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们的首选职业。结果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利益集团，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阶层。直接从事经济或技术活动的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级人员最为引人注目、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他们的出现顺应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新权力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决定了他们常常缺乏技术知识，并与具体社会实践活动相疏离。这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
　　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发生的另一个重要事件是人文知识分子场域的内部分化。其中一部分仍然秉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一部分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成为学院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则调整了自己的价 值立场和话语方式，放弃人文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和专业化的学院立场，面向市场为大众生产消费性符号，在权力和市场的同谋游戏中实现了政治和经济的“双赢”，成为所谓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和1980年代的新启蒙知识分子在话语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他们从事如艾尔文·古德曼所谓的“批判的话语文化”的创造，这种话语创造所依托的主要阵地是各种非专业化媒体的时政评论版面。19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文化问题的日益突出和媒体的进一步繁荣，对于时政评论、社会文化批评的需求量急剧上升，它们“养活”了一大批既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又有强烈的公共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和1980年代不同的是，199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虽然在话语方式上存在相似性或同构性，其价值立场却发生了急遽变化，不再是一个具有相同或相似政治立场和文化诉求的群体。分裂后的公共知识分子立场大致上可以概括为新国学立场、民族主义立场、新左派立场和自由主义立场等。
　　与此同时，1990年代初期以降出现了所谓“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现象，众多原先具有公共关怀的知，识分子纷纷退回书斋和学院。这种现象既表征了1980年代末政治风波在知识分子中造成的振荡，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市场化冲击面前的自觉选择，更与1990年代以来高校体制改革紧密相关。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专业化选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单一的原因。
　　媒介知识分子的出现得力于大众传播、消费文化和文化市场在1990年代的迅速繁荣，也得力于文化生产场域的分化。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在现代社会，文化生产场除了与政治场域、经济场域相对分离外，其内部还分化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和“批量化的文化生产场”。“有限的文化生产场”的特点是高度自治，场域游戏的参与者努力争取学者同行所组成的学术共同体的认可，他们争夺的是高度专门化的、相对独立于经济资本的文化资本、学术资本，标举“纯学术”或“为艺术而艺术”，抵制政治标准和经济标准的入侵；而“批量化的文化场域”则更多地指向直接的商业成功和大众认可等“外在”标准，它生产的是可以迅速或现成地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商品。
　　从这个理论模型看，于丹、易中天等所谓“学术明星”既不同于那些供职于大众媒体的娱乐界、新闻界从业人员，也不同于在“有限文化生产场”获得承认的学者。他们的特点是：既和其他学者一样供职于大学学术机构(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又像娱乐业从业人员一样遵从批量化文化生产场的逻辑——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他们名义上是学者、教授，却并没有被同行——学者共同体——所认可的创造性学术成果，而是通过与主流大众媒介的结盟，为大众生产快餐式的“知识”和文化产品——文化口红般的随笔散文(余秋雨)、心灵鸡汤式的人生哲理(于丹)和大话化的历史故事(易中天)。这些产品的商业性本质决定了它或许会商业化地消费和利用人文科学经典，却不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术积累。与大众文化的其他明星一样，媒介知识分子或电视知识分子是商业策略的产物。但是与一般的大众文化明星不同的是，媒介知识分子并不仅仅遵从市场逻辑和商业逻辑，他们还和权力场域存在暧昧的相互利用关系。有些媒介知识分子在赢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获得了可观的政治资本，这反映了中国式大众文化场域和权力场域之间的复杂勾连，这有别于布迪厄建构的分析模式。
　　同时，布迪厄的分析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也不适用于1990年代以来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场域。布迪厄对有限文化生产场的分析是以西方国家的学院知识生产场域为模型的，这个场域的基本特点就是高度的自治性。而当代中国的学院化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程度却仍然相当低。这突出表现在1990年代以量化考核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建设方面。
　　新时期伊始，随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新政策的出台，学术研究的自主和尊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在1980年代，学术界还没有出现官方推进的学术成果量化考核体系，没有我们在1990年代所司空见惯的表格大战、数字化考核等现象，大学教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时候一般都还能享受一份清闲和从容(虽然经济生活方面还比较清贫，以至于在1980年代后期出现了“穷不过教授”、“研究原子弹的比不过买茶叶蛋的”之类说法)。
