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80年代激情涌动狂欢节般的群体化写作，90年代的诗歌写作更多地呈现出鲜明的“个人化”倾向，“诗人们冲破了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各自按自己的美学观和对诗的理解去静静地写自己的诗，他们强调的是一个既与传统的文化潮流不同，又与其他诗人相异的一种个人独特的话语世界，从而进一步促使诗向自己的本体复归”。{16}不容置疑，实现诗歌的本土化，成为90年代诗歌写作的一个自觉。对此，诗评家们敏锐地发觉：深受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中无论是主题还是意象的选择，还是语言和技巧的打磨，都已深深地打上了西方的烙印，诗人的“本土化”理想要么流浪在无端盲动的路上，要么在向传统后退中趋于保守，要么简单地非此即彼地取舍。这一时期，诸多诗评家也为如何真正实现诗歌“本土化”寻找着理论依据。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一些诗评家们发现了“知识分子”写作的领军人物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张曙光、陈东东等人受西方诗歌明显的影响和对西方资源的大量汲取，因这些汲纳的惯性作用和超越的乏力，使他们在“化西”的努力中，不知不觉地被“西化”了，离他们主张的西为中用的“本土化”似乎愈来愈远，他们的写作被指责为“翻译语体”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当然，也有一些批评家在对他们的一些优秀文本的深锐透视中，敏感地发现了闪现其中的某些可贵的创新点，甚至预言其有可能拓展为新诗发展的一条通道，如王光明在剖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90年代诗歌的尴尬遭遇时，认为：“时代的语境变了，诗人对语言与现实关系的理解也与过去不大一样了，诗正在更深地进入灵魂与本体的探索，同时这种探索也更具体地落实在个体的承担者身上。”{17}这样，就抛却了非此即彼的简单而泛化的批评，而是更加重视深入到具体的文本当中，平和地探讨与对话。
与诗歌写作中的“本土化”实践的尴尬处境不同，中国90年代的“本土化”诗学建构的探索却是广泛而深入，提出了许多富有真知灼见的企望确立起超越传统和西方的真正意义的“本土化”诗学理论， 无论是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人的怀着对人本主义的热情而确立的社会学批评，还是程光炜、陈超、唐晓渡等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批评理论浸润的长于形式批评和技法批评的“纯诗批评”，无论是学院派的学术倾向浓郁的范式批评，还是身陷影响焦虑中的诗人们太多意气杂糅的粗放式批评，虽然他们要真正赢得共识依然十分艰难，依然有着遥迢的道路需要跋涉，但也正是在这样多流并举、困顿纷扰杂陈之中，蕴蓄着“本土化”诗学理论无限生长的希望。近年来，徐敬亚、张曙光、西川等诗人批评家在细细审视自己和同仁的创作实践中，提出了不少虽然琐碎但却颇有启发性的见解；而陈旭光、罗振亚、李怡等一大批青年诗评家在借鉴和整合中西批评资源与路径的扎实努力中，已使新诗批评的“本土化”出现了许多可喜的亮色，如罗振亚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等，都对“本土化”诗学理论做了很多开拓性的探索。
整体考量和细微探究中的命名与阐释
90年代诗歌批评，有一个特别显著的现象——命名，对群体、流派、写作特质、写作形式等，不仅基于身份确立、价值判断或学理探究的命名大量地涌现在各种批评文本和诗歌选本当中，而且诗人们受写作策略、影响焦虑等影响也纷纷地自我命名和相互命名，以强烈的功利目的迎合诗歌批评，使90年代的诗歌写作与批评呈示出某种既游离又暗合的暧昧关系。
应该说，有些命名是必要的，也十分妥帖，例如关于诗歌的语言，程光炜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命名——“诗的营地是语言”。“营地”将诗歌的语言看作生命的形式，将生命现象落实到逻辑形式上，建立起语言与生命深度的同构，拓展了批评话语的活动空间，他以此语言中心的批评理论，对众多诗人作品的精彩解读，真正实现了批评与创作的对话与自足，充分体现出独特命名的深邃旨归与特殊价值。
