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真正书写城市经验的作品十分罕见,有专家认为唯一的一部就是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当然,40年代以前,像张爱玲等人还是有一些城市体验的作品｡但50､60年代可以说是农村题材和战争题材的天下,因为作家缺少这方面的经验,“都市里的乡村”普遍存在,用乡村的视角书写城市,是几代作家——且不说从城市重返乡村体验生活的柳青等老一辈作家——就是到了写出《手机》的刘震云那里,仍然是乡村情怀揽城市风云,最终的精神归宿还在乡村｡城市在他们的精神体系中仍然像雷达网中飘浮不定的UFO,难以清晰,难以把握｡“走向城市”的道路似乎比现实生活中农民工走向城市还要艰难｡
曾经受读者广泛好评的陕西已故作家路遥的长篇小说《人生》,在拍摄成同名故事影片后,其情节颇具典型性｡以乡村青年高加林试图走向城市而最终失败的结局,垫出一条乡村——城市——乡村的回归路线图,并以巧珍的形象表现了城市诱惑下一种永远的失落｡几年之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创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外来妹》,几乎与《人生》一样指导了农村青年走向城市的人生历程｡耐人寻味的是,在特区挣足了钱的打工妹当重新回到故乡去寻找爱情的归宿时,却发现她已经无法离开城市了,深一层看,这位返回乡村结婚的打工妹并非留恋城市的繁华和钱财,而是选择了属于城市文化的人生观,于是新的人生选择路线图又出现了:乡村→城市→乡村→城市｡
这是不是在中国大地上一种观念的进步呢?也许,不甘于做一辈子乡下人的高加林,在今天,也会像《外来妹》中的打工妹那样,再次走向城市吧!
可惜,上述的观念进步在当代文学创作的进程中始终未能成为主流,尽管我们也出现了武汉的方方､池莉,上海的王安忆､程乃珊,北京的陈染､邱华栋,广州的张欣､张梅等一批城市题材的小说家,但真正属于现代城市文化的中国城市文化仍然在艰难的成长之中,更勿论中国大陆城市文学较世界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法国要晚了几个世纪｡
然而,这种艰难到了80后作家手中,似乎一下子被化解成月亮边上的缕缕轻云,原有的文化冲突､观念碰撞忽然消失｡因为80后生人没有前辈的乡村记忆和观念参照,他们是改革开放春风里播的种子,逐步发育成熟的现代城市文化空间是他们呼吸的唯一天地,全球化时代迅猛发展的历史浪潮,构筑了代沟,形成了某种记忆“断裂”｡在春树的《北京娃娃》､ 《长达半天的欢乐》中,缠绕中国几代作家的乡村记忆荡然无存,浏览80后作家长长的名单,除李傻傻之外,几乎全部成长在都市: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周嘉宁､苏德､张佳伟､胡坚､小饭､蒋峰……
80后生人显然拥有对现代城市完全进入的天然优势,因此,能否将对现代城市生活的个人经验转换为一种更具典型性､普遍性和深刻性的文学体验,既成为80后作家的机会,也成为他们是否能取得更大创作成就必须跨越的标 杆之一｡
标杆三:网络空间的精神的超越
在80后作家的创作生命中,网络远远地超出了传播工具和平台的意义,业已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他们的青春与成长,正是在网络的空间里得到滋润和孕育｡“80后”作为一个“亚文化群落”,网络是群落的栖息地;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和阅读群体,网络同样是他们的“社会沙龙”,一言以蔽之,网络是80后的生命空间,或者再说极端一点,没有网络就没有80后｡
