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宏观研究的概念虽然是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才提出，但宏观研究本身却是久已有之的。对于元代文学的宏观认识与宏观把握，应该说从元末已经开始。自然，由于种种原因，对于元代文学的宏观研究一直是很薄弱的，如果不作深入的考察，也许会认为以有元一代全部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为对象的宏观研究差不多是空白。所以，清理本世纪以来元代文学宏观研究成果和发展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元代文学的研究，是会有所帮助和促进的。如果宽泛一点说，把元代文学研究中凡属宏观研究的成果都算进来，自然还是有相当数量的。但这里涉及的，只限于以整个元代所有文学为对象的研究。下面要谈到的，是本世纪百年中，学者们对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元代文学的基本特征几个问题的认识。

一、关于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认识
在本世纪以前，明人贬低元代，说元无文学。清人对明人之偏见有所纠正，他们整理元代文献，在诗文的宗唐与宗宋之争中，宗宋者不大看得起元人文学，而宗唐者则抬高元代诗文。总之，清人对元代诗文的评价，较之明人是提高了。本世纪初，陈垣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八《总论元文化》中曾谈到这一情况：元代之“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而论世者每轻之，则以元享国不及百年，明人蔽于战胜之余威，辄视如无物。加以种族之见横亘胸中，有时杂以嘲戏。”又说：“清人去元较远，同以异族入主，间有一二学者，平心静气以求之。”于是“知元人文化不弱”。19世纪末，一些正统文人开始注意戏曲小说的价值，想利用戏曲小说的教化功能，以挽颓风，正人心，自然也不再无视元代戏曲小说的存在了。人们从宏观上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于是也就与明人大异了。
本世纪初，当1904年林传甲编写被后人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的《中国文学史》时，元代诗文既不被肯定，而小说戏曲又被视为“无学不识者流”的“淫亵之词”。在这样一些学者的观念中，元代文学自然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占什么地位。但随后，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由以前依据诗文成就评价元代文学转向依据戏曲小说成就来看待元代文学。我们可以通过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来认识这一转变。王国维的研究戏曲并不是由于他对中国戏曲重视。他受西方美学思想影响，对中国正统的诗文是否定的，在研究戏曲之前，对戏曲小说也并不肯定。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遗书》第五卷）中说：“……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未见比诗文有更多的肯定。那么他为什么要研究戏曲呢？按他自己的说法，由于西洋剧之发达和他对西洋剧的崇尚，转而认为在中国各体文学中，戏剧却是最不盛的。为要考查其所以不盛的原因而研究戏曲，这是他的初衷。他在《三十自序·二》中这样说：“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若戏曲。”又说：“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他从1908年起研究戏曲，陆续写成了《曲录》、《戏曲考源》、《宋大曲考》、《优语录》、 《古曲脚色考》等， 至1912年，完成了他的传世名著《宋元戏曲考》。当他研究了元曲以后，认识就发生大的转变，不仅认为元之曲可与楚之骚，唐之诗，宋之词等并称，各为“一代之文学”，而且认为元曲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自然”、“最有意境”之文学；其代表之作，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从此，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告别了“暗淡无光”的评价，转而认为元代创造了文学史上一代之辉煌。到文学革命提倡白话文的潮流中，元代戏曲小说则进一步受到推重。除剧曲外，散曲也为学者们鼓吹。胡适在《吾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中说：“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世。”（《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这时，元代几乎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了。1927年，陈垣发表了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后四卷，在卷八的《总论元文化》中，他从大的方面批评轻视元代文化（包括文学）者说：“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则汉唐清学术，岂过元时！”
三四十年代，情况却又有所改变。人们在文学革命和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之后，这时又冷静下来，对中国的古典文学作较全面的思考。元代诗文的研究也在这时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在对元代文学进行宏观评价时，自然也考虑到诗文的成就。1934年，以研究戏曲著称的吴梅出版了《辽金元文学史》（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其中诗文占了很大比重。到40年代初，钱基博的《中国元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近古文学编之一章，湖南蓝田新中国书局1943年出版），更是只谈诗文。这时的学者对元代诗文的评价有很大分歧，有赞扬者， 有极力贬斥者，特别是元代散文， 有的学者是彻底否定的。1932年北平朴社出版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可反映这一时期一般学者对元代文学的总体认识，他除了肯定元代戏曲小说的辉煌外，还认为元代的诗词也不是很寥落的，由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元代诗词的风格，也颇不同于以前。他认为元代散文是唐宋散文的继续。还认为元代的文学批评虽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出现了一些有系统的著作等。他还特别注意了元代的白话碑和白话写成的《蒙古秘史》。和许多文学史家一样，他是把《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为元代作品来讲的。在他看来，有一代辉煌的元曲，有具有一定成就的诗文词及文论，加上长篇小说，元代确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40年代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却主要是依据元曲评价元代文学的，元曲以外的各体文学都不占什么位置。这种看法对建国后的文学史界影响很大。
50年代，由于阶级性和人民性成为衡量古代文学作品的主要标准，元曲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因此特别受重视。而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却逐渐被放在明代来讲了。元代的诗文词差不多是被忽视了。于是元代文学的成就几乎等于元曲的成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
