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及南渡之初，吕本中渐渐主盟诗坛，而吕氏与晁氏乃世交，吕本中与晁氏“之”字辈交往犹密切，据其《东莱吕紫微师友杂志》（十万卷楼初编本）：“晁冲之叔用，文元之后。少颖悟绝人，其为诗文，悉有法度。大观后，予至京师，始与游，相与如兄弟也。叔用从兄贯之季一、谓之季此，皆能文博学，皆与友善，若说之以道，则予尊事焉。以道弟咏之之道，叔用之兄载之伯禹，予皆与之游。大观、政和间，予客京师，叔用日来相招，如不能往，即再遣人问讯。时刘羲仲壮舆在京师守官，亦日相问讯。”晁冲之更常与之讨论诗法，吕本中《紫微诗话》中曾说：“叔用尝戏谓余云：‘我诗非不如子，我作得子诗，只是子差熟耳。’余戏答云：‘只熟便是精妙处。’叔用大笑，以为然。”[11]而韩淲更将晁说之与吕本中共同誉为由北宋入南宋的文化结晶：“渡江南来，晁詹事以道、吕舍人居仁议论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诸老一二百年酝酿相传而得者，不可不讽味。”（《涧泉日记》卷下）晁说之的散文遂能开浙东学派散文先河（参拙著《晁说之研究》）。晁说之还得苏轼荐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与苏门关系密切又卓然独立，苏门崇陶，而他却有独特的看法，这些都丰富了我们对宋代文学史的认识。南宋有文集传世的晁氏族人仅晁公遡，其五古清浅，迥异于补之五古的奇奥，反映了时代思潮变化的影响。南宋前期，虽然四灵、江湖诗派还未登台，但人们的审美趣味已开始由雄深雅健转为清美圆活，公遡诗风之清除了受其父冲之的影响，也带有时代的痕迹。因此研究这样一个绵延长久型家族的文学，可以看到整个宋代文学史发展的缩影。

    最后从家族与文学结合的角度（详参本书第四章），可以看家族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和历史因素在宋代文学与学术发展中的作用。总体说来，以晁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对宋代文学的影响不是零散的，而是有一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效应。世家大族具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是一般平民士子享受不到的，兹举有关晁氏的数例如下：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如“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如晩生少年但以印本为正也。”不知宋氏家藏为何本，使得尽见之，想其所补亦多矣。”（周紫芝《竹坡诗话》）

    小宋旧有一帖论诗云：“杜子美诗云云，至于实下虚成，亦何可少也。”先子未达，后问晁以道。“云云”，昔闻于先人，此盖为《缚鸡行》之类，如“小奴缚鸡向市卖”，“云云”是实下也。末云云“鸡蛊（《稗海》本为“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虚成也。盖尧民亲闻于小宋焉。丁卯季冬初七日夜，因看杜诗举此，谨退而记之。（范公偁《过庭录》）

    光禄（公偁祖父范正思）侍居相府，同晁以道往见东坡。顷有从官来，东坡揖坐书院中，出见。良久，光禄于坡书笈中，见一小策，写云：“武宗元中岳画壁，有类韩文《南海碑》，呵呵。”光禄与晁再三绎之，不晓。坡归。疑不已，晁辄发问，具告曲折，云：“不知何义？”坡笑曰：“此戏言耳。武宗元，真庙朝比部员外郎也，画手妙一时。中岳告成，召宗元图羽仪于壁，以名手十余人从行。既至，武独占东壁，遣群工居西，幕以帏帐。群工规模未定，武乃画一长脚幞头，执挝者在前。诸人愕然，且怪笑之，问曰：‘比部以上命至，乃画此一人，何耶？’武曰：‘非尔所知。’既而武画先毕，其间罗列森布，大小臣僚，下至厮役，贵贱形止，各当其分，几欲飞动。诸人始大服。《南海碑》首曰：‘海于天地间万物最巨’，亦何意哉！其后运思施设，极尽奇怪，宗元之画是以似之也。”（范公偁《过庭录》）

