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关键词】 文人话本；衰微过程；衰微原因

　　一
　　
　　文人话本经过了短短几十年的繁荣之后，迅速走向衰亡叫。作为一种小说体裁，与诗歌、散文的众多文体相比，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真可谓是昙花一现，即使是与小说史上的其它体裁如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章回小说相比，也是短命的。文人话本的衰微有一个过程，它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数量，便清晰地显现出这一过程的轨迹。以“三言”作为文人话本创作的开端，剔除众多的选本、重印本、复刻本，就现存的文人话本作为统计对象，列举如下：
　　明朝天启(共7年)4种(《古今小说》、《警
　　世通言》、《醒世恒言》、《拍案惊奇》)；
　　崇祯(共17年)12种(《二刻拍案惊奇》、
　　《鼓掌绝尘》、《石点头》、《西湖二集》、《型世
　　言》、《欢喜冤家》、《宜春香质》、《弁而钗》、《壶
　　中天》、《天凑巧》、《贪欣误》、《一片情》)；
　　清朝顺治(共18年)15种(《鸳鸯针》、《清
　　夜钟》、《醉醒石》、《清夜钟》、《无声戏》、《十二
　　楼》、《云仙笑》、《珍珠舶》、《栽花船》、《十二
　　笑》、《人中画》、《都是幻》、《笔梨园》、《照世
　　杯》、《五更风》)康熙(61年)6种(《吕祖全传》、
　　《跨天虹》、《豆棚闲话》、《西湖佳话》、《生绡
　　剪》、《风流悟》)；
　　雍正(13年)3种(《二刻醒世恒言》《雨花
　　香》《通天乐》)；
　　乾隆(60年)1种(《娱目醒心编》)；
　　嘉庆(25年)0种；
　　道光(30年)0种；
　　咸丰(11年)0种；
　　同治(13年)0种；
　　光绪(34年)1种(《跻春台》)；
　　刻于清朝年代不详的5种(《五色石》、《八
　　洞天》、《别有香》、《警寤钟》、《醒梦骈言》)。
　　需要说明的是，有几种话本成书于南明时期，作者以明代遗民自居，我们在统计中仍将这些话本集计在清代顺治年间。文言话本与长篇公案不在统计之列。
　　从上可明显看出，文人话本创作的黄金时期，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末清初。从明末清初到清中叶，文人话本创作量成直线下滑趋势，清代康熙年间便已经衰微。
　　数量统计还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我们看看具体作家作品，情况就更清楚了。学术界公认的文人话本三大家冯梦龙、凌漾初、李渔和他们所创作的“三言”、“二拍”、《无声戏》、《十二楼》全部产生于明末清初，还有一些影响较大的话本，如《石点头》、《西湖二集》、《型世言》、《醉醒石》也作于这一时期。也就是说，清代康熙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优秀话本问世。
　　
　　二
　　
　　文人话本为什么会在清代康熙年间衰亡?这一问题引发我们的思考。文人话本的衰微时间与清朝统治者严厉禁毁“小说淫词”的时间惊人地～致。笔者曾指出，文人话本的创作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虽然清世祖于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定都北京，但并没有马上控制全国，在南方，先后有弘光、隆武、鲁王、桂王、唐王等南明政权相继或同时抵抗清兵南下，烽烟四起，直到顺治十八年郑成功入台湾，吴三桂拘永历帝，清朝统治者才真正控制江南。处于用武力征服江南时期的顺治皇帝，还无暇顾及对文化艺术的控制，虽然顺治九年也曾下令禁刻“琐语淫词”(魏晋锡《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但对于江南各地来说恐怕只能是一纸空文，到康熙年间，江南平定之后，清朝统治者才加紧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康熙四十年、四十八年，两次准奏禁“小说淫词”。这两次禁书效果并不理想，“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夏，四月，乙亥，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近见坊间多卖小说淫词，荒唐俚鄙，殊非正理；不但诱惑愚民，即缙绅士子，未免游目而蛊心焉。所关于风俗者非细。应即通行严禁，其书作何销毁，市卖者作何问罪，著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寻议，凡坊肆市卖小说淫词，在内交与八旗都统、都察院、顺天府，在外交与督抚，转行所属文武官弁，严查禁绝，将板与书，一并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不行查出者，初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从之。”