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竞技体育是一种残酷的运动，是向人类自身极限的挑战，比的是汗水、心血、伤痛和斗志。这类作品，通过对体育运动健儿和教练员顽强拼搏精神的艺术再现，为中华竞技体育运动的腾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或是赞美民族体育运动的多姿多彩。如晏明的诗歌《赛马节》（三首）就用激情洋溢的诗句，不仅赞美了哈萨克骑手奔驰在草原上比赛的风采，而且展现了少数民族富有特色的节日风情。其中《女骑手》，采用描写多于抒情的手法，着意描摹了女骑手抢眼的装束。她们穿着“缀满银饰的花坎肩”、“镶花边的红色的百折裙”、“紫里透红的圆形小帽”、“美丽、吉祥的羽翎”，像一道美丽的风景，在草原上奔驰。这哪里像是体育比赛，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民族风情画！在《草原金秋》中，诗人咏叹道：“每一座毡房扬起欢乐的帆，/一碗碗马奶子酒灌醉了草原。/姑娘们的嗓音比云雀清脆，/老阿肯的冬不拉透着香甜。/金秋的草原羊肥马壮，/哈萨克族驾起长翅膀的船。”诗人对赛马节和赛马后狂欢景象的真情抒写，诠释了哈萨克民族体育运动的多姿多彩。或是反思体育界内部的矛盾和弊端。缪晖在《他走了，留下……》中，对启蒙并培养了韩爱萍、田秉义等世界羽毛球冠军的小学体育老师陈福成的不幸遭遇，倾注了深深的同情，对他“走时”留下的是一笔没有报销的医药费喟然长叹。借此，作者悲愤地诉说了基础体育教育的脆弱不堪和官僚主义的弊端。赵瑜在《强国梦》中，对竞技体育中存在的“君子协定”打假球、服用兴奋剂摧残自己的生命等不良现象予以了深刻揭露，对旧的体育运行机制束缚体育运动的发展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抨击。这类作品感应时代的潮流，深入生活，正视矛盾，在歌颂中暴露，在暴露中反思，对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舆论监督作用。或是探寻中国奥运道路的艰辛历程，抒发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豪迈情怀。刘素娥的传记文学《奥运情缘》，从1936年温敬铭作为中国代表团国术队的成员参加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写起，通过一代武术宗师温敬铭艰难坎坷、拼搏进取的奥运传奇经历，展现了中国奥运道路的艰辛历程。而商泽军的3000行长诗《奥运中国》则近距离地对中国人第一次举办奥运会的豪迈情怀进行了深度诠释，写出了中华民族走向强盛的气节和坚韧、奋进的民族精神，写出了中国与世界沟通的喜悦。

　　近30年来的体育文学，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了走向富强的中国人民参与体育活动崭新的精神风貌，为中华民族体育运动的腾飞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为文学百花园增添了异样的光彩，它必将在中国当代体育文化发展史和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无可指瑕的，更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止步于原地。要让中华民族的体育事业继续和谐健康地发展下去，我们的体育文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就此而言，我以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第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创造体育文学和谐发展的新格局。综观近30年体育文学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贡献，但是体育文学发展内部不平衡的现象也是十分突出的。在文学形式上，报告文学一体独大，其他文体相对薄弱；在题材选取上，竞技题材的写作受到重视，而群众体育方面的题材很少涉及；在作家队伍上，专业作家与业余作者的比例失调，而且青黄不接，严重断层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有悖于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会严重影响到体育文学的和谐发展。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及时作出调整。第二，深入各民族体育活动的第一现场，写出更加具有民族气息的体育文学新篇章。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如果我们的作家只顾写作世界级、亚洲级和国家级的体育赛事，而不深入到各民族体育活动的第一现场，去感受和表现各民族多姿多彩的体育风俗，那么我们的体育文学发展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我们已有的体育文学创作在这方面是比较薄弱的，我们必须努力去改变这种局面。第三，适应体育功能多样化转变的现实，开辟一条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文学新道路。如果说从前我们的体育活动，是中华民族为了丢掉“东亚病夫”帽子，为了打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封锁，被赋予较多的政治功能的话，那么现在人们对体育功能的认识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体育固有的、本质的健康和娱乐功能正在得到恢复。参加体育活动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体育已经成为人们战胜“都市病”、“文明病”，克服“亚健康状态”的积极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标志。因此，体育文学必须适应体育功能转变的现实，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的体育文学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