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华荣在《中国诗学思想史》中认为，元人的宗唐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唐宋诗的比较轩轾中，更表现在他们对诗的性质、发生、艺术手法、审美特征等方面的认识上也异于宋而近于唐。这些差异有：宋人强调性情之“正”，元人强调性情之“真”；宋人重“悟”，而元人学唐人重新强调“兴”；宋人主张“落花就实”，元人主张“寓于景物”。《吴礼部诗话》中有一段谈论诗人的个性及亲身经历与作诗的关系，很有见地，可作萧氏说法例证。他说：“作诗之妙，实与景遇，则语意自别。古人模写之真，往往后人耳目所未历，故未知其妙耳。”他着力强调诗人的经历、境遇对诗歌语意风格的影响，强调作家要通过丰富的生活感受以增强诗文创作的灵动和自如。出于同样的理由，他赞许中唐杨巨源学元白而不类元白，王建绍张文昌而不类文昌的做法。这些理论开了元后期杨维桢“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的个性理论之先河，“实与景遇”之说更是涉及作家生活经历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很有理论价值。
在元代，像吴师道这样理学与文学并重的做法是整个时代的主流，是带有学术共性的问题，绝非一家一派的取向。元初三大理学家许衡、刘因、吴澄都在文坛享有盛名；而“元诗四大家”虞集、杨载、范椁、揭斯又都是理学名家。自从王国维将“元之曲”定为元朝一代之文学，人们对元代文学的研究大多着力在所谓“俗文学”的杂剧、散曲方面，而对于“雅文学”的诗文研究要薄弱得多。其实，元代诗文无论创作还是理论，在当时都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对元代文坛理学与文学交融总特点的研究；另一方面，要更多地关注像吴师道这样的诗论个体研究。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个案剖析，来透视当时文人创作中理学与文学相互浸润的情况，进而分析形成这些特征的原因。因为元代的这些特征既不同于理学兴盛的宋代，也不同于理学同样兴盛的明代，那么到底是什么缘由造就了这一特征呢?细究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其一，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要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元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理学对于巩固统治是利大于弊，因而逐渐接受并提倡正统理学。这以元仁宗延韦占初年(1314)开始正式恢复科举为标志。当时规定“明经”、“疑经”和“经义”考试都用朱熹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三九称：“朱氏诸书，定为国是，学者尊信，无敢疑二。”理学很快成为元代官方学术，并对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参加过科举的文人很少有不受理学熏染的。生活在元中叶的吴师道可以说是其中一个代表。另一方面，元代的政治文化政策都崇尚实用，这在元人文章中随处可见，在元代文献中俯拾皆是。程朱理学虽被奉为科考定规，但实际上统治者并不需要“王者之师”的思想家，而更需要能“润色鸿业”的文学之士。因此，过于头巾气的纯儒学学者在当时并没有市场。同时，文人们开始反思宋儒鄙薄文艺的祸害，认为宋人空谈误国，特别是理学中过于玄虚的天理人心性命之学，遭到了众多学人的抨击。例如谢枋得就认为：“三百年后，以学术杀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万世传笑，儒也无辞以自解矣。”刘埙也批评说：“谓性外无学，其弊至于忘道、忘艺，知有语录而无古文。始欲由精得粗，终焉本末具舛。”郝经更是直指：“道学之名立，祸天下后世深矣……祸宋氏百有余年。”文人们开始强调文道并重，认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有了统治者的政治导向和文人们自身的清醒认识，理学在元代的发展结果自然是“流而为文”。诚如黄宗羲在《宋元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按语中所说：“金华之学，自白云(许谦)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亡也，犹幸有斯!”后人习惯用“流而为文”来概括金华学派在元代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情况，其实，这一现象不仅仅限于金华学派，可以说是整个元代的学术特点。