70年代末80年代初， 元曲的研究出现了又一个高潮。 在接下来的8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问题都提出来重新认识和讨论。除了杂剧、散曲、元南戏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外，元代的诗文、文论，以及元词、元赋等都有人进行研究和重新评价。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的成书时间也是这一时期古代文学论争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元代的作品，更多的学者认为起码形成于元代。50年代以来形成的对元代文学总成就的评价，在80年代开始动摇。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的《古典文学论丛》第一辑，发表了周惠泉的《元诗浅谈》，说元诗常常为文学史家所忽略，这是不正常的。作者从内容和艺术两个方面肯定了元诗的成就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到1985年，隋树森在《文史知识》第3 期发表《元代文学说略》，说元代各体文学也颇有发展，今天的元代文学研究，是应该对各种体裁都加以注意的。他指出，研究者多把精力放在戏曲方面，而对诗文等注意不够，应该加强对元代文学各方面的研究，使人们能够了解到元代文学的光辉灿烂。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只是要求充分认识元代各体文学成就，很少从史的角度或理论的角度重新评价元代文学。1986年，刘知渐在《重庆师院学报》第4 期发表《编写〈元代大文学史〉的指导思想》，他设想的元代文学史从蒙古成吉思汗元年（1206年）起，下限一直延伸到明洪武末年，大约两个世纪，也可称作十三、十四世纪文学史。他反对建国以来“拔高民间文学，贬低士大夫文学”。按照他的设想写出来的元代文学史，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全面辉煌的时期。1987年，李修生在他编写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材《中国文学史纲要》（三）中说：“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新的转折期。戏曲、散曲、小说在元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它们逐渐取代诗、词、散文而占据文坛的重要位置。同时诗、词、散文也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有自己的特点。”他认为，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转折期酝酿了繁荣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转折期比繁荣期更重要。从这一角度，他认为元代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样以史的眼光看待元代文学，自与以往的评价不同。这一观点的价值，在于重视转折期对于文学发展的重大意义。李修生的这一观点，在90年代逐步发展和完善。
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出现了此前无可比拟的成果，而且观念的更新，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的拓展，使得元代文学的研究展示出新的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1991年，是元代文学研究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这年6月5日到7日， 由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发起，李修生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元代文学学术讨论会；12月，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两件事对90年代的元代文学研究，起着重要的促进和导向作用。元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打破数十年来杂剧、散曲、元南戏统治天下的局面，就元代的诗歌、散文、词赋、杂剧、戏文、散曲、文论、小说展开了专题讨论，对以后的元代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带导向性的设想，强调要加强以往被忽视的领域。会议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增刊）收录李修生的《元代文学研究刍议》，在这篇文章中，他完善了元代文学转折期的观点，文章说：“文学研究必须重视外在社会条件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要有‘史’的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文学产生到先秦两汉为上古阶段，这阶段文史哲不分的特点，表示出了文化的包容性，和文学对其他学科的依赖性。从魏晋南北朝到南宋前期是中古阶段，这时期的文学样式以诗歌为主。是雅文化占主导位置的时期。从宋光宗元年也即金章宗元年到鸦片战争以前为近古时期。这一时期，俗文学在文学史上占重要位置。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是划时代的作品。而“元曲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跻身于中华民族的文学殿堂，标志着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时期的到来！”文章呼吁从史的角度开展对元代文学的研究。他的这些观点在1994年第2 期《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发表的《近古文学概观》和1998年第9期《文史知识》上发表的《元代文学的再认识》两篇文章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则将元代文学的完整面貌展示给读者。关于它的创新意义，学术界已有充分肯定：1992年5月8日，《文学遗产》编辑部邀请部分专家就本书的出版召开专题座谈会，《文学遗产》1992年第5 期以《总结·深入·开拓》为题发表了这次座谈会的纪要。李修生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说：以前的元代文学史著，“不足以反映元代文学的真实面貌。这部《元代文学史》内容丰富、全面，举凡杂剧、散曲、南戏、诗、词、文、小说，无所不包，弥补了以前文学史有点无面的不足，内中诗文的七章，涉及数十位作家，不仅为历来文学史所未有，甚至已经超出当前学术界的研究范围；……总之，此书是一部比较符合元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面貌，全面反映各种文学样式及其发展过程的文学史。”在这样的基础上来对元代文学作总体评价，自然与以往不同。
在一会一史的影响推动下，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相对于以往，可以说是全面繁荣。元诗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元文、元赋、元代文论、元代小说、元词的研究都取得了以往所无法比拟的成就，元代各体文学的价值也在逐步被肯定。李修生《元代文学的再认识》再次呼吁对元代文学的总体成就作重新评价，说：“我们提出‘再认识’，不仅是要恢复某些史实的真实面貌，而是因为对元代文学的总体面貌、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明清乃至近代文学的重大影响等，都尚未给予充分的注意。”他历数元代各方面文学的成就，又提出了元代俗文学作者与以往诗文作者的文人型态的差异问题。90年代后半期，不少人都认为元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因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居有重要的地位，如乔光辉在《元文人心态与文学实践》（《东岳论丛》1996年第3期）中这样说：“中国文学史应以元为界， 前期应是所谓正统文学史，主要以诗词为主，后期则应是戏曲、小说等俗文学史，与诗词相比，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篇幅较长，蕴含量极深，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更广泛，对人性的揭示也更深入。因此，作为真正的人学的文学是从元开始的。”并认为元代发生的文学嬗变，一直影响了元明清直至当代的文学创作。元代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转折期，这已经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只是它对元以后文学发展的影响，尚需进一步探讨。
