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几乎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构成其文人文学发生、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资源或推动力量，而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却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野。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是沿着汉文学的发展路径并作为汉文学的一部分兴起并发展起来的，而民间文学则沿着满族文学的历史传统，主要以口传的形式传承，形成了二者的分立状态。其原因首先在于满洲民族入关的历史性迁移使满族在地域上分割为原驻地与迁徙地两大不同的区域，也使原本统一的民族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中成长变迁，其次也是在汉文化的涵化作用下，满族民族文化包括其传统文学被边缘化的结果。

【关键词】 清代/满族/文人文学/民间文学/分野

      就一般情况而言，几乎每个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构成其文人文学发生、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的资源或推动力量，像汉族的民间歌谣之于《国风》，楚地巫歌之于《九歌》，蔡中郎的故事之于《琵琶记》，唐僧的传说之于《西游记》等等。然而无论在有清以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还是在清代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实际关系当中，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都存在着相当明显的分野。
    自清初王士祯在《居易录》中首次提出“满洲文学”的概念，推举鄂貌图为满族文学的开山人物，直至清末王鹏运“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之论，清代所论满洲文学几乎全部都是满族的文人文学。连满族人自己编撰的《熙朝雅颂集》、《八旗文经》等收录的也都是文人作家及其作品。在现代文学学科建立之后，国内的满族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也基本上由不同的研究队伍在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围内分别进行整理、分析、评价、研究。对清代满族文人文学的研究，各地高校和文学研究院所中研究清代文学或古代文学的研究人员都有涉猎，从事研究的人员较多，著作有诸如黄天骥的《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张菊玲的《清代满族作家文学概论》，严迪昌《清词史》、《清诗史》，张炯、邓绍基《中华文学通史》及各类文学史中有关满族文学或八旗文学的相关章节；民间文学研究人员集中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的社会科学院及个别高校的中文系，还有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中央民族大学的相关学者，主要著作有诸如宋和平的《尼山萨满研究》，富育光的《萨满教与神话》，季永海、赵志忠的《满族民间文学概论》等等。由此出现了两种意义上的清代满族文学：一种是由鄂貌图、高塞、岳端、玄烨、纳兰性德、鄂尔泰、文昭、弘历、永恩、敦敏、敦诚、庆兰、永忠、和邦额、明义、曹雪芹、高鹗、铁保、英和、奕绘、顾春、文康、庆康、宝廷、汪笑侬等众多作家创作的汉文学体式的汉语言文学，另一种是传播、传承于满族人民中的萨满教神话、英雄传说、民间故事、民谣、儿歌等民族、民间形式的文学。虽然在二者之间，出现了诸如子弟书、八角鼓等由满族下层文人参与创作，与传统的满族民间文学和清代满族的文人作品都有一定的关联，又有很大不同的新的文学样式，但在我看来，其创作者虽然受到过汉文学的教育与熏陶，如子弟书作家韩小窗、鹤侣，但其身份却仍然是民间的；有的作品的内容虽然取材于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如《红楼梦》子弟书，但其传播方式和实际效应却主要是消遣娱乐的，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因此面对清代满族文学这一以民族成分划分出来的文学视域，最值得引起注意并需要作出解释的主流性文学现象，仍然是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这两种文学之间，几乎相互独立的存在：满族的文人文学是脱离满族的民间文学独立存在的，其兴起、发展、变迁与满族固有的民族民间文学没有直接关系，如纳兰性德词与发达的满族歌谚没有任何联系，曹雪芹的《红楼梦》与丰富的满族口传叙事文学也没有直接关联；民间文学也没有因文人文学的发达而被替代或出现书面化等文人化倾向，如《天宫大战》、《尼山萨满传》、《东海窝集传》等传承性的神话、史诗以及《两世罕王传》及《萨布素将军传》等历史人物传说，也几乎没有文人文学浸润的痕迹。
