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黄仲则是乾隆朝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镂心苦吟，“并力作诗人”，以求自异于众。乾隆中叶，朴学兴起，黄仲则徘徊于诗歌与经术之间，面临着艰难的人生抉择，最后回归诗文“小道”。其诗被时人及后世论者推许为“诗人之诗”。然而，在朴学大盛之际，他未能与时代学术相割裂，深受考据学影响，以学为诗，以学入诗，开辟出一条融性情与学问合一的诗歌道路。本文考察考据学兴起过程中黄仲则诗心的变化与诗歌艺术的嬗变，揭示其诗歌与考据学的关系及艺术特征，并对“诗人之诗”的历史定论进行了辨析。
 
【关键词】 黄仲则　考据学　诗歌艺术

　　清中叶考据学大盛，诗人以学为诗，以学入诗，乾嘉诗歌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黄景仁（1749—1783），字汉镛，一字仲则，号鹿菲子，武进人。时人论诗或推为第一，极赞赏其才情。吴蔚光《又书仲则诗后》云：‘千秋多逸气，一往有深情。”①张维屏《听松庐文钞》称其“天才”、“仙才”，自古一代无几人，近百年以来，仅得一人②。万黍维称其“诗人之诗”，《味余楼剩稿序》云：“余尝谓今之为诗者，济之以考据之学，艳之以藻绘之华，才人、学人之诗屈指难悉，而诗人之诗，则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则深韪余言，亦知余此论盖为仲则、数峰发也。”③后世承此说，黄仲则诗遂俨然与“学人之诗”各坚壁垒不相侔。事实上，“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并非毫不相通，黄仲则自不能与时代学术隔绝，他深受考据学影响，以学入诗。因此，有必要从考据学与文学的互动、冲突上，系统考察黄仲则的诗心变迁与诗歌艺术。
　　
　　一、黄仲则的诗心变迁与朴学之兴
　　
　　黄仲则年十五攻诗，至三十五岁卒，赋诗远在4000首以上，传世《两当轩集》存诗近1100首。综观其一生创作，有三个高峰期：游历湖湘，入朱筠幕府，客居京师。探究其诗心变迁，不难发现有三次大的变化，后两次都与朴学之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初学诗多“苦寒语”，历湖湘之游，诗风一变而为苍凉楚音。
　　黄仲则孤露家贫，早岁嗜苦吟，镂心肝，以求自异于众，不屑科举一第，与世寡谐。“吟苦非福”一类的劝戒随之而来，其师邵齐焘博学能诗，不忍看弟子苦吟善病，劝之为学，以吟咏为深戒，《劝学一首赠黄生汉镛》云：“家贫士之常，学贫古所虑。愿子养疴暇，时复御缃素。博闻既可尚，平心亦有助。”④黄仲则感其知遇，稍自约束，然终不肯放弃不平则鸣的追求，《杂感》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其初以唐人为宗，取法李白、李商隐，偶染指杜甫、韩愈、李贺。《观潮行》、《后观潮行》放笔纵横，冠绝一时，即学太白而能自出变化，《秋夕》、《感旧》清绮悱恻，大抵取法义山。乾隆三十三年（1768），邵齐焘病殁，黄仲则益感人生奄忽，借山水疗忧，翌年冬游湖湘，怀屈原，吊贾谊，谒杜甫墓，徘徊低吟“忧生兼吊古，那不鬓星星”⑤，“由来骚怨地，只合伴灵均”⑥。“楚人调涩无佳韵，好谱《离骚》入管弦”⑦。黄仲则很快对楚调产生了一种偏爱，诗风因之一变，寄洪亮吉诗云：“江山惨淡埋骚客，身世凄凉变楚音。”除了心绪与楚调相契合，寻觅到精神寄托外，黄仲则还有一大收获，即坚定了“并力作诗人”的人生道路。
