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后发展国家,作为弱势文化,我们面临起自西方国家、波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我国学界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对此极为关注并产生强烈反弹。2003年克林顿总统在耶鲁大学讲演时提出:
　　21世纪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家庭,从单纯的相互依赖转化到一体化,转化成一个能够分担责任、分享好处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大家庭。①
　　这实际上是明确主张,要从经济全球化走向文化全球化,按照克林顿总统的设想,理所当然是以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主导的全球化,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政治经济霸权主义色彩,容易引起后发展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反感。但是就文化领域而言,例如作为更高地悬浮在意识形态高空的文学艺术领域,与国家主权和经济财产仅仅归属于民族国家不同,思想文化艺术不仅属于民族国家,更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因此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仅仅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全球化主张斥为霸权主义,就未免有些简单化。
　　一个不容争辩的基本事实是,以电子传媒和信息化时代为标志的全球文化浪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资源和思维空间,通过通讯卫星我们及时了解全球正在发生的事件,通过因特网我们快捷和廉价地获取大量信息和宝贵知识。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异域电影、音乐等媒体和出国旅游等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通过这些交流途径,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大量传播,也以不可抵挡的势头涌入中国境内。同样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尽管是以极不对等的方式展开,但是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文化也借助同样的交流媒体逐渐走向世界,这种国际文化融合的潮流不可低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雄心勃勃地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先锋,为了积极应对这种趋势,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要组织一支年轻的比较文学精锐队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比较文学要真正参与乃至改造世界比较文学。②
　　随着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中国学者参与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在欧美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高校留学和执教的中国及华人学者日益增多,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都能见到他们活跃的身影,不断阐述中国和华人学者的观点和看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在近年来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中表现十分明显,每三年一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于2004年在中国香港特区举行就是一个显著案例。笔者参加了2006年9月在美国佐治亚大学举办的美国南方比较文学学会第32届年会,大会特设“中国视野”(Chinese Perspective)专场,这在欧洲中心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欧美比较文学界,过去是不多见的。尽管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汉语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要工作语言的这种可能还不大,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一支引人注目的重要学术力量。
　　一些西方学者对文化全球化表示赞成和乐观态度值得我们关注。国内熟悉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就是如此。他在以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和张艺谋等人的影片为例,分析了全球文化运作机制以后,明确断言:“文化潮流在向全球文化方向发展”,③这是与国内一些张扬本土主义的学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张扬的民族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沦为一种谋求获得国际大奖的商业元素,一种以异国情调为标志的边缘性空间,其目的不过是寻求商机而已,④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只不过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范畴,在中国既往的文学史中并不彰显,甚至并不存在,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也将注定会消失。他以英美学者的直率风格明确表述了他的观点:“十九世纪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文化视为普遍性,而不是国家性的”,⑤他根据自己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思想与艺术世界的理解形成这样的看法:
　　在古代的文选和文集中,韩国、日本、越南作家的作品往往被放到最后,与女作者、道士、僧人的作品放在一起,这种安排来自儒家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与现代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有所不同。
　　……
　　他们(中国古人——引者注)感到,一个韩国或日本或越南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博学的犹太人,都可能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农民或商人与他们更好地传统文学。⑥
　　宇文所安指出:
　　如果和古代文学批评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区别是曾经被视为普遍的文学体裁现在变成了“中国文学”。⑦
　　宇文所安以一个全球主义者的身份,认为近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学的国有化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需要,明确断言,“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文学与文化遗产在新的国立教育系统里被机构化、体制化,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之一。”⑧他以中国古代“诗圣”杜甫为例作了如下乐观的论述:
　　在他变成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之前,杜甫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已。也许,再过一百年,他又会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⑨
　　之所以作了较长篇幅的征引,是因为宇文所安所持观念,与国内学界90年代以来高扬文学的民族性特征、欲抗衡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汹涌潮流大异其趣。这些观点可能会使国内一些怀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无法赞同,甚至感到不安。但是宇文所安以杜甫为个案所做的结论,又使我们感到泛泛而论的辩驳可能会流于苍白无力。也许宇文所安是对的,也许是他才真正理解以盛唐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视四海为一家的宽广胸怀。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所集聚起来的屈辱感,使我国现代知识界对于这种感觉,已经是从久违到陌生乃至抵触了。
　　二
　　
　　全球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因为传统的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已经被突破了。航空运输迅速通达世界各地,电话和因特网的普及使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变得便宜和快捷,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出现了地球村,英语成为国际主流语言,一些民族国家语言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国内文学研究界甚至出现了“谁来保卫汉语”以抗击英语的呼声,{1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大大加剧,因特网在提供信息和注重便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的有效控制。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家文化与跨国文化机构发生重叠,美国学术机构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美国高校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学术机构。在美国做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出席学术会议、翻译和获奖,使各个国家和美国学术界出现一种奇特的关系,也就是,这是国际的,而不仅仅是国家的”,{11}“作为一个文化界人物,某种程度的国际名声可以保证来自美国大学的讲学邀请函,而来自哪一所大学又成了特权和荣耀的等级差别。反之,在国际(往往这个国际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获得承认,又可以在本国赢得美誉。巴黎和香港也起到了一些类似的作用”。{12}