    通过对文人作品与民间文学的文本分析，会发现其差异主要在如下方面：
    　　　　1.作者身份与创作方式的差异
    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都有明确的作者，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诸如《饮水集》是纳兰性德所作，《红楼梦》是曹雪芹作、高鹗续作，《玉池生稿》、《扬州梦传奇》是岳端作，《夜谭随录》是和邦额作，《萤窗异草》是庆兰（长白浩歌子）作，《东海渔歌》、《天游阁集》是顾春作，《儿女英雄传》是文康作。而民间文学多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或新产生于民间尚处于活态的集体创作中，不可能找出具体的作者。不用说长篇的萨满教神话或史诗《天宫大战》、《尼山萨满传》、《乌布西奔妈妈》及满族说部中的《两世罕王传》、《红罗女》等，即便像子弟书这样的新文体，作者“绝大多数是满族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下，多属无名之辈，所创作的子弟书，有的演唱后被刻本传唱；有的演唱后便付之一炬。个别段子有民间瞽目艺人创作的，也是边演唱边扔掉了。”（注：隋书今、王肯等：《东北俗文化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第161页。）“子弟书作家虽多，但他们的姓名、籍贯、生平很少见于专门性的著述和记载，年深日久，大多湮没无闻，无从考察。”（注：隋书今、王肯等：《东北俗文化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第161页。）至今考证出的子弟书作者姓名仅有三十几个，而且大多是别号或书斋名，真正能够钩沉出作家真实身份的仅有韩小窗、鹤侣氏（奕赓）、喜晓峰（关喜麟）、哈溪钓叟（缪东麟）等有限的几个人。
    　　　　2.语言形式与传播载体的差异
    清代满族的文人文学是满族作家用汉文创作的诗、词、戏曲、小说，全部以书面文学的形式留存和传播。而满族民间文学中的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歌谣，开始都是以满语口承性地流传，随着满族的汉化，出现了满语、满汉语言兼用和纯汉语的多样化的语言形式，在清代晚期，还出现了满语写本、满汉兼写本、汉字写本以及用汉字注满语语音等多样的书面记录本。比如，《天宫大战》是富希陆先生从民间搜集的口头作品，而《尼山萨满传》的第一个本子是俄国海参崴东方学院汉满专业的毕业生格列宾西科夫于1908年在齐齐哈尔的默色尔村满族人能德山青克哩手中得到的满文写稿。《两世罕王传》、《红罗女》、《萨布素将军传》等则有丰富的满语和汉语口承。与丰富的口头流传相比而言，文字记录本是非常少见的。即使是子弟书、八角鼓、岔曲等，其文字写本都是演出的底本，不是作为独立的创作作品留存的。
    　　　　3.文学传统与文化背景的差异
    清代满族文人文学无疑是在接受与学习汉文化的背景下，创作出的汉文学作品，是清代汉文学的组成部分。无论其中有着什么样的满族的历史生活内容、风俗习惯及其满语语词等文化内容的沉淀，它所承继和发扬的都是汉文学的传统。比如纳兰性德的《浣溪沙·小乌拉》写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的吉林乌拉（今吉林市附近），非常写实地描绘了当地的民族风情：“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抒写了同样作为被建州女真征服的海西女真后人“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的复杂心情。然而，这首沉淀着丰富的满族历史情感的作品，与满族传统的文学样式没有丝毫关联，使用的是汉民族的文学样式，其兴废之感也与他的时代亡国的汉族文人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纳兰性德的词，也因对汉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产生了“家家争唱饮水词”的艺术效果，几乎只有宋代“奉旨填词”的柳永才具有与他一样的社会感召力，因而在清初的汉文学界自成一派，被纳入“清初三大家”之列，成为第一个被汉族文人接受和钦佩的满族作家。而满族的民间文学继承的是满族的文学传统，在满族传统的民族民俗文化氛围中持续发展，其文化基础是传统的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与汉文学无关，而且汉文学和汉文化只能影响或干扰这种文学样式的遗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