　　（二）入朱筠幕府，才情为诗，间入学问，构成黄仲则诗心的第二次变化。
　　乾隆三十六年（1771），朱筠督学安徽。十二月黄仲则入幕中校文，偕洪亮吉、邵晋涵、章学诚诸友随朱筠寻访山水，凭吊古今，登采石矶，游青山、黄山、齐山，饱览山水形胜，诗歌尽情展现飘逸的天才，陶写性灵，宣泄哀怨，“时而龙吟虎啸”，“如飞仙独立于阆风之巅”⑧。值得注意的是，诗中多了一些新的内容，即“才学”较前为盛，体裁上，五、七言古大量出现。《虞忠肃祠》咏史，纪写金主完颜亮举兵南下，虞允文犒师采石，召集散卒，大败金兵，有云：“毡帐如云甲光黑，饮马完颜至江北。六州连弃两淮墟，半壁江东死灰色。雍公仓卒不犒师，零星三五残兵随。勤王一呼草间集，督军不来来亦迟。万八千人同一泣，卓然大阵如山立。海陵走死贼臣诛，顺昌以来无此捷。降旗斫倒十丈长，六飞安稳回建康。此时长驱有八可，以笏画地言琅琅。不可与言言不必，肯复中原岂今日？”风格激楚苍凉，叙事纪史，事俱按实，非谙熟宋史者，难以如此纵横捭阉。乾隆三十七年（1772），同洪亮吉、邵晋涵游黄山，《慈光寺前明郑贵妃赐袈裟歌》咏明季史事，力透纸背，诗云：“当时佞佛成阃教，九莲衍得椒房名。昭华宠占六宫冠，十方建寺谁能争？是日君心眷如意，宛转星前誓神器。久看幻海漫阴氛，可奈廷臣与家事。神庙移归玉合空，百劫难添蠹余字。从可添丝绣佛龛，谁教结习犹眈眈。渐报蛾群起河北，尚闻芦税赐淮南。转眼身肥不能走，贼前请命嗟何有!可怜佛远呼不闻，有福祈来付杯酒。洛阳宫殿安在哉!珠襦玉匣飞成灰。犹余此物镇初地，空山阅得沧桑来。”慈光寺始建于明嘉靖间，郑贵妃佞佛，万历三十八年（1610）钦赐寺额。郑妃生皇三子常洵，深受明神宗宠爱，廷臣疑其谋立常洵为太子，激议立储，指斥宫闱，“由是门户之祸大起”⑨。黄仲则将明末数十年史事运于笔端，如朱绶《题黄县丞两当轩诗集》所云：“三千年史入胸鬲，触拨古今聊一演。”⑩同时所作《黄山寻益然和尚塔不得，偕邵二云作》纪叙汪沐日抗清不果，遁迹为僧，风格质实，议论见长，奇事异闻尤多，不独情文兼到，亦可补史之阙，谓之诗史可也。此外，用典使事繁富，他如《夜起》、《归燕曲》诸诗，句句用典，堪称无一句不无来历。
　　黄仲则学诗十年而有此变，自非偶然。与朱筠、洪亮吉、邵晋涵、章学诚等人朝夕相处，宾主俱尚经术，黄仲则问学精进。朱筠对朴学隆兴有开启之功。乾隆三十七年，朝廷诏访遗书，令儒臣校勘《十三经》及《二十一史》，朱筠率先响应，购书进呈，奏请从《永乐大典》中采辑逸书。第二年，又奏请开四库馆。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云：“乾隆三十八年，朱笥河筠奏请开四库馆，即以辑《大典》佚书为言，故《四库全书》之编纂，其动机实自辑佚始也。”(11)迨四库馆开，稽古之风大行，朴学趋于兴盛。