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应当看到：不少写作人，墙内的有干警和囚犯，墙外的有曾为囚徒的和到监狱内体验生活的，如当过囚徒的作家贾植芳曾写过《狱内狱外》，他这样表述狱内生活：“蹲监狱是一种人生，在这里可以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故事，被迫凑到一起，成为一个特殊的小社会。在这里依然有正义与邪恶、是与非，甚至是生与死的冲突、斗争。”

　　湖北作家绍六，文革期间因“攻击”江青而入狱数年，根据这段经历他写出了《狱霸》一书；

　　南京作家刘静生，根据一位曾是逃犯的朋友的经历，写出了《当代江湖秘录》；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过长篇纪实小说《遣送大西北》；

　　天津作家航鹰在监狱体验生活，写出了以《大墙内外》为题的系列作品；

　　1986年底，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纪实文学《中国西部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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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走向和平——狱中手记》，此书作者唐敏1986年在南京《青春》杂志上发表了中篇纪实小说《太姥山妖氛》，不久，此作品中涉及的真实地址、真实姓名的人就联名上告，1990年月，经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和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二审判决，唐敏犯有诽谤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赔偿人民币两千元。唐敏出狱后即写出了记叙她真实经历的《走向和平》一书，书中记叙了她在狱中的所见所闻。

　　改革开放以来，影视剧本也不断涉足大墙题材，如电影《少年犯》在观众曾掀起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此外还有描写女犯的《雨沐花尘》，根据小说《橡树上的黄手帕》改编的电影《幸福的黄手帕》成为经典影片之一。

　　以上事实说明，“大墙文学”依然有其蓬勃和潜在的旺盛生命力，大墙题材的创作天地很广，作者在此领域尽可以大有作为。同时，我们不能拘泥于丛、张二人的作品来探讨“大墙文学”，丛维熙被称为“大墙文学之父”，张贤亮被称为“大墙文学之叔”，但二人的作品绝不是“大墙文学”的水穷之处。新时期“大墙文学”要进一步发展，必须把握住社会主义监狱体制变化的脉搏，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推陈出新，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象命名“公安文学”、“军事文学”那样，给“大墙文学”下个宽泛的定义：

　　所以以大墙内人物（包括监狱干警、罪犯及其亲属）为中心人物，以大墙内生活为基础素材的文学形式都可以称之为“大墙文学”。

　　“大墙文学”的作者不必文学“。 ”大墙文学“的作者不必写作人，”大墙文学“的体裁亦不必考其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剧本、歌词。

　　“大墙文学”的现状

　　虽然说“大墙文学”在一定时间内已喷发出并在现在仍潜存着旺盛的生命力，但与当今文坛诸如“公安文学”、“军事文学”作品的产量相比，“大墙文学”作品的创作现状不容乐观，自丛、张二人之后已渐呈示微之气，因而“大墙文学”的概念在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也越来越淡化了，虽然报刊、影视作品中也常出现反映大墙题材的作品，司法部也曾经组织编写过一写作品，如拍摄电视剧《囚犯的荣誉》，出版文艺作品集，但缺乏系统性、持久性的投入，在此领域缺少大手笔、的大制作，多数作品仍停留于“蜻蜓点水”式的触及，因而“大墙文学”并未得到社会的广泛了解和认同，近几年“公安文学”作品高潮迭起，仅就影视剧而言，《9？18大案纪实》、《中华之剑》、《英雄无悔》等一系列作品，以其贴近生活、真实可亲的创作风格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喜爱，也使人们在观赏作品的同时，了解到公安干警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树立了新时期公安干警的行业形象。

　　“大墙文学”缘何式微，笔者认为：　一、“大墙”生活的封闭性特点的限制。由于政策的规定性和刑罚执行的严肃性，“大墙”生活是近乎封闭的，只有监狱干警和罪犯才能走进“大墙”，细致入微地体察生活，对外界而言，它是一块禁地。当然，也有少数作家鼓足勇气走进狱内体验生活，但这种体验毕竟受到较大的限制。同时，由于“大墙”题材的文学作品有时必不可免要涉及到一些不能对外公开的秘密，因此，多数写作者仍然无法把握住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这种顾虑在发稿时编辑中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