　　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国家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同时，高校普遍启动体制改革，这种学术体制化一方面快速推进，另一方面怪象丛生。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这次学术体制化特别凸现出政府的主导作用、浓重的利益驱动以及烦琐复杂的数量化管理诸特征。可以说是政府和市场，而不是知识界，才是这次体制化进程的真正推动者。本来，在一个学术体制很不健全、政府办高教、科研机构直属行政机关领导的国家，学术体制的建立需要借助国家政府的直接推动和参与，其行为本身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1990年代中国学术体制化的速度和力度，如果离开了政府的直接介入和大量资金投入是难以想象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借助政府力量推进学术体制化应该是也只能是在中国特殊语境中采用的暂时的过渡性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这是一种采用非自治的手段达到学术自治目的的特殊途径。也就是说，政府应该以组织者的角色推进学术体制化，而学术体制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学术体制内部的运行规则则应该让知识分子和专家群体来确立。这样才能保证学术体制化真正能够做到保护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按照自己的自主原则运行。更直观地说：政府扶持学术场域的最终目的恰恰是取消这种扶持——就像父母扶持孩子走路的目的是为了最终彻底摆脱这种扶持，而不是为了借此控制孩子使之彻底丧失自立的能力。
　　遗憾的是，现在进行的学术体制化好像不是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个学术体制化进程由于掺人了过多的非学术动机，而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就高校而言，一方面，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看似“科学”、“客观”的量化学术评估、学术奖励、学术资助体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教师职称晋升制度、福利待遇制度等等)，资金投入的力度也不可谓不大；但另一方面，这套评估、奖励和资助体制又严重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自身规律，它体现的是高校领导通过学术大跃进、学术GDP来创造所谓“政绩”、跻身所谓“强校”、“名校”行列的思路。结果是，尽管各个高校都制定了非常复杂烦琐的量化考核体系，论文和项目的数量上去了，学位点增加了，教师——特别是那些能够及时适应这个学术体制的教师——的待遇也的确是上去了，但是学术的质量不但没有上升，却反而出现下降趋势。学术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浮躁风。
　　问题恰恰在于，这样的学术“大跃进”运动完全违背了学术的自身原则，它只有体制化之名而无体制化之实，最多只能说是被权力和金钱严重扭曲的伪体制化：把量化的标准推进到了非常荒唐的程度，并完全根据刊物的行政 级别来判定所谓学术论文质量；制定了非常繁复的表格，让学者们(特别是那些正在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一天到晚忙于表格大战；学术评估和科研考核的周期过短(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一考核)，使得研究人员无法潜心进行需要长时间积累的重大学术课题的研究，等等。更加荒唐的是：越是适应这个所谓学术体制的人就越是名利双收，成为“填表教授”　(整天忙于填表)、“跑点教授”　(整天忙于跑硕士博士学位点)、“项目教授”(一个人同时做几个甚至几十个项目，有人戏称为同时烧几壶水。结果一壶也烧不开)、“行走教授”　(整天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讲学”)。追求学术GDP还导致抄袭成风。其滋生的速度比媒体上曝光的速度还快(抄袭成风本身就与片面追求学术GDP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这些弊端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反复撰文批评，但效果却并不明显。现在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被数字霸权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时间从事人文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沉思默想——我喜欢称之为“发呆”——的时间。我这里说的“发呆”并不是非生产性的白白浪费时间，而是一个真正的人文学者在孕育重大的创造性思想时必不可少的“冥思”状态，是最富于生产性的时刻。此时学者绝对不能为一些急功近利的杂念(比如一篇核心刊物的文章可以记几分、拿到多少奖金等等)所缠绕，而应该面对一些真正永恒的问题。我们难以想象：如果海德格尔没有那个远离尘嚣的小木屋，如果康德整天想着发表文章以便完成考核，他们还能够成为一代哲学伟人!大家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个最直观的印象是：1990年代以后，学者开始追求论文发表的数量，他们的收入提高了，但是也不像1980年代那么清闲从容了。因为他们没有了为一篇论文、一个观点而长期积累、慢慢推敲、精打细磨的时间和心态。
　　就与文学关系特别紧密的人文研究领域而言，目前的学术体制化还存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实用性技术科学的霸权。现在各个高校的科研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不但追求量化，而且片面强调实用性(能否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否能够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等等，片面强调应用性、强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是人文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和自然科学的根本区别。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非数字化甚至反数字化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深刻的人生哲理是通过数字公式表达的。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学术体制存在的弊端。克服上述弊端，出路在于建立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真正科学的学术体制是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体制。也就是说，我们的学术体制建设的目的和途径都应该是为了让学术摆脱非学术因素——不管它把自己装扮得多么“科学”、“客观”，多么具有可操作性——的干预，让学术更好地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