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叙事手法其实是一种叙事的冒险。梁羽生20余年后回顾武侠小说称:“《鹰爪王》对于武术的描写就很详尽很细腻;然而,许多人读了都觉得很枯燥很无味。”在1950年代以来的武林世界里,新武侠小说家既超越了纯想象的神魔化(还珠楼主)也超越了现实化的技击化(郑证因)的武功叙事,而先后出现了梁羽生的诗意武功、金庸的意境武功、古龙的气氛武功等更加简略也更加具有审美意趣的叙事形态。不仅如此,格非也不免感叹:“我们还是觉得这部分内容太过庞杂,我在几次阅读《白鲸》的经验中,常常会不自觉地想要跳过过于冗长、细致而烦琐的章节。”尽管存在上述问题。《白鲸》仍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部最伟大、最出色的长篇小说”,《鹰爪王》的整体成就也是值得称道的。我以为,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叙事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一种简约与繁复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构成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引导着叙事的延伸和发展,《鹰爪王》和《白鲸》的故事都是简单的,而在叙述人将故事提升为情节以及对叙事空隙的填补中,作者努力创造着一种繁复。
　　繁复最直接的外在表现是篇幅的拉长,具体内容是民俗性和知识性的叙事铺陈与夸张。武林江湖或捕鲸百科,一旦通过故事有意识地融入情节之中,《白鲸》就具备了某种文化人类学意味,隐含着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鹰爪王》则在自民国初年兴起的武术热潮中,探究着中国武术文化的根蒂,武侠小说因此成为以武的审美形态与侠的伦理判断相结合而区别于旧侠义小说的现代文体,那么,“真正将中国传统武功与叙事文学完美结合并形成一种别开生面的武林技击小说形态。是在郑证因的手下完成的,这从其代表作《鹰爪王》中可以得到验证”的评价,就绝非空穴来风。
　　繁复是简约的发展,简约体现为情节线索的单一,郑证因执着地坚守着情节的主线,在《鹰爪王》中,“恩仇追踪”始终是正面叙事的主体,其他穿插的故事,如小龙王江杰的来历、铁笛丐侠与要命金老七的过节等,大致相当于古典史家写作人物传记时以“初”的手法链接而成的补叙和插叙文字,很快又回到主线。暗写的燕赵双侠、蓝氏二矮等支援线索,则相当于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说的正叙与带叙,并非说书人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就区别于《水浒传》与《英雄儿女传》结构的多线索空间处理,将繁复的江湖世界表现为单纯的恩仇情感之结与正义伦理之结。繁复回到简约,既是意义的简约,也是结构的简约,
　　繁复的好处在于让人应接不暇,简约的好处在于让人一目了然,繁复是山重水复,简约是柳暗花明,武侠小说在40年代面对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识字分子”,这使作家常常要迁就出版者的世俗化商业需求,在意义上反复地再现传统的世俗伦理价值,在结构上承袭传统的审美趣味而将其简化。所谓“承袭”,我以为是承袭了自明清小说以来由评点家引导读者而形成的细节化文章作法,如支线情节上的“招中套招”,武功描写上的“虚实并用”,人物表现上的“武戏文唱”等。所谓“简化”,这是郑证因的创造,以庞大的篇幅仅仅表现较单一的故事,和晚清以来流行的多线索连缀穿插体(包括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比较起来,通过对故事结构的简约化而实现了情节结构的纯净化,在小说结构整一性基础上。有利于对文本的精心处理,无论人们批评这类小说如何烦琐冗长,和清末民初的连缀穿插体小说比较起来,它们的叙事更具匠心,情节更具魅力。其所产生的综合效应通过线索的进一步集中,改变了传统模式之下的时空关系,也改变了故事时空的能指结构,建立起一种新的叙事时空的所指结构,并以二者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繁复与简约之间的巨大张力,刺激和影响着读者。格非评价《白鲸》说:“我们会不时感觉到作者的叙事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它弥漫于整个作品之中,即便是作者的笔触暂时游离于‘情节’之外,我们仍会感到这个紧张的氛围。”古龙谈到郑证因时说他的特点在于“文字简洁”、“干净利落”,叶洪生称赞《鹰爪王》“何等精心的营造与铺陈”,指出的正是郑证因化繁复为简约,在简约中制造紧张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这种紧张感是内在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情节紧张”。这种内在的紧张感,由作者强烈的情感所引发,通过对人物内心冲突的矛盾化表现,最终形成强大的情节势能,形成作品的魅力。