确立了这一前提,我们就可以稍稍回过头来看看网络空间的文化特征｡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无论你多么谨慎地指出网络文化的高科技性､高时效性､开放性､交互性以及虚拟性等多个方面的特征,其实都很难对其进行一个简单而肯定的价值判断｡我们虽然可能在一种宽容从容的心态下,卸去对网络文化进行道德伦理评价的心理负担,但网络对人类方式,包括人类精神活动之一——文学的深层影响,仍然使我们有一种判断认识前的彷徨和犹豫｡网络无疑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对传统的冲击､变革乃至颠覆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它对传统的消解､解构也是颇具杀伤力的｡
因此,作为期望取得更大创作成就并加入文坛主流的80后作家们,显然需要谨慎地对待网络对文学的正负双面的影响,在自由共享的网络精神大肆张扬的同时,延续几千年的文学精神是不是也在被消解和解构｡比如:
——文学中的游戏心态,导致核心价值的消解与玩世不恭的游戏人生,从而放弃文学对于苦难､怜悯､爱心､善良､坚强､坚守､坚持等人生状态的关注;
——文学中的自恋心态,导致以个人为中心的自我膨胀,博客等小圈子的可能形成的自我封闭,使得社会视野随之狭窄;
——万花筒式令人眼花缭乱的状态,导致文学体式的变幻不定,即时快捷的发挥替代处心积虑的精致刻划,图像型､马赛克式,非连续性的艺术思维,替代通过文学的再想象,重构现实人生图景,作家内心独白式的艺术追求;
——宣泄式､口语化的语言表达消解了作为语言艺术细致入微､曲折委婉的无穷魅力;
——互动式､零碎化的文学创作进行式,造成文学作品艺术“整体性”的解构,“碎片化”趋势进一步明显,口语简洁灵动效果所付出的结构松散､抒情泛滥的负面效应,似乎失大于得｡
上述这些由80后文学所表现的网络特征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对文学传统致命一击的还是对于文学本质意义的漠视与放弃,说白一点,80后文学作为青春化写作,在获得同代人认可和市场回报的同时,也有可能使自己“堕落”为一种消费性的类型写作,在媒体炒作与市场销售额的“双重谋杀”下,80后的文学生命有可能终结于此,这,才是致命所在｡
文学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一向如日月大地一般地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假若从人类的文明史中剔除文学,人类的文明史即刻变成残缺不全,人类的精神也因此成为残疾｡我不是在此夸大文学的作用,事实恰恰相反｡2005年9月出席第8届中国小说学会年会时,我曾与甘肃作家雪漠有一次辩论,我和这位曾经研习多年藏传佛教的作家有一观点正好相反,雪漠认为文学的力量很大,好比司马迁的《史记》胜过汉武帝的武功｡我则以为文学是无力的､软弱的,文学不是改变世界的刀和剑,她是人类社会崇山峻岭中的一股清泉,一阵清风,一朵洁净的白云,成为人们一个向往的东西,一个召唤心灵原则和信仰的东西,一个对世俗功利进行某种精神超越的东西｡表达这个意思的动机在于试图说服我的作家评论家同行:文学应该缩小自己的范围,回归一种平凡的角色,千万不要把文学说得太高尚太重大,甚至有一种拯救世界的悲壮感觉｡同时,文学应当找到自己独特的方式,这种方式包括表现方式,包括对人类影响的方式等等｡
表明上述态度并不等于降低我们对于作家精神品位的期望值,可以肯定地说,缺少精神,缺少信仰,缺少崇高心灵的作家肯定写不出好作品,即使一时红火,一时大卖,但一定走不远,红不久｡道理很简单,这类作家的作品最终会因“含金量”低,无法长时间地吸引读者,无法经受历史的淘洗｡况且,一个作家在当今媒体和消费社会中过于红火,并非好事｡因为真正的大作品时常产生于孤独与寂寞的创作状态,好的小说一定是作家“孤独一心”的产物｡
十年来,无论我对文学作用和地位的看法发生了几次变化,但依旧认定好作家大作家通常都需要具有一点“准宗教情怀”,之所以使用“一点”和“准”两个概念,也在表明一种谨慎和节制的态度,同时也表示对于80后作家的一种善意的提醒,终结并非危言耸听,精神的标杆也非虚妄不实｡历史如天地日月,自有其运行之规,正如我们坚信文学虽历经沧桑岁月,却自有恒久不变的东西存在一样｡
这,也许就是我们与80后作家沟通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