　　二、作品发表环境的狭窄。尽管目前各省市的监狱管理局都有类似《新生报》之类的内部报纸和一些为数不多的专业杂志，但目前从严格意义上讲全国监狱系统内部尚无一份纯文艺性质的“大墙文学”杂志。从宽泛意义上讲，河北保定市的《特殊园丁》可以算的饿上一家面对大墙和社会的综合性刊物，但囿于多方面的原因，能够提供给“大墙文学”的版面也很有限，绝大多数“大墙文学”还是处于“搭车赶路”的尴尬处境，如上海的《警苑》、江苏的《法学天地》等刊物还是辟出一角作为“文苑”、“大墙内外”这样狭窄的发表空间，其拥有读者的数量可想而知。而且，1997年国内报刊进行整顿，许多这样的刊物已经或即将消失，有的改成内部资料。面对日益缩小的空间，“大墙文学”的创作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处境，而同样的“公安文学”发展情况则相反，不仅有公安部办的大型刊物《啄木鸟》，而且几乎每个省市的公安厅都有自己公开发行的刊物，江苏省的《警方》、《治安》，安徽有《警探》等，这些刊物以优厚的稿酬等因素建立了供稿人网络，而且经常邀请一些社会知名作家推出主打栏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

　　三、写作者的自我束缚。一段时间以来，多数“大墙文学”写作者在创作时陷入了“三段论”式的写作模式，写管教干部教育罪犯总是欲扬先抑，强调罪犯违规违纪、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总之是“一无是处”，然后是管教干部苦口婆心地教育，病时端一碗鸡蛋面感动得罪犯泪流满面，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写追捕逃犯也只是侧重于人民政权的强大力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囚犯写作的文章中也多是借物、借事抒情，有所思，有所叹，再不就是岁月漫忆类的小短文。应当看到，这是一中急功近利型的写作，写作者满足于驾轻就熟的一中肤浅的写作方法，没有深入到角色的心理深处、人性深处、灵魂深处，缺乏对生活的深刻体验，缺乏在创作上坚苦卓绝的探索精神，这样简单炮制出的作品，严格上讲，不是创作，是手工作坊的制作，这样的状态是很难产生大作品的。当然，好的作品并非一定要长篇巨制，文学魅力不问长短，但要想铺开对大墙生活的描写，深入一些，仍然是需要一定的篇幅的。雷同化的“三段论”式的情节既不合于文艺多样化的要求，也不利于文艺创作的进一步深入，同时也不利于培养好的读者群。须知好的作品自会拥有读者，而读者的青睐则有助于文学创作者进一步成熟，作品艺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大墙文学”的前景

　　监狱多地处偏僻，有在深山大漠，有在沿海湖湾，交通不发达，文化生活单调。应当说，无论监狱干警还是囚犯，都需要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大墙文学”作品则以其贴近生活的特点更受到大墙内的读者的青睐。好的作品能启迪人、感化人、熏陶人、帮助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大墙文学”在人性人格方面较之其他文学题材有更深入的探讨，十五的啊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是“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社会主义文学殿堂不能也不应该少了“大墙文学”这一分子。

　　同时，面对世界范围的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监狱工作政策屡屡无理攻讦的形势，从国际人权斗争的需要出发，“大墙文学”也应该主动出击，宣传党的“改造人、造就人”的监狱工作政策，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监狱干警集“教师、医生、父母”于一身（党的改造工作要求干警对待罪犯要象“医生对待病人、父母对待孩子、教师对待学生”）的社会主义执法者形象，宣传罪犯在大墙内反省、感悟、忏悔的心路历程……“大墙文学”应该在坚持“主旋律”的前提下，尽可能撩开蒙在她脸上的朦胧而迷离的面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监狱刑罚执行的透明度也有了显著的增加，“大墙文学”题材并非如一些人所说的是个“雷区”，不好写、不敢写，大墙内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为创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两年，司法部已经有意识地实施了“金剑文章奖”、“金剑图书奖”“金剑文学奖”等六个专项奖，极大地调动了写作者的积极性，一大批文学艺术价值较高的作品脱颖而出。在这些作品中，“大墙文学”题材占了较多的席位，在“文学奖”中有舒克鹏的《从看得见的高墙到看不见的高墙》、林牧夫的《走向牢狱的女人》等。这些作品体裁多样、选材不一，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大墙文学”的内涵，拓宽了其外延。

　　“大墙文学”的发表空间应该予以拓展，可以尝试在《特殊园丁》、《警苑》的基础上创立司法部主管或主的综合性大型刊物，以扩大其影响，“大墙文学”未尝不可以象南方诸省发展“公安文学”那样，把知名作家邀请到圈子里来，给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挖掘大墙生活中“金子般的物质”，推出更多有影响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