    可想而知，当其他人拿着错讹百出的杜诗印本以讹传讹、望文生义时，晁氏早已捧着善本登堂入室，涵泳其精华所在了。而像宋祁、苏轼这样的文化大家对于文艺的精妙见解（四库馆臣撰《过庭录》提要时即云其中“记宋祁论杜诗实下虚成语，记苏轼论中岳画壁似韩愈《南海碑》语，皆深有理解。”），晁氏也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受教于心， 所谓名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使晁氏族人能够取法乎上，当然有利于他们在文坛上迅速成长。总之，世家大族通过各种家族关系资源，相互联姻，广交师友，积累图书，互相交流，织成了庞大的社会中上层文化网络，形成了“大传统”的话语权，他们交往酬唱，互补互动，不仅在行为、观念上相互影响，还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宋代文学观念和文学发展。宋代文人的言行举止，从家族角度看能有许多新鲜解读。如晁氏敢以精于校勘自夸，便和家族中多宋祁、司马光等名人手稿有关。晁公武作《郡斋读书志》，也与他继家声的心理息息相关，而他为目录做提要的方式，又影响了陈振孙等一批目录学家。但毋庸讳言，家族对文学的影响，如果具体到家族某一人物对上代文学经验的继承上，又有其权限性，不可过度阐释，论文的第五、六章通过晁氏家族人物的文学创作就显示出了这一点，即它只在有限的方面影响文学创作，文学创作还有其他复杂的外部成因和自身规律，晁补之和晁冲之的文学受家族文学的影响其实并没有想像得那样大。南宋程敦厚谈到晁氏时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若夫渊源授受，不失其传，而极其变，则本朝号文章家，莫盛昭德之晁。惟晁氏自文元、文庄以道德显，联芳太史，其后大音迭奏，奇藻袭出，世不乏人。”[12]“不失其传”、“而极其变”构成了一对包孕丰富、极具张力的概念：所谓“不失其传”，当是就大的家族文化传统而言，晁氏历代多以文献文学知名，不失为“大音迭奏，奇藻袭出”的文章之家；所谓“而极其变”之“变”，当指在“文章之家”这一“属概念”下包含着的所有不相同的“种概念”，“极其变”正说明了晁氏人物文章风格差异之大。像“博通”、“文章之家”、“科第之家”等家族文化用语因其蕴意宽泛而似乎无所不适，它可以宏观地解释许多晁氏家族乃至宋代家族的文学现象，但涉及到具体的文学风格和艺术手法辨析时，此类术语就多少显得大而无当了，一个家族不同成员风格各异的创作成因也许可以用家族“博通”的观念来解释，但他们各异的创作到底是如何具体形成的？其中又包含了哪些家族文学和非家族文学的成分？恐怕很难仅用家族的“博通”传统来塞其责。

    西方汉学家讨论宋代社会流动问题时，曾分别以核心家庭和家族为单位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前者得出宋代社会流动性强的论断，而后者却对之予以否认（地方精英理论即是其中一种表现，因为地方精英的存在客观上会阻碍社会上下阶层流动的速度），两者都借鉴了社会学的“代际流动”研究方法，不同之处在于分析单位的变化。不管是以核心家庭还是以家族为分析单位，都还有进一步细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那就是能否以个人为分析单位探讨其在社会上的不同身份角色和由此导致的社会流动，即社会学中所谓的“代内流动”研究方法。因为“代际流动”探讨的问题容易宽泛化和自相矛盾，从而掩盖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如前举对宋代社会流动问题截然相反的认识即是一例。而“代内流动”则立足于个人，通过个人和社会的联系、身份的变化看社会流动性，邓小南先生的《北宋苏州的士人家族交游圈——以朱长文之交游为核心的考察》[13]一文就是从此视角进行研究的成功范例。当然，这一视角也可以广泛地适用于其他研究，如家族人物的创作个性，就不仅要从家族因素中找原因，更重要的还要从其自身遭遇和观念变化着眼，才能获得较为通达的解释。家族人物的创作受家族文学影响有限，这个发现也许让我们不无尴尬，但给出适用条件正是科学性的一种体现，过分拔高自己研究对象的意义和扩大研究对象的适用范围却与科学精神背道而驰。以一个经典个案为中心，指出家族可以为文学史、社会史研究提供新的单元和新的结构，同时又指出这一新的单元和新的结构的局限性，这可以说正是本文的研究贡献之一。

