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之退而伏念：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时，其在廊庙，在北门，在西掖，在东观，国人誉之，是为国中之士棣棣，然于私门何有？譬如贵大裘者不珍豹袪也。其后子孙坎壈失职，而流离饥饿者有之，或发为凄凉苦辛之言，则人以为怨；否则，慷慨泾渭之言，而人以为谤，于斯怨谤之间諠然得名，盖可惧而不可乐也。譬如矜豹袪者，宁识大裘之陟降哉？
晁氏后人纯粹的文学创作在晁说之看来是一种失职和不遇造成的无可奈何，为“可惧而不可乐”之事，就典型体现了这种“为国秉笔”的家风认同。当然，它也体现了晁说之对司马光文道观的接受，司马光认为：“古之所谓文者，乃所谓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4]应该说，这种观念在宋代欲有为于世的士大夫中还是深具代表性的。
为国秉笔，赞善礼乐，需要有深厚的文献修养，晁迥既喜藏书，又勤学终身，这使他对各类文献能够熟识于胸，从而长期跻身翰苑。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十云：
朱雀门外天街东第六春明坊，宋宣献公宅，本王延德宅。宣德门前天街东第四昭德坊，晁文元公宅，致政后辟小园，号养素园，多阅佛书，起密严堂。
仅佛书就须起“密严堂”藏之，晁迥藏书总量想来相当丰富。晁说之在《刘氏藏书记》（《景迂生集》卷十六）一文中说：“予家则五世于兹也。”至此晁氏已经成为颇负盛名的藏书世家了。这种传统至明清仍得保持。晁瑮、晁东吴父子是明代著名藏书家，系晁迥之后，所编《宝文堂书目》，著录六千余种，于时称富。清代晁廷灿系晁补之后裔，“性喜书，藏万余卷”（《晁氏家乘》卷九《朴庵先生墓志铭》。按：《晁氏家乘》藏山东菏泽晁八寨晁中徽处）。晁迥的勤学亦广为人知，宋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宋史》晁迥本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五曾评他：“喜质正经史疑义，摽括字类。无一日废学，不喜术数。”晁迥也说自己：“手不释卷，笔不停缀，多所采述，亦不求荣利。”（《昭德新编》卷上）“予颇好观书。”（《法藏碎金录》卷六）“非观书博学，何以养其智？我当从事于斯，始终如一，期于没齿而已矣。”（《法藏碎金录》卷九）“吾之所爱读良书，饮美酒，接高人，谈妙道，在心为志，四者难并。”（《法藏碎金录》卷九）直至临终前，还献《斧扆》、《恤刑箴》、《大顺》、《审刑》、《无尽灯颂》五篇文章（《宋史》本传），其勤学可谓始终如一。值得注意的是，晁迥的勤学出于自然习性，非强迫而得，其《昭德新编》序云：“愚窃不揆，因而省己，自筮仕及致仕越四纪，自未冠及大耋越五纪，而闲居已久，年踰八旬，从昔至今，苟未有故，未始一日废观书弄翰之学，绝无余好，性自然也。”《法藏碎金录》卷九将这一问题揭示得更为清楚：
有客问予曰：丈夫年甚高矣。不当虚过浮生。夫世间诸事，人皆臻凑，盍亦取之以为利乐？而杜门不出，手不释卷，无乃自劳乎？蒙窃惑焉。予答曰：阖扉观书，性之宿好，不觉其劳，读古圣人之书，味其言，见其意，知其道，深入其奥，但惜乎日太促，力不足，未果行之，安能更营他事乎？客愕然不复致诰，亦不称善，俄而告退。
这种勤学家风也被晁氏后人发扬光大，仲衍、端禀、补之、说之、公武等皆以学知名，宋真宗曾感叹说：“迥高年勤于著述，而善训子弟，亦搢绅佳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三）
二 守道履正与方外之助
“好文”只是晁迥个性的一面，与“好文”紧密相连的，还有他“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的品行，正如晁补之《寿昌县君晁氏墓志铭》中所云：“文元公以道德、文章为世仪范”（《鸡肋集》卷六十七），“守道”与“好文”，构成了致仕前晁迥社会角色的两面。
大中祥符三年八月，真宗召群臣观瑞物于崇和殿，并亲作七言诗，晁迥等赋《初观瑞物》诗应和；大中祥符五年，真宗指示群臣参观天尊赵玄朗降临之迹，晁迥等上表颂贺，并“请改殿名，及御制铭颂，以章降格之庆。”（《玉海》卷三十二）该如何去理解这两件似乎有违守道之事呢？
其实，对于天人相应、鬼神祸福之类的事，古人本来就容易相信，宋人观念虽较汉儒有所进步，但也只是将汉儒那种机械的天人对应论调和为灵活的天人关系论。汉儒一般认为天若有变必由人事而致，宋儒则认为人事固能引起天变，然天变并非全为人事，王安石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
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辠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临川文集》卷六十五《洪范传》）
总的说来，宋人仍然相信天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像世界观、人生观最为通达的苏轼，也曾亲自教给晁补之虎头祈雨之法[5]，由此可以想见宋人对此类事物的态度。因此，对于将瑞物出现视为人事之美的结果进行歌赞，在宋人理性世界里是被允许的。而东封西祀，制礼作乐，更是儒家的本业。对于古人，要历史地去看。