(《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五十八)这次禁令专门针对“小说淫词”，措施非常具体，处罚也十分严厉，不仅“造作刻印者”、“市卖者”要严惩，而且官员查处不力也要处罚。雍正二年，重申康熙五十三年禁令：“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与都察院等衙门，转行所属官弁严禁，务搜版书，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买看者杖一百。该管官弁，不行查出，按次数分别议处；仍不许借端出首讹诈。”(延煦等纂《台规》卷二十五)]而且比康熙禁令更加严厉，买看者也要惩罚。乾隆三年，再次重申康熙禁令：“凡坊肆市卖一应淫词小说，在内交八旗都统、察院、顺天府，在外交督抚等，转饬所属官，严查查禁，务将书板尽行销毁。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该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罚俸六个月，二次罚俸一年，三次降一级调用。盖淫词秽说，最为风俗人心之害，例禁綦严。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旧刻销毁不尽，甚至收买各种，叠架盈箱，列诸市肆，租赁与人观看。若不严行禁绝，不但旧板仍然刷印，且新版接踵刊行，实非拔本塞源之道。应再通行直省督抚，转饬该地方官，凡民间一应淫词小说，除造作刻印，《定例》已严，均照旧遵循外，其有收存旧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销毁。如过期不行销毁者，照《买看例》治罪。其有开铺租赁者，照《市卖例》治罪。该管官员任其收存租赁，明知故纵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缉例》，降二级调用。”(魏晋锡《学政全书》卷七·《书坊禁例》与雍正禁令相比，又增加租赁小说罪。从康熙到乾隆，几乎是三令五申，多次下令查禁小说，而且一朝比一朝严厉，雍正、乾隆即位后就禁毁小说。清代话本创作，顺治朝尚可，从康熙朝开始，一朝不如一朝，直至完全绝迹。这与清代各朝查禁小说的严厉程度完全一致，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只能是清朝统治者严厉禁毁小说，直接导致了文人话本创作的衰亡。在现存的几种清中叶话本中，就留下了朝廷禁令的痕迹，自怡轩主人《娱目醒心编序》云：“稗史之行天下者，不知几何矣。或作诙奇诡谲之词，何为艳丽淫邪之说。其事未必尽真，其言未必尽雅。方展卷时，非不惊魂眩魄。然人心入于正难，入于邪易。虽其中亦有一二规劝之语，正如长卿作赋，劝百而讽一。流弊所及，每使少年英俊之士，非慕其豪放，即迷于艳情。人心风俗之坏，未必不由于此。可胜叹哉!”这种认识与朝廷的禁令如出一辙，由此可见清朝禁毁小说的影响。有学者指出：“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就是在这一时期，当话本走上穷途末路，无可奈何地衰落时，长篇章回小说却因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出现而推向高峰，放射耀眼光芒。当然，这里面也有作家的生活阅历、思想水平、艺术功底、创作勇气等个人因素。但作为通俗小说的长篇章回、短篇话本两大分支，在同一历史时期，一支登上顶峰，一支坠入低谷，无论如何主要应是自身内部因素决定的。”(《警世通言》)清代两种白话小说体裁的创作状况大相径庭有其自身内部原因，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儒林外史》、《红楼梦》与文人话本的创作有很大区别，吴敬梓与曹雪芹写小说没有急切的商业目的，他们几乎是用一生的时间与精力来写一部小说。曹雪芹甚至还没有完成，身前并没有刻印，《红楼梦》的首次刊刻是在曹雪芹去世近三十年之后；《儒林外史》的刻印更是在吴敬梓去世近半个世纪之后。也就是说，吴敬梓、曹雪芹根本就没有通过写小说获得利益，他们只是想把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写出来，至于小说是否刊刻、能否行销，不在小说家的考虑之中，那么朝廷查禁小说，严惩刻印者、市卖者、买看者，并不影响吴敬梓、曹雪芹的创作。而文人话本作家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编话本有明确的商业目的，小说写出来之后，或卖给书坊，或自己刻印，通过读者的买看来达到商业目的。朝廷严禁刻印、市卖、买看小说，书坊就不能再刻小说，作家也不能再写小说。因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禁毁小说，对文人话本创作的打击是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