    学术研究，通常是根据读书的初步心得提出具有合乎逻辑规范的理论假说（亦可称理论模型），然后严格检验这个理论假说所涵盖的命题是否与所应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只有不被证伪的命题才是暂时可以接受的命题。本文原初的题目设计是《宋代家族与文学》，但宋代家族与文学情况复杂，未知和不确定的因素太多，目前尚难以限定条件少且简单有效的理论模型来包举整个宋代家族与文学的问题。我们只好采用由点及面的个案形式提出若干初步研究结果，它仍有待于大量的经验事实来论证检验，并在检验过程中不断完善，以期达到解释范围的最大化。再如宋代新世家的形成、不同地域家族文化的差异[14]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家族文化与政治、经学、文学的关系、以及许多重要家族与文学的个案研究等等，也都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关注。

    总之，宋代家族与文学的研究领域广大而深邃，本文所做的研究虽有开拓性，但限于时间和学力，只是以一个家族个案为基础做了较深入的探讨。上述问题尚未能在本篇论文中得以展开，却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继续拓展的空间。

[1] 刘晓《元朝的家庭、家族与社会》第3页，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1998年博士论文。

[2]参台湾学者梁庚尧《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和黄宽重的《宋代四明士族人际网络与社会文化活动——以楼氏家族为中心的观察》，收入黄宽重、刘增贵主编《家族与社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

[3] 参看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五章“唐—宋近代社会说”一节，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

[4] 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66—8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 此点可参何新所博士论文《宋代昭德晁氏家族研究》第27—29页。

[6] 周扬波《宋代士绅结社研究》，第161—162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5年博士论文。

[7]据胡志宏《西方中国古代史研究导论》第254—255页，这七类人为：有官职的人；中举的文人学士；地方庙宇和道观的主要捐赠者；修建学校、书院、图书馆、桥梁、水利工程和园林的组织和个人；地方军事组织或慈善组织的领导人和义庄或用于赈灾的庄园的主人；通过师生、诗友、学术同道等关系组织在一起的人，或在上述五项活动里聚在一起形成团体的人；前五类人的姻亲。

[8] 于建嵘《乡镇自治：根据和路径》，《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

[9]参朱瑞熙《一个常盛不衰的官僚家族：宋代江阴葛氏家族初探》，张邦炜《宋元时期仁寿－崇仁虞氏家族研究》，均见《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出版）。

[10]西京石氏中石熙载官至枢密使、尚书右仆射，子石中立官至参知政事。熙载孝悌有礼，奏补继母子熙导为官，然死后从弟熙正与熙导交讼，熙正坐除名，熙导还本宗。石家很快衰败下去。（参《宋史》卷二六三）

[11] 《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0页。

[12] 《晁氏崇福集序》，转引自《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78页。另案：此段引文是从李朝军博士论文中得到线索，又核原书而得。拙著基本定稿后，始看到李的博士论文《宋代晁氏家族文学研究》，但由于自己文章规模已定，无法将读李文时的收获尽纳书中，拙著有两处受惠于李文，皆已标明，以示不敢掠美之意。

[13] 《国学研究》第三卷第451—48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另外，本段有关西方对于宋代社会流动问题的研究的论述，借鉴了罗祎楠的《社会流动理论与历史研究——以美国宋代社会史的讨论为例》（2004年10月9日，北京大学邓小南、荣新江主持召集的“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一文。

[14] 家族问题其实与地域问题紧密相联。家族总要依存于一定的地域空间，家族观念悄悄积淀在人们世代居住、浸染着先人血与汗的故土里，在人们普遍的数量庞大的怀乡之作中，总陪随着浓浓的思家恋亲的情怀，乡土地域观念可以说是家族观念一种次生型态的反映。但是由于我们通常关注的家族属于流动性较强的仕宦型家族，反而不容易看出地域文化对家族的影响，笔者计划对地方诗文集予以调查整理，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弥补这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