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学思潮的影响
随着明末深刻社会危机的出现，一些关心社会政治的士大夫与进步文人，有见于王阳明心性良知之学的泛滥和学风的日益空疏，遂起而大力反对封建礼教对个性的束缚，逐步兴起了抨击理学、倡导实学的思想潮流，为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呐喊。反映在文学上，表现为“崇实黜虚”、关注现实、主张经世致用，在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上，提倡通读经史、博求实证。
明中期以来的“致良知”与“心学”思潮，在明末和清初受到了极大的挑战，主情思潮与实学主义两者交相冲突。一方面，受“心学”与“主情”思想影响较多的作者，在创作上表现出“以情抗礼”的倾向，将“情”纳入“礼”的范围，在作品的选编中将一些“闺门失礼”的行为改为“理中之礼”、“礼中之情”，明中期作品中所出现的任情纵欲色彩在这一时期被选者所掩饰。如《今古奇观序》认为，“三言”是“曲终奏雅，归于厚俗”，本书是“以共成风化之美”。将“言情”、“主情”都纳入了“理”与“礼”的范围。另一方面，有感于晚明世风颓靡、社会危机日趋严峻，学界大力清算王学末流。影响到小说领域，表现在关注现实人生的同时，更强调忠孝节烈等封建伦理道德，彰扬儒家传统思想，这使小说的说教与劝诫意味更加浓烈。
(二)小说理论的成熟
明末清初，随着小说的繁荣兴盛，小说理论也走向成熟。特别是《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通俗小说刊刻以后，小说评点不断出现，小说理论日趋成熟。小说评论家借小说评点，表达自己的小说理论和小说观念。反映在小说选本上，主要是借小说的“序”表达自己编选小说的目的、意图和小说观。一是对小说的教育功能的认识。他们主张“教化为先”，注重“劝惩”，宣扬“至孝”。《觉世雅言序》中说道：“陇西茂苑野史氏家藏小说甚富，有意矫正风化，择其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未尝不真者授之贾人……”这表明了选家“有意矫正风化”的小说立场。《今古传奇》中所选《江都市孝妇屠身屈原祠泥马显圣》一篇，文中孝妇周二娘为了使丈夫周迪有盘缠好回家侍奉婆婆，自愿卖身市上，成为屠夫出售的人肉。读来令人不寒而栗，而小说的末尾却赞道：“(周迪)母子二人无疾而逝，临终之时，五星灿烂，祥云满室，异香满城，合洪州的人无不称赞周二娘是至孝格天之报。”这些宣扬“至忠”、“至孝”的观念，一方面是小说教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一些小说选家对明末“主情”小说观念的反拨。二是认为小说要反映现实生活。明清鼎革前后，急剧动荡的社会生活，使得作家急切地希望能以较快的速度表达出自己的感受。时事小说的兴起，正是时事在小说方面的反映。而一些小说编选者正是通过对已有小说的编选，来表达自己的现实理想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注。
(三)文人小说观念的变化
1.“奇”一直是小说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明末到清初时期，传统的“好奇”内涵发生转换。一是以平常小事为奇。《今古奇观》选者认为：“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像《刘元普双生贵子》、《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这样表达人生富足、知音难觅的事情，作为“奇”事被选入。二是“奇而不奇，不奇而奇”。《今古传奇序》中说道：“天地间无论忠孝伦理本非奇行，即男女情缘亦非奇遇。”将“奇”的内涵阐释为“事本无奇，传之者为奇”，或“事本出奇，闻之者不以为奇”；事的“奇”与“不奇”，在于读者怎么去看，注重读者的审美感受。由此可见，小说的“奇”的观念，经历了由“神仙鬼怪”到“日常生活”，再到清初的“奇事在读者心中”几个阶段的变化。编者所选的篇目也多为忠孝伦理、男女情缘的故事，如卷之二《江都市孝妇屠身屈原祠泥马显圣》，卷之八《莘瑶琴身坠柳巷卖油郎独占花魁》等等。另外，选者还以生活中可遇的“巧”事为“奇”。如《四巧说》，所选四篇都是“奇巧”之事；又如《忠义报》中的《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义感神梦赐内官须》一篇，文中忠义之仆尽忠护主，化名程寡妇，照顾小主十七年；正义内官极其仁慈，假旨将宫中备选之良家女放还。编者将生活中难以置信的事情添上一个“巧”字，增添了生动奇趣。
2.以遵“礼”守“礼”为高。《虞初新志序》中认为：“固不仅飞仙盗侠牛鬼蛇神如‘夷坚’、‘艳异’所载者为奇矣。”以俗事为“奇”，以平常情为“奇”，将“奇”的内涵也纳入到“合情合理”、符合社会规范的范围。如《虞初新志》中的《瑶宫花史小传》，凡人与花仙史相遇，吟诗饮酒，历述前缘，终不及乱。张潮有文末评日：“世间唯乱仙一事，最为难解，以为真仙则不当为人所召，召以为非仙。”并认为有才之鬼犹胜仙。而《艳异编》中《郭翰》、《洞萧记》中的人仙相遇故事，总是仙人成就一段好姻缘，以补前世宿缘。清初小说中的仙与凡人无异，要遵从“礼”，要守“法”，将明中后期一度以“情欲”为“奇”的小说观念复归为“情”与“理”的结合。这一时期，李渔在他的小说《连城璧》之《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 才子》中，更将“风流”二字进行了新的阐释：“若还有才有貌，又能循规蹈矩，不做妨伦背理之事，方才叫做真正风流。风者，有关风化之意；流者，可以流传之意。”并认为：“如今世上的人不解字义，竟把偷香窃玉之事做了‘风流’二字的注脚，岂不可笑!”由此看来，不仅“奇事”被纳入了伦理的范围，而且连“风流”的内涵也被重新阐释为要合乎道德规范；遵“礼”守“礼”，成为文人小说观念的基本要求。
