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辞赋创作呈现出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趋向
徽宗庸劣，无理国之大志而梦想尝太平天子的滋味，政局大坏。在这种情形下，润色鸿业的辞赋呈现复兴的势头，这些赋曲折地反映出文人们全身远害、心灰意冷的心态。
早在元丰、元祐年间，就有文人为取媚当道、宣扬政见而创作颂德之作。周邦彦在元丰六年（1083）进献《汴都赋》为神宗大唱赞歌，元祐间，张商英作《嘉禾篇》为司马光颂德。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颂美赋数量很少，而且空洞无物，为文造情，艺术水平不高。据晁补之云:元丰间，关景晖曾奏《汴都赋》，“言天子盛德，焦劳天下，盖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归之清净，以谏上爱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赋旨” （《鸡肋集》卷三四《汴都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景晖后来贫困不能久居京师，抱其赋而泣，可见神宗对这类赋不太感兴趣。
面对元祐以后王朝的衰败气象，特别是徽宗以后的亡国之兆，文人们起而粉饰衰世，作一些有气无力的心理安慰。他们或宣扬王朝风物之美、物产之盛，或赞美礼乐之隆兴、国力军力之强大，很有些强撑门面的意味。而直接颂美徽宗的赋几乎没有，尤其是对他大兴土木、广搜奇石花木的举动更无人称颂。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颂美山川风物的赋，通过赞美山川以表现大宋的气度，以暂时忘却眼前一蹶不振的现实。这类赋较好的有李廌的《武当山赋》、李纲的《武夷山赋》、张嵲的《续囚山赋》、楼异的《嵩山三十六峰赋》等。李廌的《武当山赋》作于建中靖国六年（1101），这篇三千余言的赋充满热情地描绘了武当山的气势、山间风光、不凡的物产、鸟兽等等，展示了武当山在天地间的地位，并指出，大宋七叶而至徽宗，武当山焕发出卓然不群的灵淑之气，赋曰:“今遘盛时，以圣继圣，七叶重熙，西越流沙，东渐嵒夷，北抚幽都，南控雕题。际天所焘，率郡县之。惟南乡之故民，其苗裔之所遗，陶冶道化，旧俗丕移。昔尚豪夸，侈靡以嬉，今服礼训，惟俭惟仪;昔喜任侠，使气敢为，今乡义方，谨畏自持……” （《济南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种久违的谀美的文字出现在李廌的赋中颇可玩味，李廌非谗慝之臣，他的这段话不大可能是谀主，这篇赋应该是对绍圣以来日薄西山的国势的曲意回护，也许作者不想面对这样的现实:一番闹哄哄的政治纷争的结果，是王朝没落了。在赋中结尾，作者赞美与武当山有关涉的古贤，尤其对诸葛亮颇多推崇，李廌在聊以自宽中又希望有能人出山以振衰世。楼异的《嵩山三十六峰赋》是当时享有令誉的作品，赋作突出嵩山仙境般的美，其创作心态与李廌赋是一致的，也是为了自慰遣忧而巧构幻境。
不惟山川赋，北宋末期都邑赋也呈复兴之势。在周邦彦、关景晖创作《汴都赋》之后，李长民写了《广汴赋》。这篇近七千字的赋全面描述了汴都宫衙、宫庙建筑的分布图景，突出汴都在政治、仪式上的城市职能，和真宗时杨侃创作的《皇畿赋》表现世俗情调不同，李长民的赋承周邦彦赋，尽量滤去汴都的人间气息，着力渲染其礼仪性，展示汴都在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借此以表现宋王朝奉天承运的主题。这是为忘却处身衰世的不快而着力构建的幻境。王观的《扬州赋》、赵鼎臣的《邺都赋》也是这时期重要的城邑赋，都着重追溯历史，铺陈风物人情之美，以体现宋王朝深厚的底蕴和承圣继天的正统地位。王仲的《南都赋》则在叙述了北宋南都商丘的历史、物产之后，详细描述了真宗感梦受禅那场闹剧。李长民的《广汴赋》中也以无比神往之情记述了这件事。那场在当时和稍后广为文人诟病的荒唐事却成了北宋末期文人的美好记忆。他们以缅怀前朝掌故的景仰之情在追思真宗时的太平气象，流露出“哀以思”的亡国情绪。这种怀旧的心绪和巧构幻境的山川描写一样，是亡国气氛在文人心灵中的折射。
气势恢宏的典礼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元符年间，刘跂作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即反映了文人们的这种心理。从宋初以来，文人们对铺张扬厉的汉代颂美大赋颇多微词，而倾向于学习魏晋辞赋的征实传统。北宋中期辞赋中颂声消沉，典礼赋多是简单记述典礼程序。北宋末期的典礼赋转而学习汉大赋的虚声颂美。刘跂在《进元符南郊大礼赋表》中说:“如《三都》、《二京》，客卿乌有之比者，窃尝谓词人文士之作，虽取径不纯，去此道时远，至于变化飞动，神开笔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极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屈宋已还，贾生、相如、向、褒、雄、固最号高手，能使往汉光华至今，数子力也。