朱筠主张以汉学辟宋学，黜浮尚实，自上而下崇兴经学训诂，《请正经文勒石太学以同文治折子》中说科举文字“朴学未尽，每阅数卷，俗体别字，触目皆是。其尤甚者，瑕瑜不分，诤谄莫辨，据旁著处，适内加商，良由经训之未深，以致字体之罔定。江南且然，何况小者？其何以识字通经，由乡、会两试进应殿廷之对乎？臣窃惟书契之作，圣人所以治百官而察万民，《周礼》、《汉律》，童子试诵，职在小学。”(12)以识字通经训士，乃朱筠督学要法，岁余，六皖之士多通六书及注疏家言。汪中《朱先生学政记叙》云：“故所至常务扶树道教，以人材经术名义为急。”“其要以通经习小学为大端。”(13)黄仲则幕府校文，遵朱筠之教，以朴学为重，获益何曾少于安徽士子？其尝至歙县，读书于汪氏不疏园，研讨训诂。汪灼《述怀赠黄仲则》云：“气欲毕诗书，贵识字义始。训诂以挥真，音韵以审。披条见根株，随文析精理……不有卓郑资，傲散奚能尔。亦犹学问途，中充非外市……迩知识字难，谁与破疑似。一字认偏旁，模糊心谓是。有时前置词，长者日陋矣。有时动笔札，点画伪满纸。遗书五千卷，数溢善和里。荒朴愧鲜宗，见异念辄徙。托交抱区区，乃今见吾子。”(14)黄仲则《题汪松溪遗集并所著诗学汝为》云：“先生往矣遗稿在，我得读之从后昆。岂其天意假司命，乃遣大雅来扶轮……坐公读书秋树根，不疏之园邻郑村。村人往往罕识面，键关晤对惟皇坟。屏除一切可已事，放作百劫难刊文。铸山煮海富研述，四始六际逾纷纶。上追申克溯远本，下揖亨苌相讨论。十年书成付庭鲤，《六经》未有如《诗》尊。乃知文字有元气，得古独厚方深醇。瓣香欲祝来已晚，私淑尚有伊川孙……方今幸值右文代，石渠众彦趋如云。此书一出有目见，先遣雅奏从天闻。一编家置意中事，但恨不及当公身（时诏购藏书，将献焉）。”汪灼，字实夫，家有不疏园，富藏书。父梧凤，字在湘，号松溪。好经术，著《楚辞音义》三卷，编《毛诗义编》未成。尝延江永、戴震读书其家，斥千金置书，招徕好学之士。江永卒，朱筠尽取其书上于朝。戴震游京师，誉流海内，后领四库书局。汪中《大清故贡生汪君墓志铭》云：“是时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于学矣，盖自二人始也。抑左右而成之者，君信有力焉。”(15)汪梧凤卒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黄仲则徽州之行盖在明年，由此可知其时究心朴学矣。朱筠的影响是一重要方面，另一方面邵晋涵、章学诚、王念孙、汪中等人的影响也不可小觑。章学诚擅长治经，王念孙精于小学，邵晋涵则长于礼史，黄仲则黄山诸咏史诗，尚论古今，称得上是与邵晋涵相互发明史学了。汪中问学，亦始自入朱筠幕府，其子喜孙《容甫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条载云：“谒朱学使筠于当涂，时幕下多通儒。邵先生晋涵、王先生怀祖洎先君俱以古经义、小学相切劘。始与王先生定交，王先生尝与喜孙书云：‘尊甫与某订交于笥河先生幕内，在壬辰之冬。’谨按：先君治小学当在是时。”(16)可以说，黄仲则诗心再变，与博涉经史关联密切。当然，其诗受考据学影响，还远不及佣书四馆库及入都门诗社后更为显著。
　（三）寄游京师，以学为诗，构成黄仲则诗心的第三次转变。