其二，因为元代理学大多传承朱熹一脉，而朱熹恰恰是宋代著名理学家中学术文章兼长并能稍稍容忍文学性的一位。黄宗羲《宋元学案》云：“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朱熹本人就是一位“学髓”与“文澜”集于一身的巨子。前文已论及元代科举定朱注《四书》为规范。因此，元代理学自然奉朱学为正脉，元代理学家绝大多数为朱学传人。如吴师道少时师事理学家金履祥，而金履祥受学于王柏，王柏又受学于何基，何基则受学于朱熹得意弟子黄斡。黄斡的弟子几乎占了元代理学的半壁江山，形成了著名的“金华学派”，是元代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其影响力波及明清以迄近代。何基、王柏、金履祥与许谦为“金华学派”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故吴师道颇得朱氏理学正传。《元史·吴师道传》称“其学大抵务在发挥义理，而以辟异端为先务”。《四库全书总目·礼部集提要》也称其“于经术颇深……其文多阐明义理，排斥释老，能笃守师传”。与吴师道差不多时候的虞集、欧阳玄、黄潘、柳贯、吴莱、傅若金、戴良等文人皆推崇程朱理学，主张以理学来统摄文学。他们作诗、论诗也力主雄浑，以雅正为指归，尽管其间各人情况有所不同，但基本沿着“文以载道”这条“正统”之路走着。戴良在其《皇元风雅序》中对这种情况作了概括：“我朝舆地之广，旷古未有。学士大夫乘其雄浑之气以为诗者，固未易一二数……故一时作者，悉皆餐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格调固拟诸汉唐，理趣固资诸宋氏。至于陈政之大，施教之远，则能优入乎周德之未衰。”朱学大行的结果便是元代文人强调道德与文章并重，“学髓”与“文澜”双资，理学与文学的两相浸润。
其三，元代疆域统一后，学术交流方便，门户壁垒冲破，学源关系交叉多样，导致学术风气的变革。宋代学术门户壁垒森严，当宋金对峙之时，南北声教难通：“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元统一后，大量的南方学人进入大都求学求仕，而许多北方文人进入南方各地为官。地域障碍的破除，有利于文人转益多师，破除门户，会通多种学源，进而变革一代文风。例如“一代文宗”虞集，理学师事一代儒宗吴澄，属江右学派，但虞学与吴澄“草庐之学”又有很大差异，这是虞集学源关系复杂，转益多师的结果。虞集籍贯四川，正是苏氏蜀学的渊薮。因此，他首先接受乡学传统的影响。后来，他在受吴澄之学的同时，又接受魏了翁之学，同时接受其外家杨氏的《春秋》之学……他自己就曾说：“吾蜀乡先生之教学者，自《论语》、《孟子》、《易》、《诗》、《书》、《春秋》、《礼》，皆依古注疏句读……其为文，多尚左氏、苏子瞻之说。及稍长，而后得专从事于周程之学焉。”可见其学源之广。再如柳贯，一般认为他师事金履祥，属于“金华学派”，其实柳氏同时师事方凤，而方凤为龙川后学。黄百家就称柳氏“遍交故宋之遗老，故学问皆有本末”。“金华学派”中的黄潘、吴莱、戴良、宋濂等人都有转益多师、融会诸学的情况。刘祁《归潜志》云：“尝欲为文取韩柳之辞，程张之理，和而一之，方尽天下之妙。”可以说是当时文人的共识。打破门户之见、会通苏氏蜀学和程朱理学的结果，便是文人们既重视理学经艺之根源，又不忽略文章辞饰之波澜，进而汇成理学与文学交融的洪流，孕育出有元一代大批有着理学因缘的文学家。
一般史家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专门者列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宋史》还为理学家另列“道学”一门。宋濂主编《元史》，则将“道学”、“儒林”和“文苑”三者合为“儒学”一传。宋濂曾说：“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宋濂由元入明，成了明初文坛泰斗，但他早年学术师承黄，有着很深的理学根底，又亲历元代文坛之变，因此，他的这段话是对元代文人变革宋儒观点，追求学术与文章并重、理学与文学交融的最好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