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初文言小说中的货币使用情况
明初文言小说并不兴旺，著名者当推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馀话》。其中少数作品，涉及货币的使用情况，兹略作分析。
其一，《剪灯新话》卷一《三山福地志》写到：“同里有缪君者，除得闽中一官，缺少路费，于（元）自实处假银二百两。”“明日，再往，酒果三杯而已，落落无顾念之意，亦不言银两之事。”“缪君……曰：‘……吾分禄米二石及银二锭，令人驰送于宅，以为过岁之资，幸勿以少为怪。’”这里提到的“银”、“银两”，既可作路费，又可用于过年购物，显然已是日常生活使用的货币。
其二，《剪灯新话》卷一《金凤钗记》写到：“以钗货于市，得钞二十锭。”这里明确提到“钞”，证明了钞在元代的法定货币地位。
其三，《剪灯新话》卷三《富贵发迹司志》写到：“受钞三百锭，枉法断公事；取银五百两，非理害良民。”“月奉束脩五锭。”这里钞、银并举，可见作品所写的元末至正年间，银、钞并用乃是常见的现象。
其四，《剪灯馀话》卷二《鸾鸾传》写到：“妈妈还贺曰：‘可谐矣！请以百金为赏。’”“候媪出，潜随至家，奉银一锭为寿，而以情告焉。”故事也发生于元末至正年间，主人公给邻居的“穿珠匠妇”、巫婆送礼均用银，可见白银用于其日常用度。与前面提到的《剪灯新话》卷一《三山福地志》相印证，越发表明白银在元末使用之广泛。这种现象，对于明初的人们也并不陌生。
综上所述，从元代到明初的小说中，白银的使用真是随处可见。
二
那么，元代戏曲中货币的使用情况又是如何呢？
元代最流行、影响最广泛的戏曲样式是杂剧。我们就以元杂剧为考察对象，来看看其中的货币使用情况吧。
与元代的小说话本相类似，元杂剧写到货币使用的作品中，绝大部分也是以白银为流通货币。
例一，关汉卿《窦娥冤》的“楔子”写到：〔蔡婆云〕“这里一个窦秀才，从去年向我借了二十两银子，如今本利该银四十两。”“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缠。”第一折写到：〔赛卢医云〕“我问他借了十两银子，本利该还他二十两。”第二折写到：〔赛卢医云〕“刚少他二十两花银。”〔桃杌云〕“告状来的要金银。”
例二，马致远《青衫泪》第二折写到：（茶商刘一郎来见裴兴奴）〔净见旦科，云〕“小子久慕大名……先送白银五十两做见面钱。”
例三，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四折写到：〔末云〕“小生有花银十两，有铺盖赁与小生一付（副）。”第五本第一折写到：〔旦云〕“红娘，取银十两来，就与他盘缠。”
例四，白仁甫（白朴）《东墙记》第四折写到：〔卜云〕“梅香，与郎中五钱银子。”
例五，无名氏《陈州粜米》的“楔子”写到：“钦定五两白银一石细米”。〔刘衙内背云〕“……私下改做十两银子一石。”第一折写到：〔粜米百姓〕“只得各家凑了些银子，且买些米去救命。”“我这银子还重着五钱呢。”
例六，张国宾《合汗衫》第一折写到：〔正末云〕“再将五两银子来。”
例七，无名氏《小孙屠》第一折写到：〔外末医云〕“怎莫这半药直银七两。”
例八，无名氏《冻苏秦》的“楔子”写到：〔王长者云〕“在下无物相赠，有春衣一套，鞍马一副，白银两锭，与先生权为路费。”
例九，无名氏《来生債》的“楔子”写到：〔冲末扮李孝先云〕“只因本钱欠少，问本处庞居士借了两个银子做买卖。”〔正末云〕“本利该四锭银子，都不问你要。行钱，再将两锭银子来。”第一折写到：〔磨博士云〕“我一日我请着爹二分工钱。”〔正末云〕“孩儿也，唤做银子。……他也中吃，也中穿。……那中吃中穿，是教你将他凿碎了，买吃买穿。”第二折写到：〔正末云〕“将一两银子来与罗和孩儿。”〔磨博士云〕“孩儿也不敢多要，只先支一钱银子，买一条扁担。”〔正末云〕“咱家中奴仆使数的，每人与他一纸儿从良文书，再与他二十两银子，着他各自还家。”
例十，武汉臣《玉壶春》第二折写到：〔甚舍云〕“我与你二十两银子做茶钱。”
此外，一些作品写到银、钞并用的情况。例如高文秀《双献功》第一折写到：〔正末云〕“……若有些失错呵，我情愿输三两银子。”第三折写到：（李逵到牢里看孙孔目）〔正末云〕“俺娘与了我一贯钞，着我路上做盘缠。” 又如无名氏《杀狗劝夫》第二折写到：〔柳胡云〕“呀，哥哥靴（革勾）里有五锭钞呢。”第四折写到：〔胡云〕“只等他抬出三千两银子来，便饶了他吧。” 再如无名氏《看钱奴》第二折写到：〔贾仁云〕“若有人问我要一贯钞呵，哎呀，就如同挑我一条筋相似。”〔贾仁云〕“若有反悔之人，罚宝钞一千贯与不悔之人使用。”第三折写到：〔兴儿云〕“你自去开了库，拿着十个金子、十个银子、一千贯钞，我跟着你烧香去来。”另如《云窗梦》第一折写到：〔净云〕“大姐，我多有金银钱钞哩。”
个别作品中，主要用钞。例如武汉臣《老生儿》的“楔子”写到：〔正末云〕“张郎，将二百两钞来与引孙。”〔引孙云〕“我那伯伯与我二百两钞；我那伯娘当住，则与我一百两钞，着我那姐夫张郎与我；他从来有些掐尖落钞，我数一数。六十两，七十两，八十两，则八十两钞。”但结合上引武汉臣的另一杂剧《玉壶春》来看，作者所写，仍是银、钞并用。
还有个别作品写到以金钗为代币的情况。例如无名氏《争报恩三虎下山》的“楔子”写到：〔正旦对关胜云〕“兄弟也，无甚么与你。这一只金凤钗，与你权做压惊钱，休嫌轻意。”第一折写到：〔正旦对徐宁云〕“兄弟也，路途上厮见，无甚么与你。这一只金钗儿，倒换些钱钞，做盘缠去。”有历史学家指出：“金钗本是一种首饰，但在宋代似乎有时作为一种小金条来代钱使用。”③此剧一再写李千娇赠人金钗作“压惊钱”，作盘缠，表明以金钗为代币的情况在元代已相当普遍。