但当真宗过分背叛自己的政治角色，以一帝之尊大搞天书下降的闹剧时，作为臣子的晁迥，虽然对出自御口的消息不敢公开表示怀疑，做得却极有分寸，并不像王钦若、丁谓那样故意作伪，曲意奉迎。皇帝曾指示他辨认天书上的字迹，他说：“臣读世间书，识字有数，岂能识天上书？”（《曲洧旧闻》卷一）予以婉拒。这些，恰恰正是他守道意识的鲜明体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十五曾评他：“乐易纯固，服道履正，虽贵势无所屈，尝言历官临事，未尝挟情以害物，危人以自进。生平修身谨行，如免肤发之伤。真宗数称迥长者。”《宋史》本传中也有类似评价，可以看出晁迥平素的人品节操即是如此，非一时一地偶然为之。
另外，晁迥对释道等方外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精深的研究。《法藏碎金录》序云：“予爰自弱龄，逮兹暮齿，探古圣之域，窥众妙之门，涉猎儒道诸经……又于贝典，详观了义。”《石林燕语》卷十载他“初学道于刘海蟾，得炼气服形之法，后学释氏，常以二教相参，终身力行之。”以至天禧年间，还被命为译经润文使。佛道两教中广泛记载的神异之事，不可能不对他产生一点影响。就其思想成分来看，他的儒家气质不能算是纯粹，致仕后所写的文章多是谈佛之语。可是，在他致仕之前的诗文中（据《全宋诗》与《全宋文》统计），我们却没能发现他公开颂道赞佛的证据。晁迥，以致仕为界限，似乎活在角色分明的两个世界里。
自中唐白居易开始，部分文人士大夫已逐渐在思想信仰、兴趣爱好与政治生活、社会关怀之间划出明确界限，将某些精神旨趣严格控制在私人生活领域，以至出现了政治上抑制佛道和思想上喜爱佛道截然对立而又和谐相融的奇观，这其实是一种“角色意识”的体现，即人们根据政治制度的规定要求去理性调整个人的社会行为，以契合社会对自己期许的角色。这种“角色意识”随着宋代文官制度的确立而更趋鲜明，成为宋人普遍性的精神特征。[6]晁迥对白居易十分景仰，他的《法藏碎金录》，公开赞美、引用和模仿白诗的地方达四十余处，但他只是在“乐天知道”的所谓助道意义上引用白诗：
白氏诗云：“自从苦学空门法，消尽平生种种心。”予因此语，晓悟学空之理，乃是无碍法门，何以故？夫学人有明智有果断谛观，在外随时过去者，事事尽空，不执其事，则身无碍也。在内随时过去者，念念尽空，不执其念，则身无碍也。身心外内无碍无缚，更去何处别求解脱。譬如云翔之鸟，在空中自然自在，人若不能以空破有，自取罣阂，乃是凡愚知见，于己有何所利。所以佛许须菩提解空第一，斯人足可景慕。若能于空不着空，此又妙之又妙也。（《法藏碎金录》卷三）
唐白氏诗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近道之人率多爱之。予友李公维录出其诗名曰《养恬集》。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词语》。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予记其有诗云：“此身是外物，何足苦忧爱。”又有句云：“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夫如是，则身外悠悠，不合意事何用介怀？（《法藏碎金录》卷四）
白公有诗句云：“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又有诗句云：“闲倾三数酌，醉咏十余声。便是羲皇代，先从心太平。”予因省己而言之，爰以引年致政，阖扉燕居，虽非富贵，亦非贫贱，月尸优禄，无鞅掌之事，可以言身自由也。日养天和，获逍遥之乐，可以言心太平也。二者备矣，何以加焉。由是较量，不让白公之所得，何况庆幸有余也。（《法藏碎金录》卷五）
白公名居易，盖取《礼记》、《中庸》篇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字乐天，又取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予观公之事迹，可谓名行相副矣。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集中有诗云：“朝见日上天，暮见日入地。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将至。白发虽未生，朱颜已先悴。”又云：“贫贱非不恶，道在何足避。富贵非不爱，时来当自致。所以达人心，外物不能累。”噫！公年方壮而作是诗，予今年八十，比公赋此诗章之年，已加一倍，更余一纪矣。安得不如公之旷达哉？故予抗心希古，以公为师，多作道情诗，粗合公之词理尔。（《法藏碎金录》卷九）
表面看来，对白居易如此倾心崇拜，却对他的讽谕诗、风情诗几乎一首也没提及[7]，似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但如果我们注意到《法藏碎金录》等书皆成于作者七十七岁高龄之后就会释然于怀。过了天命之年才担任太平盛世中知制诰的晁迥，要他对白居易的讽谕诗和风情诗发生兴趣，也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另外，与白居易不同的是，白是刚过而立之年就公开倾情中隐，谈禅说佛，而晁迥谈佛论道的几部书《法藏碎金录》、《昭德新编》和《道院集要》，却是作于其不再担负过多社会责任的致仕之后。他比白居易更严格地守护着自己的角色。即在社会职责层面，他恪尽自己作为文学之臣的职守，撰写诏令，制礼作乐，极尽大宋典章制度之美，而将潜心佛道，修身养性严格限制在个人层面，两者并驾齐驱，互不干涉，甚至致仕前也从不将私人兴趣公开化。晁氏后人也秉承其法，如晁补之、晁说之等，虽倾心佛典，在社会层面上的立身行事奉行的却仍然是儒家宗旨。
晁迥，以其清醒而严格的社会角色意识和“服道履正”的从政实践，改造了白居易长庆以后虽在其位而避其责的消极自适,为宋代中前期士人以积极的精神面貌，在自己职守上发挥最大热情和能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