　　乾隆四十年（1775）冬，黄仲则“自嫌诗少幽燕气”，(17)北游燕蓟。不过，笔者认为诗人北上还包括了游学的想法。明年，津门献赋，钦取二等，得佣书四库馆。关于入馆校录事，许隽超小文《黄仲则佣书四库考略》有比较可信的考证，指出黄仲则的身份是“自备资斧”的誉录生，年抄三十万字，五年限写一百八十万字。入馆动因和其他士子一样，“冀邀议叙，以为仕进队梯”。(18)但需要补充的是，诗人衣食拮据，甘于“自备资斧”佣书，还有其他几点原因：一是朱筠的知遇。乾隆三十八年，朱筠在安徽任上以试士造册之误左迁，“天子仍置诸翰林，领四库书局”。(19)朱筠倡开四库馆，集中一时博学通经之士，希望黄仲则能来，黄仲则自不肯辜负朱氏的厚望。二是四库馆名流汇聚，黄仲则赋性孤傲，但对博学之士十分钦佩，既然可广结同人，何乐而不为呢？三是黄仲则在朱筠等人影响下，嗜经学考据，家贫无力购书，四库馆多聚“逸书”，厕名誉录，亦是求之不得。
　　寓京数年间，黄仲则多交游经术之士如翁方纲、桂馥、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王昶、纪昀、温汝适、潘有为、李威、冯敏昌辈。其系出宋人黄庭坚，翁方纲家中藏有黄氏画像，黄仲则每至辄拜于像前，《翁覃溪先生以先文节公像属题，像李晞古笔，藏夏邑彭春衣侍讲家，此先生属山阴朱兰圃临本也》云：“家风鲜嗣愧才下，空缅仿像劳心魂。”问题是黄仲则此前难道不是承继祖风吗？这答案多半是否定的。翁方纲极推重宋诗，尤赞赏苏、黄。黄仲则自觉有愧家风，确实是发自心底的一种“忏悔”。乾隆四十五年（1780），《桂未谷明经以旧藏山谷诗孙铜印见赠》云：“我祖诗可祖天下，凡能诗者宜当之。”桂馥赠印之事几乎成为黄仲则要做“山谷诗孙”的宣誓了。从学唐到宗宋，意味着怎样的变化呢？除了取法黄庭坚点铁成金、瘦硬奇峭外，重要的一点即是“以学入诗”。
　　翁方纲、蒋士铨、程晋芳、吴锡麒结都门诗社，邀黄仲则入社。都门诗社是一个特殊的诗人群体，社中人物大都通经术，而非纯粹风流俊赏的文人，诸子交游唱和，多有“注虫鱼”的意味。两当轩诗如《王兰泉先生斋头消寒夜集，观邝湛若天风吹夜泉砚作歌》、《丙申冬于王述庵通政斋见邝湛若八分铭天风吹夜泉研为作歌，今覃溪先生复出邝书洗研池三字拓本与研铭合装属题，池在广州光孝寺，邝读书处也，先生视学广东曾访之》、《丛竹图，为金光禄素中题》、《汉吉羊洗歌，在程鱼门编修斋头作》、《王述庵先生招集蒲褐山房观刘贯道兰亭修禊图作歌》、《集吴香亭太常斋，见所藏孙雪居、董香光书画合册作歌》、《蒋心余先生斋头观范巨卿碑额拓本》、《冬夜饮程鱼门编修斋，观耶律文正公像》、《题翁覃溪所藏宋椠施注苏诗原本》、《未谷以汉瓦并天下文拓本属题》等古体长诗数十篇，大都是鉴古品画之作，考据为诗，多发议论，近于翁方纲诸子之诗，不必自写性灵，无“寒苦语”，而有“注虫鱼”之味，不仅与观潮、太白墓诸作颇异，也与黄山咏史诗差异分明。黄仲则与都门社朋唱和，以学为诗，又精于鉴古、书法，受到翁方纲等人赞赏。也就是说，黄仲则不仅以“逸气”、“深情”为时人推重，也以博学多识受到博雅君子的器重。按照黄仲则的想法，北游是由于诗中缺少幽并之气，然始料不及的是两当轩诗同时增添了浓重的考据色彩，以学为诗成为黄仲则北游之诗的一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