综上所述，在元杂剧中，白银的使用也是居于主流地位。
三
上面的考察，清楚地证明了本文第一部分开头提出的观点：“在元代至明初的小说中，人们在日常生活和交易中使用的货币是多元化的，白银、铜钱、纸币都有，而白银的使用则明显地居于主导地位。” 这些作品分别问世于元代和明初，已是公认的、确凿无疑的事实；如果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的律令为依据，便要否定它们是元代至明初的作品，硬说它们只能出现于明代嘉靖以后，那是很荒唐的。恰恰相反，作品中这类“不经意的叙事”，正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表明尽管朝廷再三颁布禁令，其对广大官民的实际约束力却相当有限。元代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法纪废弛，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朝廷的律令往往停留于官方文书，并常常由官员们带头破坏，自然难以在民间严格推行。由于比价极不合理，加上各级官吏的贪婪侵渔，纸币的实际购买力大大低于其面值，广大民众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以银、钱为支付手段；这样一来，纸币壅塞，银钱广行，逐渐成为普遍现象。笔者查阅《元史·食货一》，其中云：“（天历）二年（1329）：至元钞一百一十九万二千锭，中统钞四万锭。”此后再无印钞记载，似可为此一证。元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元王朝发行的纸币更是成为废物，银、钱成了真正的流通货币。这种情况，自然会延续到明初。
再看《水浒传》的情况。正如石昌渝先生所说：“《水浒传》绝无使用纸币的描写……市场交易不论款额大小，几乎专用白银。” 不过，书中使用铜钱的情况却并非“罕见”。仅就百回本《水浒》的前三十回略加考察，便可看到如下例子：（1）“华阴县里不敢捉他，出三千贯赏钱召人拿他。”（第二回）（2）“谁想写了三千贯文书，虚钱实契，要了奴家身体。……着落店主人家，逼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出赏钱一千贯，写了鲁达的年甲贯址，画了他的模样，到处张挂。”（第三回）（3）“当时林冲看了，吃了一惊，失口道：‘好刀！你要卖几钱？’那汉道：‘索价三千贯，实价二千贯。’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贯，只没个识主。你若一千贯肯时，我买你的。’那汉道：‘我急要些钱使，你若端的要时，饶你五百贯，实要一千五百贯。’林冲道：‘只是一千贯，我便买了。’”“林冲别了智深，自引了卖刀的那汉，去家去取钱与他。将银子折算价贯，准还与他……那汉得了银两自去了。”（第七回）（4）“又一个盘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一发将出来。”（第九回）（5）“州尹大惊，随即押了公文帖……出三千贯信赏钱，捉拿正犯林冲。”（第十一回）（6）“杨志道：‘祖上留下宝刀，要卖三千贯。’牛二喝道：‘……我三百文买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第十二回）（7）“只见独木桥边一个汉子，把着两串铜钱，下来解船。”（第十五回）（8）“那汉道：‘我一了不说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第十六回）（9）“本处一个财主，将五千贯钱教小人来此山东做客。”“何清笑道：‘……若是叫兄弟得知，赚得几贯钱使，量这伙小贼有甚难处？’”（第十七回）（10）“又得知县一力主张，出一千贯赏钱，行移开了一个海捕文书。”（第二十二回）（11）“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将出上户凑的赏钱一千贯，赏赐与武松。”（第二十三回）（12）“郓哥道：‘要寻大官人赚三五十钱养活老爹。’”（第二十四回）（13）“武大道：‘……我有数贯钱，与你把去籴米。’”（第二十五回）（14）“施恩当时打点了，叫两个仆人先挑食箩酒担，拿了些铜钱去了。”（第二十九回）由此可见，在《水浒传》写到的日常消费中，银、钱并用，而以白银为主。这种情况，与大多数元代话本小说、元杂剧相类似。因此，以元代至明初朝廷明令推行纸币，禁止白银作为货币流通，而小说情节中人们却广泛使用白银为依据，证明《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未必可靠。反之，如同上文所说，小说有关人们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白银的描写，却可以成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据。
必须说明，石昌渝先生是以四个方面的论据来支撑其“《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的中心论点的；本文则仅就其第三条论据进行一些探讨，而未涉及其他论据。因此，上述考察，只能证明其第三条论据未必可靠，尚不足以完全否定昌渝先生的中心论点。