　　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起到的这些主导作用,对于非西方国家知识界造成强烈的冲击,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非学术的负面影响。一些非西方国家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可能会忽视其中的沟通和交流作用,而片面地夸大对非西方本土文化的冲击力量,感到本土文化因此岌岌可危,将来自国际学术交流、因特网等信息渠道的异域信息,视为对本土文化的巨大破坏力量,这在后发展国家尤其如此。
　　我们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这很难说是幸运还是不幸。在闭关锁国、思想僵化的年代里,我们颇以思想文化领域的先进性为自豪。打开国门以后,我们逐渐接触到了以西方为主潮的域外文学研究及其理论成就,五光十色的新观点、新理论扑面而来,和我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僵化和陈旧思路形成强烈反差,追赶西方学术潮流成为我们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倾向。90年代以来,随着意识形态领域氛围的改变,另一种曾经受到压抑的民族主义倾向开始快速增长,在学术界迅速成为潮流。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开始了对中国近百年文学思想史的全面反思,得出了现代中国文论西化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获得了学界的大致认同。问题仅仅在于,怎么评价中国现代文论的西化以及这种西化究竟达到何种程度,以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存在着分歧。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完全西化,丧失了我们的民族性,结果是毫无成就可言。主要的证据是,在20世纪这样一个理论批评的世纪,中国现代文论没有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更没有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西化就是罪魁祸首,这已经形成了一个90年代以来被持续关注的学术热点——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表述。
　　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中国自身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回顾世纪,中国文论没有建立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没有能够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13}
　　持这种观点者并非个别,也并非仅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理论思潮。季羡林先生写道:“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主宰着当今世界上的文艺理论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西方文艺理论,真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了。”“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崇洋媚西的气氛”,{14}香港有学者多次斥责中国现代文论的“恶性西化”,并认为:“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艺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中华的文评家也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15}
　　这些观点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争议,其原因在于这种观点本身所包含的悖论性质,一方面,这种观点带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本土文化的自恋色彩,另一方面,又把西方人对我们的评价,取代了我们的自我评价,甚至抬高到作为评价我们的唯一尺度,这是现代中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弱国心态的表现。在闭关锁国时代的泛政治化色彩逐渐淡化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另外一些东西逐渐清晰地浮出水面,我们太在意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了,缺乏足够的自信。
　　这种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反西方中心论的同时,直截了当地走向中国中心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建设中国现代文论,当务之急是要去西方化,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话语,寻找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中国性,而这种独特的中国性,只存在于尚未西方化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只要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纯净传统,自然就消除了中国现代文论的混杂性而具有中国性。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所谓“诗性话语表述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在当下中国文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学界获得前所未有的空前重视,贬低中国现代文论而抬高中国古代文论,刻意突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所谓“异质性”,大力张扬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之处,而不是关心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今文学语境中的有效性,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走向,这不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健康发展。
　　张少康先生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并认为这才是“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16}在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考中,有这样几点认识是有代表性的:一是在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和现当代中国文论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断裂;二是中国现当代文论缺乏自己的民族特色,模仿西方;三是在本世纪世界文论格局中我国文论没有什么地位,未能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四是应当回归传统,重新接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血脉。有意思的是,强烈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具有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背景。
　　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表现,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和过分刻意地张扬自己的独特之处,其实都是源于同一种弱国心态,渴望得到心中隐含的“最高裁判”——西方学术界的认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是被迫拖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有一种沉重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已经习惯于翘首望西方。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政治大国,80年代后迅速成为经济大国,在新世纪里将要成为文化大国的欲望也日渐强烈。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累积下来的缺乏自信,需要获得别人首肯的心态,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心态还是不容易摆正,在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中,过度的自卑和过分的自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大国国民的正常心态。
　　
　　三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化或是文化一体化,相反,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随着“西方中心论”的破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各种各样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思潮勃然兴起,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全球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元文化或同质文化,更不是某种文化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17}
　　90年代以来季羡林先生多次撰文,认为东方文化这一自成格局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与西方文化并行的人类文明的两大成就之一,将在未来世纪发挥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季先生强调东方文化体系的独到性,强调不要用“洋玩意儿”而是用中国式的“土法”来解决自己的文艺理论问题。{1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19}
　　国内学界出现的这样一种学术潮流,简要地讲,就是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国内文论界的一些学者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这里存在着一系列逻辑上的问题,把民族个性等同于理论成就的创造性,把中国文论的动态发展的本土性等同于中国文论已经凝固了的古代性,把中华文化复兴等同于中华文化复古,这并不妥当,个性当然和创造性有关,但是个性并不能简单等于创造性,更不能等于成就,最富个性的东西也可能恰恰是最错误和最荒谬的东西,中国古代的女人缠足和男人蓄辫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