自时厥后，苟作之徒，敝毫殚楮，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以会真，而其时君，至有持一时赫赫盛烈，甘心低徊，委之斯人之手，磨灭就尽，岂不痛哉。” （《龙云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原文有缺字，据《全宋文》补） 这样的议论在宋代相当少见，它充分肯定了汉大赋润色鸿业、传上国声威气势的功能。自扬雄中年悔作大赋，斥为童子篆刻，于世无补，他的这种论调影响甚远。班固援《诗》以曲意回护，以为辞赋乃古诗之流，义归于讽谏。扬雄、班固虽对汉大赋褒贬不一，但立足点是儒家的诗教说，都没有充分注意到汉大赋扬上国声威的功能。但在北宋末期，刘跂的肯定颂美国势的论调却得到了回应。据罗良弼《跋龙云先生集后》云:“元符改元，（刘）进《南郊大礼赋》，君相动色，以为相如、子云复出，即除秘书省正字，稍迁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丽传诵其文。” （《龙云集》卷末） 可见，刘跂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看来，随着国家的衰败，人们对颂美赋的功能却愈加重视了。但是，北宋末期的气象无法和大汉气度同日而语，赋家们认可汉大赋的铺张扬厉，学习它的宣上德，只能是粉饰惭德。刘跂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充满热情地追述太祖荡涤海内的功业和列宗的功绩，描绘当代的盛世景象多罗列漕泉涌地、祥瑞沓至等套语，显得虚张声势，不得要领。可以说，没有强大的王朝作依托，没有自豪开阔的胸怀，润色鸿业的颂声是唱不成腔调的。
四 辞赋创作表现出强烈的集大成意识
重学识修养和胸襟学力是宋初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读书穷理和通经明古、经世致用在宋人看来是统一的。北宋后期，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消歇，读书穷理渐变为文人们摆脱现实烦恼的重要途径，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意识深深影响着辞赋创作。
学识深厚是北宋文人的基本素质。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此犹为看重。他曾向人推荐秦观说:“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文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一一数也。” （《东坡全集》卷七五《与王荆公二首》其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还对苏过说:“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 （《曲洧旧闻》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庭坚也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 （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种重学问的倾向在文学创作中多表现为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早在诗文革新时期，宋人就表现出荟萃众美，自成一家的倾向，在贯通古人的基础上力求超越之。北宋后期，以苏、黄为代表的文人其学识和才气远高于他们的前辈，集大成的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秦观在《韩愈论》中将文分为论理之文、论事之文、叙事之文、托词之文、成体之文。而“成体之文”乃指韩愈创立的、融液众美的“古文”，他指出:“然则列、庄、苏、张、班、马、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他不光要求众体之融汇，更主张各种风格之融通，他说:“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法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淮海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具体到辞赋，要想在文体和风格上集大成，就要经过继承前人和自成一家两个阶段。苏轼曾评价鲜于侁的骚体《九诵》说:“嗟乎，此声之不作也久矣。虽欲作之，而听者谁乎?譬之于乐，变乱之极，而至于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声夷器也，求所谓郑、卫者，且不可得，而况于雅音乎?学者方欲陈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嘎釜灶，撞瓮盎，未有不坐睡窃笑者也。