(四)小说文体通俗化的影响扩大
自宋元以降，古典小说创作沿着通俗化的道路发展。与唐代及唐以前小说相比，在语言运用、描写重点诸方面，都存在通俗化的趋势。以市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白话短篇小说，则是古典小说通俗化的集中体现；对白话小说篇目的编选，则是小说通俗化的进一步体现。在小说观念的发展道路上，小说通俗化的倾向也是相当明显的。白话小说不再像唐人传奇与六朝小说那样作为贵族文学流传于社会中上层，而是广泛传播于社会中下阶层，并以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
明末清初小说选本注重现实题材，反映市井生活，关注社会时事。如《四巧说》所选四篇作品，都是因为战乱，使小说主人公经历了颠沛流离；经过种种奇巧之后，家人最终团圆。这不能不说是明末战乱在小说中的反映。选者通过“奇巧”，让离散的人团圆，表达了一种美好的理想，反映了一般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三、选本与原作异同评述
在总体情况下，选本在编纂过程中，大多是忠实于原著的。当然，也不排除在个别情节、文字上的改动，甚至有的是回目顺序的重新编排，有的是对作品的增删。这些改动，体现了编选者小说编选观念与原作者小说观念的不同，体现了小说文体和小说观念的变化与发展。
(一)删除入话或头回
在“三言”中，多数篇目都有完整的人话和头回。“三言”对明代的选本大多完全录入，如《警世通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从混沌初辟说起，一直说到汉时班马、蔡琰，晋时谢道韫，唐时上官婕妤，宋时李易安、朱淑真，最后才说到四川眉州苏小妹；《今古奇观》选本，全部依照原文录入。在清初选本《警世选言》中，用“却说四川眉州苏家”，直接进入故事；《今古传奇》中所选篇目，入话部分一律删除，如《李妙惠被逼守节卢梦仙江上寻妻》一篇，删除了入话“陈朝乐昌公主故事和余姚黄昌故事”，直接说到“话说成化年间，扬州江都地方，有一博雅老儒李月坡”的故事；其他篇目亦是如此。删繁就简、开宗明义的思想在这些选本中初步体现，与明中期以前的选本相比，选家更注重小说的可读性与通俗性，也更注重情节结构的紧凑与合理。
(二)改动原文错漏
改动原文错漏，这在清代小说选家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明代小说选本大多是为了追求利润、应付市场的“急就章”，虽然在编选中也会改动原本中的错误，但是还存在着将原本中正确的地方改错的现象；但清初时期的选本，这种情况较少出现。如《八洞天》中的《补南陔》，最后引《诗经》中的《南陔》篇，说是为孝子思养父母而作，但阙文，“今请以此补之，故名之曰‘补陔阙’”；在《四巧说》中将最后几个字改为：“故名之曰‘补南陔’。”这样一改，语义上连通，与本篇标题相符合。
(三)删改原本中与主题无关的诗词
清初选本，对原书中以韵文形式渲染某一特定环境、描绘某个人物容貌体态的部分，大多进行删削；文中征引的诗词、一些人物的心理描写以及原属重复的叙述，也大多删去；书中偶有增饰和改动。如《八洞天》中的《补南陔》写新进士回家，夫人见到丈夫带小妾回家时的心态，这样写道：“石氏见了丈夫才中进士，便娶了小夫人，十分不乐。只因新进士娶妻，也算通例，不好禁得他。原来士子中了，有四件得意的事：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而《四巧说》中《补南陔》，描写就比较简洁，删掉了原本中与原文无关的诗词。比如：“石氏见了丈夫才中进士，便娶了小夫人，十分不乐。只因新进士娶妻，也算通例，不好禁得他。”后文中的删改也很明显。如《八洞天》中描写小夫人楚娘死了儿子之后，用诗描绘楚氏之状：“哭夫声复吞，恐惊怀中子；夫亡子又亡，号啕不可止”；而《四巧说》中却只用了四个字：“泪如雨下。”
在《今古传奇》中的《李妙惠被逼守节 卢梦仙江上寻妻》一篇，也对《石点头》中的《卢梦仙江上寻妻》作了一些改动。如写卢梦仙初试下第，想等到下一次科考中了再回家。踌躇是否写封书信给家里，《石点头》中原写道：“大凡读书人最腐最执，毋论事之大小，若执定一念，任凭你苏秦张仪，也说他不动，金银宝贝，也买他不转”；而在《今古传奇》中，选者直接把这一段议论删掉，却并不影响后文这一段的表达：“这卢梦仙只为出门时说了这几句愤气话，无颜归去，也该寄书安慰父母妻子，知个踪迹下落。他却执泥一见，连书信也绝了，岂非是一团腐气。”
综上所述可见，由于明代的小说已有一定的基础，再加上社会动乱的刺激，清初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上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因而使清初小说无论是原创还是选本方面都较为繁荣。社会的动乱使一些无意于科举之路的文人投身于小说之路，使小说选本内容和质量有所提高；小说观念也较前代更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小说选本，对当时和前代小说的编选，既保留了已有的优秀成果，也体现出这一时期所具有的新的编选观念，因而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