　　和古代人不同的是,在现代时段产生的《鹰爪王》和《白鲸》,人类痛苦的性质和根源已经开始发生变化,人类日益为生活的重压感和心灵的挤压感所占据,伦理的价值评判也随之发生了偏转,比如,正义就不再是道德的快乐之源,胜利也不再是自我确证的终极评判,人们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古典诗意氛围中的众多乐趣,代之以种种心灵的痛苦。《鹰爪王》和《白鲸》都在人物的深层次上被这种痛苦所笼罩,形成了强烈的情感投入,痛苦而不能解脱,或者最后发现自己的无能为力,蓄积了强大的情节势能。《白鲸》里的大海和白鲸本身,构成了一股始终挥之不去的神秘力量,人物变成这种神秘力量的主动的祭品,船长的执着,因此由伟大的情操变为极度的疯狂,而这种疯狂所揭示的更深一层含义,无疑是伟大本身成了人类的难于避免的病症。《鹰爪王》的焦虑不如《白鲸》深沉,而人物向着正邪两个极端(我们在后来的一些作品中将其称为脸谱化或模式化)的伦理展现,却充满了作者对社会与江湖刻骨铭心的痛心疾首。鹰爪王是“正”,扫除魔道使他成宁传统文化中“大侠”的抽象概念。武维扬是“邪”,然而他却并无一般武侠小说魔头的“一统江湖”观念与“武林浩劫”行为,除了一些分舵有断眉石老幺、女屠户陆七娘等败类(有趣的是,这些败类都没有安排在总舵之内),十二连环坞尽管收罗了一些昔日魔头,今日却已经俨然是一所感化院。比起东方不败、任我行、上官金虹、无花和尚而言,武维扬倒有更多的“正面”成分,到最后正邪对决之时,鹰爪王见识了武维扬的武功才能、帮规家法,不禁为之“心折不已”(57回)。古龙《欢乐英雄》里郭大路所困惑的钱的问题,魔教靠暴力掠夺,凤尾帮则靠专营垄断。风尾帮的垄断盐政,和朝廷争利,从“原侠”角度讲,这就是《韩非子》里的“以武犯禁”、《史记》里的“以武断于乡曲”,是真正的“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的原初意义上的“侠”,相当于《水浒传》里的水泊梁山。至此,《鹰爪王》里的“魔”开始发生“侠”的偏转,“侠”与“魔”都已成了模糊混淆的概念,意义的消解,成为人物的无奈感、作家的困惑感、情节由于内在矛盾而产生的内在紧张感。
郑证因的地域和时代加剧了这种紧张感。他世居的天津,“混星子”辈出,构成了“北派”武侠小说昌盛的文学生态动因,在这块土地上,出现了白羽、还珠楼主、朱贞木、戴愚庵、徐春羽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家。天津江湖帮派社会两面性的直接现实以及由此导致的价值判断的模糊和多元,使其作为一种生态背景,促成了从晚清侠义公案小说向着民国江湖武侠小说的转向(实际上,后来一直仍有以曲艺形式存在的侠义公案故事,惟独在武侠小说中发生了根本的题材表现和价值判断的转向),促成了作家的“另类思考”,所以叶洪生说郑氏“武侠不犯禁”,虽然龚鹏程反诘说“这跟清代侠义小说又有什么区别”,但我认为,龚氏只看到了外在形态上的相似。如果要理解郑证因小说的内在肌理,必须进一步放到40年代初的历时氛围来考察。这就是白羽在30年代后期心灵的无奈外化为“侠”的反讽描写,郑氏对“魔”的多元表现实际上是白羽道路在另一角度上的继续。我曾指出,在30、40年代的殖民语境中,北派武侠小说通过表现强者的人生在现实面前不过是一场无奈悲剧的心灵审美历程,展示了一种在民族文化反思中“逃往自由”的心灵欲望。然而,这里的“自由”净土却又是在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这构成了40年代前后北派武侠小说家心灵的焦虑。
