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焦祖尧这一代作家孜孜追求的。由于作家熟悉工矿、农村的各种各样人物，因此塑造了众多鲜活、丰满、扎实的人物形象，有的达到了典型的高度。概括起来，作家主要塑造了三种类型的人物形象。

　　一是知识分子形象。焦祖尧曾在工厂当过几年技术人员，在煤矿研究过采掘、安全等问题，接触过众多从事科技的知识分子，使他对这类人物“情有独钟”，因此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且写得相当成功。《总工程师和他的女儿》中的叶赋章，是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千辛万苦出国留学，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他在科技工作中积极探索、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表现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献身精神和高洁人格。他热爱新生活，严于律己，宽厚待人，但也有旧的思想重负，显得谨慎而懦弱，是一个富有立体感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形象。《跋涉者》里的杨昭远，是80年代文学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改革者形象。他有50年代走向社会的知识分子那种单纯、天真、性急的性格，更有这一代人执著、自律、献身的精神。他忘我工作、搁置爱情，心系矿工、勤政为民，多方改革、冲破罗网，终于使飞狐岭矿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坦途。《故垒西边》中的靳宝山，则是在农村小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力图开辟一条科学养猪道路的探索者形象。《飞狐》里的余大中，与杨昭远有异曲同工之处，是一个工人化了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工人群体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是改革历史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虽是一个很懂专业技术的副矿长，但他的根却深扎在矿工之中。他冲破重重阻力，打碎了旧的行政、经济体制，创建了由工人当家作主的“股份合作”体制，在90年代后期为企业的改革蹚出一条新生之路。作者笔下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质朴、坚韧、崇正，有一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

　　二是普通工人、农民形象。《飞狐》中塑造了一组普通矿工的系列形象。老师傅陈洪海是一个有传统色彩的老劳模，但他身上有一种“愚忠”性格。徒弟庞根生是采煤队长，他不仅带领矿工积极挖煤，同时热心关注、参与煤矿改革，富有“担当”精神。徒孙刘天生则由于煤矿的不景气，逐渐滋生了“叛逆”性格，当企业改制后他终于找回了“矿山主人公”的感觉。三代矿工、三种性格、三种境界，令人感动。《归去》里的吴福，是青年农民中的一个典型形象。他与现代露天煤矿的生产机制和生活方式的格格不入，对自由自在、融融乐乐的农家生活的梦牵魂绕，“返乡”之后突然对农村诸多现象的不满困惑，深刻地表现了两种文明、文化的冲突中农民精神世界里的内在裂变和微妙演化。

　　三是工矿、农村的各级干部形象。这类形象中自然有优秀的、杰出的，但亦有平庸的、变质的。譬如《跋涉者》里那位善于玩弄权术的伪君子邵一锋，《飞狐》中那位精明圆滑、最终算计了自己的陆震云，在旧的体制中渐渐变得庸庸碌碌甚至滑向腐败的邢耀等，都刻画得逼真、丰富而深刻。此外，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如叶琪、丁雪君、邢凤仪等，作为知识女性，他们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格，作为具有传统品格的女性，她们坚贞、温情、贤淑，都写得生动、鲜活、优美。

　　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在叙事视角上一般采用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在叙事结构上较多选择情节贯穿方式，这似乎已成为一种通用模式。焦祖尧在创作实践中，为了更有效地展示环境、刻画人物、表现主题，潜心探索，积极借鉴包括西方文学在内的表现方法，形成了自己的创作路子和风格。首先是叙事视角的精心选择。其次是叙事结构的独辟蹊径。焦祖尧的小说时空开阔、情节繁复、人物众多，但却显得集中而简练，原因就在他创造了一种以人物心理为主线的叙事结构法。作为长篇小说，采用这样的视角和结构，有一定的难度，但作家处理得纵横捭阖又和谐井然。作家的一般叙述，大抵采用知识分子的书面语言，清新、细腻、灵动、雅致，时有抒情、哲理式警句。而人物的心理、语言，则本色、简练、深切、传神，富有人物个性和生活韵味，洋溢着“塞北的刚健之气，又带有江南的明丽之情”（马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