学者，他的《沂庵集》虽然佚散，但我们从其少数佚文和代表性名著《山谷诗集注》，可见他具有清晰而深刻的政治见解，在南宋初年即以学术渊博而有国士之誉。任渊注山谷诗是有研究心得的，表现出解读的真知灼见。他不仅解释字面意义，寻求出处，而且在体例方面有所创新，通过作品的编年考证，提供历史背景资料，探究主旨，阐释诗意，以推求原本立意之始末。自《山谷诗集注》问世近千年来，虽然受到不少学者的指责，但真正的失误之处是很少的。它在经历学术验证之后，迄今仍然是中国诗学史上具有典范意义的名注本。 

注 释

①见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第一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6页。据任渊《黄陈诗集注序》初稿作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在整理过程中，又见到洪炎编于建炎二年（1128）的《豫章集》，校定编次，后定稿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请蜀帅许尹作序

②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后山诗注提要》，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29页。

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七，中华书局1955年版。

⑤祝穆《方舆胜览》卷五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

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⑦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905页。

⑧脱脱《宋史》卷三○《高宗纪》，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津逮秘书本。

⑩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五四，民国排印本。下文所引《重修先主庙记》、《双流县城隍庙记》等均引自此书。

1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四○，第1905页。

12今存任渊所编《山谷精华录》，舛误极多，夹杂后人言辞，疑其非任渊当时所编。

13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四;陆游《渭南文集》卷一五;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卷五四。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八作《訢庵集》，《文献通考》卷二四○作《訢庵集》。

14黄庭坚《论诗作文》，《山谷别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15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7页。

16此句引文见宋人袁文《瓮牖闲评》卷五，原文为:“任渊解黄太史诗，改《磨崖碑后》诗‘臣结春秋二三策’一句作‘臣结舂陵二三策’，引元次山《舂陵行》为言，此固一说也。然余见太史亲书此诗于磨崖碑后者作‘臣结春秋二三策’，讵庸改耶?”钱氏所引乃述意。

17《山谷别集》卷一五，四库全书本。

18《送顾子敦赴河东三首》，见方回著、李庆甲整理《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