90年代，元代文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走向：在长期不被重视的诗文词赋以及文学批评研究越来越受到较多的关注，学者的评价也逐渐由否定走向肯定，研究出现新的局面的同时，元曲研究一方面拓展其研究思路，引入新的理论，进行新的思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一方面却逐渐冷落了下来。元代文学似乎就是元曲的观念动摇。于是在元代文学成就的总评价中，诗文词赋及文学批评也成为重要方面。可以说，到90年代末，人们对元代文学的总体评价，正在走向全面、客观。总之，到20世纪末，元代文学是辉煌的，这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是人们对这一辉煌的具体认识尚未统一。下一世纪，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辉煌，当会有新的认识。

二、元代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人们只关注元杂剧兴盛的社会原因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著，而从总体上研究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的论著却不多。我们在这里做一追述和评论。
对于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本世纪初就已开始。20年代初，胡适就在他的《国语文学史》的第七章中说：元统一全国，“文化上的分裂依旧存在。南方仍是中国古文化的避难地，种族上没有起什么大变化，所以文化上也没有大变化。北方就不同了，……民族的迁徙和人种的混合又发生了无数的变化。若从中国旧文明的上面看起来，北方自然不如南方了：中国哲学的中心和旧文学的中心，从此以后，永不在长江流域以北了。但从大处着想，北方也不曾吃亏。……民族的迁移与混合，把北中国的语言打通了，使北中国的语言渐渐成为一种大同小异的语言，使中国的国语有很伟大的基础。……旧文学跟着旧文化跑到南方去了，旧文学在北方的权威渐渐减少；对于那些新来的、胜利的、统治的民族，旧文学没有权威了。……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的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渐渐的长大成人了。”（《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第124—125页，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这是对元代文学转型的社会背景分析，涉及到了政治、文化、民族、哲学，以及语言方面的问题。1927年，陈垣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第八卷，则从另一角度论述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他说：且元时并不轻视儒学，……又并不轻视文学。延祐五年七月，加封屈原为忠节清烈公。致和元年四月，改封柳宗元为文惠昭灵公。后至元三年四月，且谥杜甫为文贞。其崇尚文儒若此。他是持元代文化全面繁荣说的，故所论与胡适不同。三四十年代，由于民族危机日深，加上社会学方法的引入，文学史家在讲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时，多强调民族矛盾和民族压迫。钱基博的《中国元代文学史》援古代夷夏之辨的观念，对诗文作家进行排队和褒贬。（1993年中华书局整理本《中国文学史》第757—758页）。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更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说：元代“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了当代极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当日，被征服的诸民族里，最受压迫的要算是汉人了。在这样的统治下，那些君主王公只知掠夺土地与金钱。除了尽量享受汉人的物质生活，和施行便于统治与组织的制度以外，对于文化的建设与发扬，自然是很少顾问的。”“当日蒙古统治者压迫儒生以及他们在当日地位之低微，是可想而知的。这使中国的学术思想，沦入了黑暗时期。”刘大杰进而认为，正是在这样的政局下，城市经济发达，外来文化影响，促使社会环境发生激烈变化，从而使旧的精神意识、习惯信仰动摇或解体，市民文学得以发展，出现了元曲的繁荣。也使得古文诗词，跳不出唐宋诸大家的圈子（1963年版第765—767页）。他的理论，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被沿用着。1944年，《图书月刊》第三卷第三、四期上还发表了邵心恒的专题文章《元代的文学与社会》，但文章基本是就元曲与社会的关系讲的。
60年代出版的两部代表性的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和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出版）也都是运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分析法来论述元代文学的社会背景的，只是较之刘大杰论述得更为充分。以游国恩本为例：作者首先肯定了元朝的统一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藏。因为元代杂剧、散曲和诗文作家，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以下则依次谈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文人的备受歧视和思想苦闷，崇尚儒学，提倡理学以进行思想统治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利用宗教麻痹人民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而后则谈到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以及海运漕运和中西交通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由此为戏曲的发展准备了条件等（第171—178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成为权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说法。1978年，台湾出版了包根弟的《元诗研究》（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该书第一章《元诗发展之背景》，在政治环境中讲了蒙人之汉化政策，北方汉军将领之重视文教，道教之庇护士子，和学术思想之自由。在社会及学术风气中讲了书院制度之普及，理学之兴盛及对诗坛的影响，以及书业之发达等（第1—41页）。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与上述权威说法不同的意见。到80年代，这种权威理论开始动摇。80年代中期，一些人对这种观点直接提出批评，如《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 期就发表了张玉声的文章《正确认识元朝文学发展的社会原因—与〈中国文学史〉作者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