好之而欲学者无其师，知之而欲传者无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骏独行吟坐思，寤寐于千载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友其人于冥寞，续微学之将坠，可谓至矣。” （《东坡全集》卷九三《书鲜于子骏楚词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其追摹古人、继绝学之将坠的用心由此可见一斑。黄庭坚也说:“凡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放其步骤，乃有古风耳。” （《渔隐丛话》前集卷一） 北宋后期的赋家在继承与超越前人方面的成果卓然，由于他们的努力，宋赋平淡而韵远的风格得以张显。
北宋后期的许多赋家追模古人，在赋的体式上继承前代辞赋。如“七”，就有晁补之的《七述》、赵鼎臣的《七进篇》等，华镇的《感春赋》也是“七”。晁补之的《七述》写杭州的山川之胜，宫殿之美，丽人之绝俗，饮食之精美、奢华，商业之发达，盐茶等物产之丰富，江潮之壮观，最后归之于西湖之美和杭州作为栖隐之所的价值，借铺排七事，以赞美苏轼之高雅。赵鼎臣的《七进篇》先写自己悒郁不安，儿孙以七事进之:美酒忘忧、芍药遣怀、饮食娱乐、品茗傲世、博弈消遣，最后归之于琴书寄怀。此赋在体制上均依传统样式。毛滂的《拟秋兴赋》有意学习潘岳的凄苦。邢居实、张耒、唐庚的《南征赋》其悲凉的风格与班彪《西征》相类。还应注意的是，自苏轼模仿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后，竟有二十多人追和。屈原的《招魂》也有不少人拟作。可以说，骚体、大赋、“七”、小赋、赋体杂文等在当时都有人创作，而且，骚体的创作比北宋中期更为兴盛。
继承和创新是集大成意识辩证的两个方面，文人们摹拟前人为贯汇众家、众体奠定了基础;在穷极变化中又遵循着辞赋体制的基本原则，在似有似无的法度中驰骋着他们的才思，展示着他们以学运文的能力。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辞赋在继承古人的同时，哲理化、议论化的倾向更为明显，而且在语言方面努力继承辞赋长于铺排和音韵谐靡的特征的同时更注重语言的流畅自然和传神写照。并且，辞赋与其他文体的杂糅、混融以及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借鉴更为深入广泛。北宋后期辞赋的哲理和议论倾向于通过一定的形象来表现，倾向于依照传统赋体的法度。像李复的《久翠堂赋》、晁补之的《冰玉堂辞》等通过设词问答展开描写，或于其中孕涵哲理或于篇末展开议论，深化前文的铺张描写。李复的赋中描写久翠堂曰:“伟先生兮，冠切云之崔嵬而佩淋漓之干将。决居于詹尹兮，爰经纬于阴阳。敞修门于前馗兮，容结驷之煌煌。属高兴于后圃兮，以久翠而名堂。”又曰:“客久潜于石壁而业其白兮，何心藏于密而未能转乎物也。嘉荫错其交纷，清吹激越乎九成。舒张奋迅兮，苍虬振鳞鬣于碧海。森植亭峙兮，翠羽罗幢节于仙庭。搴春英兮粉黄，脱秋实兮琳圆，湛露兮的历，女萝兮连绵。” （《潏水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赋中堂之静与心之闲相互映衬，将陶渊明“庭户无尘杂，虚室有余用”的哲思演绎得十分传神、深刻。
北宋后期的文人有意识地混融赋与非赋的界线，在似与非似之间表现自己的功力。秦观的《寄老庵赋》是一篇游记，但音节之美和铺张描写的骋词特色又具有赋的特点。苏轼的《白雪堂记》、《放鹤亭记》、《游桓山记》等均缀以骚体;他的《观妙堂记》、《思堂记》、《众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言语谬悠，富于音韵之美，长于铺张骋词，颇具赋体文的特点。李纲的《日者赋》是赋体的驳论文，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是赋体的政论文，等等。当时，辞赋还向其艺术门类浸透。论画的有苏辙的《墨竹赋》，黄庭坚的《苏李画枯木道士赋》、《刘明仲墨竹赋》，惠洪的《墨梅赋》，陈与义的《觉心画山水赋》等;论书法的有黄庭坚的《东坡居士墨戏赋》等;关于茶艺的有黄庭坚的《煎茶赋》;关于品酒的有苏轼的《洞庭春色赋》、《酒子赋》、《酒隐赋》，张耒的《卯饮赋》、《酒夕赋》等;描写文人案头雅趣的有惠洪的《龙尾砚赋》，苏籀的《雪堂砚赋》、《米元晖山研赋》等。
北宋后期文人在丰富的学识的基础上努力贯通古今，融汇众家众体，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文学与非文学、赋与非赋结合起来，在似有似无的法度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学识功力，由技入道，将宋赋的特点展示得极其明晰。
注 释
①《宋文鉴》卷一〇四李清臣《明责篇》，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47、14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