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江湖与历史的关系?江湖是武侠小说建构的一个世界,它与历史之间是存在冲突的,这个世界中的个人成长与社会关系放到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都不合理。它所书写的是理想,是美好未来,是我们所指称的“童话”,它昭示的是人类的一种可能。这一点,韩云波用“乌托邦性”来概括,是非常准确的。但这个江湖又不太可能在未来实现。为什么?江湖强调的是人的体能,而事实上,蒸汽机发明以来,现实中人更倾向于发展工具来弥补人本身的不足。在能够预设的人类之将来,必定是工具更加先进与人的体能进一步提升的局面。而这是有违武侠小说既定逻辑的,工具的存在要突出人的武功,如果做不到,或者工具的风头压过了武功,那就从根本上解构了已经形成的关于武侠小说的传统认识,能否改变这个传统认识?能,但现在还做不到。这也是一个经验变先验的过程。20世纪武侠小说及其经典作品共同锻造了关于自身的若干规则,后人需要遵守,也可以创新,但应该用作品说话,从这个层面上说,武侠小说需要历史。武侠小说需要的是历史细节的点缀,以烘托其历史感,从而为小说强调人的体能提供便利。但是武侠小说又并非真正地需要寄身于历史,因为前面说了,江湖中有美好未来的影子,在历史中它无法存身。这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因其矛盾,所以有趣。
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武侠小说中一些现象。武侠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历史细节,但这些历史细节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又不能同日而语。对于这个问题,应该用金庸的小说来印证,因为它是现代武侠小说中比较成熟的作品。我们经常可以发现金庸小说中有历史细节,比如郭靖守襄阳,比如韦小宝打俄罗斯,但我们也经常发现那些历史细节都是靠不住的,为何如此?江湖的自身逻辑及其存在的必要条件使然。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认同学界的一般认识:“武侠小说写历史无需辨认它的真实性,历史只是武侠情节的一张皮,只要合得上武侠情节的身,尽管挑离奇的写。”
三
历史细节的真实与否在武侠小说中无关紧要能否引申为历史真实与否在武侠小说中无关紧要?不能,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凤歌的《昆仑》在历史叙写方面所引发的争论。
《昆仑》引发的是怎样的争论?我们看到,围绕《昆仑》的一些历史细节的真伪问题,在网络上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在上文已经说明,此处不再重复。但我们发现,《昆仑》在历史方面引发讨论最多显然也最为读者所难以接受的是侠客梁萧尽然助元攻宋,尤其是《破城卷》中梁萧助元攻襄阳城一段,与金庸小说中所叙写的同一段业已路人皆知的故事在立场上是相反的。这就涉及到历史在武侠小说中除历史细节以外的另一种存在状态——历史观了,历史真实也就演变为武侠小说中的历史观能否得到读者的认同,认同了,就是真实的,否则就是虚假的,在涉及历史的武侠小说中,历史观的地位要比历史细节重要得多,“在作品中,起作用的是真理,而不是某种真实的事物”。
为什么说历史观在武侠小说中非常重要?说来也很简单,这跟武侠小说作为文学的使命与责任有关。武侠小说作为文学,就要受到“文学是入学”这一认识的限制。怎么来理解“文学是人学”?纵观古今中外的被我们奉为经典的小说,绝大多数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取向:对于人的生存状态及人的命运的思考。人生活在现实当中,人更生活在历史当中,人关于现实的种种认识莫不或明或隐地带有历史积淀的痕迹,人的一切社会意识都具有历史性,人总是希望更多地了解现在与未来,这样就不免要回顾历史,以获得经验与教训。历史观是人的世界观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人们为什么喜欢看小说,而且尤其喜欢看历史小说?在相当程度上由此驱动。武侠小说作为文学的一种,它同样也要探讨人生和命运的问题,而武侠小说既涉及历史却没有建立历史观,则是暴殄天物,并与文学的根本目的不符。事实上,如果仅仅把武侠小说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遣,不仅作者,恐怕广大读者也是不能认同的。
我们因而能够理解,那些既涉及历史、并有历史观相随的武侠小说,其在人性表现的深度和随之而来的读者接受程度的获得方面是更为讨巧一点的。相比古龙小说而言,金庸小说的经典化程度显然更甚,这跟金庸小说的历史观表述上的积极和大气必然有一定的关系。正如韩云波所说:“要获得完整、精彩的‘智性’感受,作家和研究者都同样要将个体的生命力量进现出来,只不过它不逗留于当下时间的空间层面,而是穿透千年万载去获取所谓‘永恒’。”成吉思汗,临终时与郭靖的对话,虽为小说家之言,但几乎到达“永恒”的境界了。当然,未必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才能体现作者的“智性”,岳不群式的伪君子为人所不耻,尽管他并非一个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但这个形象的塑造同样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永恒”哪里来?当然应该从历史中来。“永恒”表现为什么?其中必定含有历史观。这里的历史观是与人生观、世界观相交织的。
当然,人虽然习惯于探索无限,却总摆脱不了自身的有限。无论武侠小说还是诸如历史小说等,它们所包含的历史观经常会引起人们的热烈讨论,之所以会讨论,是因为出现了不同的认识,这就是由人的有限程度的不等所导致。而且,不仅小说如此,历史也同样如此。后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强调了历史的文学性。海登,怀特说:“历史叙事并非是它所标识的事物的意象;它与隐喻一样使人们回忆起它所标识的意象。”历史文本赋予了历史事件故事性与意义,而这些并不是历史事件本身所固有的,是历史文本背后隐藏的历史观强加的,如果所有人的历史观趋于同一,它就沉积为集体无意识,是很难被发现的,但一旦历史观出现了分歧,原本自足的历史文本往往就会出现不合理之处,这也就是历史文本为人诟病的地方。当然,历史文本的文学性并不导致历史的虚无,就好比纳粹大屠杀也不会因为个别人的否认而被抹杀,它确确实实地在那里,它时刻提醒我们去寻找与衡量安身立命的根据。就武侠小说而言,在历史面前或者在人生面前,一个有追求的作家应该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不重复自己,譬如金庸小说所体现出的从大汉族主义到后来的民族平等思想的不断演进,更不是人云亦云,譬如凤歌在民族观念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比金庸更前进了一步。
因此,尽管风歌在襄阳城这个关节点上所表现出的历史观是否有值得商榷之处不属于本文论述的范围,但本文支持风歌在历史观上的大胆进取的态度,在质疑了“从来便如此”的定规之后,不论其得出的新结论是否能够站得住脚,新的进程却因此而开启。这是文学,同样也是武侠小说对人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