在这里，笔者想要特别强调：在古代史、古代文学研究中，努力发掘相关时代的历史资料是十分重要的，这将有助于避免主观臆断的浮躁之风；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对历史资料，除了一般意义的鉴别真伪（鉴别其是否确系某一时代的资料），还应谨慎辨析其内容的虚实（判定其所言是否符合事实）。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就官方文书而言，必须看到，言行背离、口是心非乃是封建统治者的痼疾，许多官方文书仅仅是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大量的史实证明：统治者历来明文提倡礼义廉耻，但他们自己却总是荒淫无耻；统治者经常明令禁止贪污受贿，但招权纳贿却成了官场惯例，贪官污吏总是大行其道；在政治混乱期和王朝衰败期，这种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尤为严重。因此，朝廷律令、官府榜文，在很多时候只能表明统治者这样“说”了，并不等于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更不等于他们“完全做到”了；相反，很多时候只是一纸空文。所以，不能把朝廷律令一概等同于史实，径直采用，引以为据而不加分辨（当然，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可信的）。与同时代的野史杂传、书信日记等非官方资料相比，朝廷律令的可靠性并不见得更高，其“水分”反倒可能多得多。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值得我们研究者进一步重视。只有综合同一时代的公私文献、文物古迹，参照通俗文艺的有关叙述，辨伪存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注释：
本文开始酝酿于2001年底。两年多来，在搜集资料、整理思路的过程中，我先后在西南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作学术报告和与师友交谈时讲过主要观点；但因忙于其他任务，直到2004年5月才完成全文。文章交稿后，经友人提示，得知《贵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发表张培锋同志的《关于〈水浒传〉成书时间的几个“内证”考辨》一文，对石昌渝先生的论文进行了全面商榷，特找来拜读。该文第二部分《关于交易使用白银》，认为南宋、金、元时期，白银均成为主要货币，并举了元杂剧中的四个例子。这部分共约一页，内容有与拙作相通之处，但有三点重要区别：（1）张文认为白银的使用与《水浒》创作年代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拙作则认为：“小说有关人们在生活中广泛使用白银的描写，却可以成为《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重要依据。”（2）张文举了元杂剧中的四个例子，证明元代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拙作则是全面观照元代至明初的小说戏曲：其中小说方面包括小说话本、讲史话本、《永乐大典》、明初文言小说四类，是张文完全没有涉及的；对戏曲的考察，不仅例证不同，而且将其中货币的使用分为“绝大部分以白银为流通货币”、“银、钞并用”、“个别作品中，主要用钞”、“个别作品写到以金钗为代币”四种情况，显然更为全面。（3）张文仅就石文进行商榷，拙作则在文章第三部分强调提出：“对历史资料，除了一般意义的鉴别真伪（鉴别其是否确系某一时代的资料），还应谨慎辨析其内容的虚实（判定其所言是否符合事实）。”“就官方文书而言，必须看到，言行背离、口是心非乃是封建统治者的痼疾，许多官方文书仅仅是自欺欺人的官样文章。”“所以，不能把朝廷律令一概等同于史实，径直采用，引以为据而不加分辨（当然，其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可信的）。与同时代的野史杂传、书信日记等非官方资料相比，朝廷律令的可靠性并不见得更高，其‘水分’反倒可能多得多。为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注意朝廷律令与实际生活的差距，值得我们研究者进一步重视。只有综合同一时代的公私文献、文物古迹，参照通俗文艺的有关叙述，辨伪存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这就具有了理论高度和普遍意义。总之，拙作完全是自出机杼，自有特点，因此仍按原貌发表。
① 石昌渝：《〈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下引石先生语，均见此文。
②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8页。
③ 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下册第90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