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绎《华阳集》，除了上述以金玉写富贵的近俗之作外，也有少数不言富贵而富贵自在其中、气象高华的篇章。如《梅花》诗云:“冷香疑到骨，琼艳几堪餐。半醉临风折，清吟拂晓观。赠春无限意，和雪不胜寒。桃李有惭色，枯枝试并栏。”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评说:“其香到骨，其艳堪餐，起句十字已不苟，中二联皆清爽，不可以至宝丹忽之也。”从描摹梅之香艳到倾心梅之风骨，情感基调雍容和缓，语言温润秀洁，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色，与前文所举满纸金玉之作已有区别，格调提升了，可算得“文章富贵出乎天然”。还有如“气动千峰翠，光浮万瓦鳞。南亭一驻马，十里望青春” （《雪晴》） ;“天衢夜失清蟾魄，海国寒飞白鹭涛。谁共危楼凌爽气，左持樽酒右持螯” （《秋雨》） 等，雕琢痕迹略轻，可惜这类比“至宝丹”体格调稍高的作品在王集中数量太少了。

“至宝丹”体的突出特点是镶金嵌玉、雕润典丽，而王珪又是宋代成就较高的骈文大家，四六文和诗歌一样讲究对仗、声韵、辞藻、用典;那么王珪诗与文之间是怎样一种艺术关系?正如玉溪诗与樊南文、杨亿的昆体与其骈文消息相通一样，王珪的四六写作跟他写诗也产生了密切联系，并且深刻影响到他的“至宝丹”体的艺术特征。《四库全书〈华阳集〉提要》评其骈文云:“多而且工者，以骈俪之作为最，揖让于二宋之间，可无愧色，王珪、谢伋、陆游、杨万里等往往称之，殆非虚美。”不少宋人笔记、诗话，都谈到王珪四六用事赡切、对仗精工，限于篇幅，不再征引。虽然写骈文与作诗有着相辅相成的艺术关系，但考虑到六十卷的《华阳集》骈文占到五十三卷而诗仅七卷，加之王珪骈文的用典与对句数量远远超过其诗，显而易见，其骈文对诗的艺术借鉴作用自然要大得多。王珪四六的精于用典对偶，正可看成为写诗做材料上的积累与技巧上的训练。将王珪的诗与骈文比照而读，其间颇有相同的典故与近似的对句;更重要的是，骈文的对偶用典之 绮丽高华直接影响到王珪“至宝丹”体诗风的形成。

通过上面对王珪“至宝丹”体的艺术分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宋初的“西昆”风味，进而轻率地推断王珪诗风就是刘、杨昆体的一种延续。果真如此吗?一个有意味的信息是，王珪与欧阳修有门生座主之谊。王珪系庆历二年（1042）进士，他先应武成军州试，当时欧阳修任武成军节度判官厅公事，参加试士，因了这层关系，王珪被目为“欧门弟子”。众所周知，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在运动中他起了摧陷廓清的主导作用。诗文革新中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嘉祐二年（1057）的知贡举事件，这次科举考试对于诗风文风的改革乃至端正宋代文学的发展方向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一一》载，“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十五年后欧阳修与王珪师生又一同主持试举，堪称文坛佳话。《蔡宽夫诗话》云:“座主门生同列，固儒林中之盛事，而玉堂尤为天下文学之极选，国朝以来，惟此二人前此未之有也。”

这次科举考试还有一个文学“副产品”，五位主考官加上小试官梅尧臣，“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长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吏奔走往来，间以滑稽嘲谑，加于风刺，更相酬酢” （欧阳修《归田录》卷二） 。这部唱和集已佚，但从欧阳修、梅尧臣、王珪的集子里还可找到不少（欧、梅各三十余首，王珪约二十首）。试看王珪的《呈永叔书事》:“诏书初捧下西厢，重棘连催暮钥忙。绿绣珥貂留帝诏，紫衣铺案拜宸香。卷如骤雨收声急，笔似飞泉落势长。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作品由自己奉诏主考说起，谈到连日来的繁忙、皇帝派使宣诏、考场紧张与士子的专注等，最后从今日之考试忆及十五年前自己登第，感觉今日能和老师一起主持考试真是无上光荣。纪昀评云:“颇有气格，惟三、四稍冗。” （《瀛奎律髓汇评》卷二） 欧、梅等开创了宋诗崇尚气格的风气，而王诗之“气格”恐怕正来自对前辈老师的学习与借鉴。不过，他到底不脱馆阁词臣的习气，“绿绣”、“紫衣”云云还是略失雕琢。此外，王集中近二十首和欧、梅唱和的作品大多雍容和缓，近乎欧阳修的流丽宛转风格。王集中还有一首难得一见的七古《和永叔思白兔戏答公仪忆鹤杂言》值得注意。欧阳修的七古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王珪和诗基本上是对欧诗亦步亦趋的仿效，语言清新流畅，风格流丽舒缓，体现出欧、梅等“新宋诗”的风格气象。

但是，能否把王珪归入新变派的阵营?恐怕也不合适。当时新变派除欧阳修较显达外，大多是中下层的文士，而王珪的仕途太顺利了，平生未曾迁谪，多代言应制之词而无放逐感愤之作，故其诗多富贵气。如果他也像梅尧臣一样沉沦下僚，后来的诗风必然不会那样雕润绮丽。人生道路对诗人风格的影响实在不容忽视。

梅尧臣有诗羡王珪云:“金带系袍回禁署，翠娥持烛侍吟窗。人间荣贵无如此，谁爱区区拥节幢。” （《谢永叔答述旧之作和禹玉》） 在梅尧臣眼里，翰林学士甚至比封疆大吏还要荣耀显贵，他对写一手“至宝丹”体富贵诗而位至宰辅的王珪艳羡不已。假若梅尧臣仕途得意，高官显达，大约他的诗也不会如此平淡而多穷愁之音了吧。因此，对王珪诗的恰当定位应是:沾溉新变派的膏馥而不脱富贵气的馆阁词臣之诗。

一般论家对王珪诗的评价并不高，“至宝丹”云云大约还是贬抑的成分多些。不过，在中国文学史上，镶金嵌玉的颂圣文学历代皆有，王珪则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家，他的“至宝丹”体确有特色，对后来明代的“台阁体”、清代某些馆阁词臣之诗都有一定影响，研究其诗即可认知一体，聊备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