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贯通”即继承传统要有民族性的问题,中国新诗的创作不能割裂传统,也不可能完全割裂传统。即使在五四时期,一些重要诗人的创作虽有浓厚的西洋化色彩,但其深层仍然渗透着传统诗歌的养分,流淌着传统诗歌的血脉。这也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文化要完全割裂传统都是不可能的。与大众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表层文化较易发生“同化”现象,一定的政治基础和意识形态也迟早会随经济基础的发展而发展,但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艺术中的文化深层次结构,则有较强的相对稳定性,不会轻易地“全球化”。要说“同化”,只能是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嫁接后长出的新枝,她既有本土文化的特点,也有外来文化的特点,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就有这样的特点。
吴芳吉在古今贯通问题上有卓越见解,作品也很优秀。
首先,他充分肯定传统诗中有精华存在,新诗创作不能全盘否定和抛弃传统,既要继承,更要创新。他说:“盖吾诗虽老,固非全枯,”传统诗论中如“无邪之教,逆志之说,辞达
之诫,行远之箴,千古所共由者,不当以一时新解而违弃之。诗中艺术,如遣韵必谐,设辞必丽,起调必工,结意必远,各家所并用者,不得以一人癖嗜而破坏之。”这从传统诗论、创作方法方面指出传统不能完全割断,必须继承与发扬其中优秀的行之有效的部分,他又说:“余既生于中国,凡与余之关系,以中国为最亲也,余之经验,悉中国所赋予也,余之于诗,欲以中国文章优美之工具,传达中国文化固有之精神,即一身为之起点,应时代以与无穷。”又说:“文学之演进,以前人后人之相续也。吾人之智,前人之赐也。前人之志,吾人之事也,前人所不逮,正赖后人以补之救之也。……吾人故有崇本守先之态度。”“人之有善,若已有之,当思所以齐也。人之不善,亦若已有之,当思所以改也。……吾人故抱人我并存之态度。”“复古固为无用,欧化亦非全功。不有创新,终难继起。……一言以蔽之日:‘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此吾人对于文学态度之说明也。”可见,吴芳吉对传统持的是辩证的态度,既不全盘肯定,也不一概否定,强调继承传统精华,更强调创新发展。尤为可贵的是,吴芳吉在大量写作散行诗的同时,还创作了50多首新体格律诗。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新体格律诗的诗人。他的《小车词》发表于1919年11月《新群》一卷一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首新格律诗,比陆志韦《航海归来》(1921年1月)、《摇篮歌》(1920年秋)还早,还整齐,显得更加格律化。当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甚至希望投笔从戎,从湘军赴沪,“欲以赤手与倭寇拼之”,在友人的劝阻下才未成行,便用诗歌形式歌颂上海抗日军民,写下著名的新体叙事长诗《巴人歌》,成为吴芳吉继承与创新结合的杰作。
其次,吴芳吉推崇写真诗,抒真情,强调诗要有艺术特质,他说:“诗之最难辨者,真伪之间而已。有真伪然后有是非,有是非然后有优劣,欲明优劣是非之辨,在求真伪之本。……夫诗与非诗之辨,实关诗之本体。真伪所分,而存亡所系。一人能辨乎此,而后有一人之诗;一国能辨乎此,而后有一国之诗;一时代能辨乎此,而后有一时代之诗,不于此务,若于其他是求,皆歧路矣。”那么,何谓真诗呢?他认为诗要有兴有材、有字有句、有体有格、有气象神韵,才算真诗,才是好诗。吴芳吉论诗多主南宋人严羽之说,论中所谓“体”、“格”,指语言文字的恰当准确、高雅脱俗;所谓“气象”、“神韵”,指诗歌风格要风流儒雅,要含蓄蕴藉。在悠久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真诗多,所以传统诗值得学习,值得重视。他说:“吾人亦非拥护古之旧诗,乃欲拥护真诗。然古之旧诗既富有而多真,吾人自当以旧诗为法。”而五四时期不少新诗人创作的新诗,无兴无材,无字无句,无体无格,更无气象神韵,故非真诗,更非好诗。他在《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中批评胡适《威权》、周作人《山居杂诗》、刘延陵《水手》、傅斯年《深秋永定门城晚景》、郑振铎《我是少年》等均非真诗,中国传统诗歌的艺术特质,简言之,即格律美、音韵美、节奏美、精练美,这些优秀的传统,都是新诗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他认为诗要有一定的音韵格律,语言要精粹,要纯从天真发出,诗要合天理人情,等。他说:“诗之能有永久性者,亦惟音韵格律是赖。”他主张写诗为文语言要精练。在《答刘泗英》一书中说:“行文能删去一字,便删一字,省却一句,便省一句。卒至遇删无可删,省无可省,篇无冗句,句无冗字,其文虽非极品,亦有可观。”此虽言文,实也说诗之创作。在内容上他强调情景交融:“善作诗者,或即景生情,或寓情于景,或从事得理,或固理及事。”指出诗要有理,要言之有物,要有深刻的内涵。这些理论,都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当时一些新诗只是啰唆的白话而无诗味的非诗化倾向,吴芳吉是五四时期较早反对白话诗非诗化倾向的理论家,从创作实践看,吴诗没有一首是不押韵的,或写景,或抒情,或论事,往往情景交融,生动形象。他创作的诗文语言都极凝练。他13岁时写的一篇成名作《读外交失败史书后》,就是一篇语言精练的政论散文。他写的传记《曹君事略》、《家娴圹志》,不只以情真意笃著称,也以语言精练,生动形象闻名。他写的诗长者达6000余言如《笼山曲》,短者20余字如七绝《清明》,均为反复推敲、字斟句酌的精炼文字。
在近现代史上,西方诗歌流派众多,对中国新诗创作影响巨大,如现代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由于中国新诗早期的非诗化倾向,以及后来革命斗争的需要,新诗的重视内容而艺术特质较为欠缺,兼之新诗诗体不成熟等其他原因,导致新诗发展问题多多,甚至发展到当今许多人不读新诗,不作新诗。传统诗词创作在当今的繁荣,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新诗面临窘境。那么,如何振兴中国新诗?我们还是寄希望于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创新,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允许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理论与作品的存在和发展,在发展中优胜劣汰。吴芳吉是主张作家应有创作个性的。他在《提倡诗的自然文学》一文中说:“我希望中国数万万人,有数万万起不同之文学。使其无情不达,无理不顺,则文学之进化将不可量,中国文学所以进化迟钝之故,正由个人无个人之文学,而只有千篇一律之偶像文学。”他所说的“个人之文学”,主要指创作自由,创作的个性化。而“偶像文学”指创作为政治所宥,缺乏个性特点的文学。文学要繁荣,新诗要繁荣,必须要有宽松的政治环境、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百花争放的积极性。而中西融合、古今贯通的吴芳吉的白屋体新诗,无论理论主张还是新体诗作,无疑都是中国现代新诗百花园中一朵极具生命力的奇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