　　现实帮会存在的深层文化与社会背景及其群体性格中随时表现出来的多面性,使作家无法解脱这种焦虑,因此他一方面极力写出帮会存在的合理性,一方面极力维护正统秩序的统一性,二者在小说中形成为一对矛盾,随着情节的发展,这种矛盾由内在的紧张感形成情节的势能蓄积,最终以人物(在武侠小说中还是帮派)自我毁灭导致激烈的爆发。毁灭的深层原因,《鹰爪王》和《白鲸》几乎不约而同地归结为人物个体的“伟大的病症”,《白鲸》立足于人类心灵理想的神秘偏执,《鹰爪王》立足于人类现实处境的欲望诉求,虽然外在表现不同,实质却殊途同归。在《白鲸》中,亚哈船长长年飘荡在海上的孤独的折磨,狂暴的大海成为他心灵的束缚与囚禁之源,而大海是广阔和抽象的,他必须寻求一个具体的对手,这就是白鲸,结局的同归于尽,其实是他的心灵以“尘归尘,土归土”的本原方式获得解放,大海的万顷波涛就是他生命意义的体现与生命光辉的升华。《鹰爪王》有更现实的价值取向,武维扬企图创建一个世外的桃源,而江湖的现实人性却使整个社会成为他心灵的牢笼,作者虽然对他“心折不已”,知识分子的“经世”伦理责任却不自然地在理性上让他站在武维扬的对立面。但即使如此,他的心灵焦虑并未得到舒缓,鹰爪王与武维扬的对峙之局,“正”并不足以构成“邪”的真正具有威慑力的制衡力量,只好以江湖之外的庙堂制度化力量来对江湖进行调整,只有以朝廷的大兵压境才足以扫灭凤尾帮的十二连环坞。但人们都深信,郑证因也许并未说服自己,于是,《鹰爪王》也就成了白羽式的只不过是较为中庸的“武侠反讽”。
　　观念的混乱与心灵的焦虑,使武侠小说价值指向在伦理与叙事之间再度摇摆,从民国初年的改良到20年代的民俗娱乐本体是第一次摇摆,30年代后期转向伦理失落基础上心灵的痛苦是第二次摇摆。接下来情况又有所变化。1930年,姚民哀为顾明道《荒江女侠》作序说;“治盗善法,莫妙于行侠尚义,则铲首诛心,无形瓦解。……不佞年来从事于秘密党会著述,随处以揭开社会暗幕为经,而亦早以提创尚武精神侠义救国为纬。”但在具体实践中,他承认只剩下了“留心探访各党秘史轶闻,摸明白里头的真正门槛,才敢拿来形之笔墨,以供同好谈资”的江湖娱乐心态,故徐文滢批评说:“这其实不是侠义,而是江湖秘闻了,作者则自己挂上一块招牌:《党会小说》。这个作家的熟习江湖行当和黑话确是惊人的,他似乎是一个青红帮好汉中的叛党者,‘吃里爬外’不断地放着本党的‘水’吧。”到40年代郑证因再写“纸上江湖”,伦理的失落使心灵痛苦被麻木化处理,转向叙事的铺陈,这是第三次摇摆。有论者将《鹰爪王》的叙事归于“为了渲染帮会的奇趣”,其实是小看了郑证因。和白羽相似,郑证因有一种潜在的反讽意识,鹰爪王这个豪气盖世的正面人物,最后也差一点让官军玉石俱焚,这实际上已经说明,在这个世界里,命运之神只是一种混乱结构里的不确定性。在这个世界里,所谓“正派”的自信,其实并不源于他真正的强大,而是源于他对自身焦虑的掩盖,这成了作品中自始至终存在着的紧张感。
　　和《白鲸》一样,情节叙事的魅力就在这种紧张感中表现出来。《白鲸》是心理的内在紧张,《鹰爪王》以通俗小说的叙事惯性首先表现了情节发展的外在紧张,而有心人照样可以从细部读出潜藏的心灵的焦虑,由紧张感形成的强大情节势能,使情节发展有如大江急湍,直泻而下,虽然不足以形成具有宽度的平面时间,却也显示了对时间作变形处理的艺术匠心,在情节统一性的核心周围,形成了厚实曲折的复杂性。从传统汉语叙事思维发展的角度看,这是通俗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革命性成果。
　　
　　三、结 论
　　
　　如果把郑证因《鹰爪王》这部超长篇和大量的短长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可以发现在民国武侠小说家中,他对情节整一性的重视尤其突出,这和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甚至白羽、王度庐都形成了明显的区别。他虽然主要以“恩仇结”和“英雄会”的经典侠义模式形成故事,是传统侠义的现代回归,而在情节组织上却与古典侠义的多线索连缀大为不同。《鹰爪王》等所表现出来的情节观念,倒与亚里斯多德对情节完整性或统一性的观念更为接近,可以认为,这是他间接从白羽那里承袭了新文艺的一些观念和手法来叙述经典侠义故事的结果。白羽极其强烈的反讽意味,使其《钱镖》系列在观念上成了武侠小说中的“另格”,郑证因则将这另格重新回归到传统经典的路上来,而他所使用的叙事手段带有不同于传统的色彩,从此开启了武侠小说关于故事与情节、动作与文化叙事的一片新天地。
　　郑证因及《鹰爪王》在40年代初曾具有突出的轰动效应,对后来的武侠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古龙认为,郑证因的“文字简洁”,古龙的小说虽然情节曲折,但情节的整一性极为明显,正是郑氏“干净利落”的法度,张艺谋自称60年代他读《鹰爪王》,开始了武林英雄梦,在2002年岁末公映的《英雄》,故事并不复杂,叙事的功力专注于情节线索的精心处置,也是“干净利落”的典例。武侠叙事情节结构的探索,还大有文章可作,而这个探索路线的起点,是在40年代的郑证因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