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借助简单的甚至显得十分粗糙的归类或感性地圈定式的命名，企望使本来纷繁杂芜、形态万千的诗歌写作整体，具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具有可以整体把握的可能，这表明了批评者对诗歌写作的整体考量的思维习惯与表明立场的急切，这些命名无疑也增强了批评的现场感，强化了诗歌批评与诗歌写作同步意识与具体操作的可能，像“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写作”、“红色写作”、“民间立场”、“黑夜意识”等充满争议与张力的命名，尽管存在着许多先天的不准确、不妥切、不合适，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矛盾重重甚至完全龃龉的阐释与解读，但这种“集中一点不及其余”的率性十足的诗歌批评方式，倒是与个性凸显、性情张扬的诗歌写作达成了一种浑然的默契，不失为一种带着鲜明时代特色的批评策略。
另外，v年代的许多诗歌文本都呈现出“多声部写作”的特点，文本自身在一种自我设计与自我辩驳中形成多重衍义性的生成性话语场，积极的阐释与文本意义的共生，引起了批评家的广泛关注，恢复与文本对话的能力，成为批评的一个焦点和难点。因为本文的差异和批评的差异，必然地导致了某些整体批评的失效，统一的命名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于是，诗歌批评中的命名和对命名的不断阐释，滋生了大量的以偏概全、顾此失彼、歧义互现的愈说愈不清楚的矛盾，自然形成了众声喧哗、欲罢不能的批评场景，比如对诗歌叙事性的阐释，诗歌借助叙事实现情感的内敛或外露，本是抒情的一种常用方式，是相对于直接抒情的一种亚抒情，即使像有人宣称的“零度抒情”也仍是一种抒情，只是抒情的方式、浓度和强度有所差异而已，诗歌抒情的本质是注定的。还有一些先锋诗人提出的著名的“反抒情”口号，并非真的要反对抒情，而是主张走另一种不同的抒情道路，就像“反文化”并不是反对文化、不要文化，而是找寻和建构与众所熟知的文化迥异的“另类文化”。
应该说，基于更透彻的文本分析的更加凸显学术个性的各类诗歌现象命名，已成为90年代新诗批评的一个可喜景观，成为一种更稳健、有效的批评方式，像国内影响甚重的专业诗歌理论刊物《诗探索》每一期都辟出大量的篇幅，以“新诗文本细读”、“诗人研究”、“介绍一位诗人”、“诗人谈诗”等专栏，对诗歌文本细读予以大力支持。很多诗评家也通过对具体的诗歌文本的微观解读，使抽象的诗学理论与鲜活的文本实现了有机的双向建构，特别是一大批诗人通过对自身的写作实践的总结和通过对同一时代诗人文本的细读，揭开了诗歌写作中许多缠绕不清的迷雾，厘清了许多一度被误读与偏解的问题，涌现出大量富有生气的、随笔式的批评文本，像王家新、西川、于坚、韩东、唐晓渡、姜涛等人的批评，尽管学理性不是十分严谨，但常常因其对文本的细腻而深入的观照，而诞生许多独到的慧眼卓识 。诚然，有些文本解读的范围还比较狭窄，解读的随意性很大，对诗人和本文的考察有的还只是停留于浅层，甚至未能真正地进入文本；但其自觉的对话意识和所做的扎实的“沟通”努力，不仅体现了批评者与批评对象的平等，而且使理论的建构因奠基于大量具体文本的近切的阐释之上而更加稳健。
但是，正像一些批评家看到的那样，诗歌批评中大量命名的失效与尴尬也是很值得关注的。比如带有太多的影响焦虑的“中间代写作”便主要是出于写作策略而进行的“硬性”命名，并没有多大的学理与实践价值。还有一些热情的命名和阐释，与写作实践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难以破解的困惑，命名的随意和空泛，命名与写作实践的游离，某种“圈子化”的话语垄断，首尾不一的断裂性描述，含混不清、自相矛盾的过度阐释，旁若无人的自说自话的自明性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使批评更加“凌空蹈虚”，引起了诗人的不满和冷落，世纪末的那场规模和声势巨大的“诗坛论争”，尽管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至今仍众说纷纭，但其中的“话语权的争夺”这一许多人共识的背后，其实也道出了批评中一些命名和阐释的尴尬和窘迫。
平静探索和纷纭论争中的建构与解构
90年代的诗歌创作相对于80年代呈现出整体性的平淡、清潜，诗人们依据自己的写作观念、审美理想和情趣，各自在探寻诗歌可能的发展方向；但在世纪末却爆发了一场引起诗坛内外广泛关注的论争，许多诗人和诗评家都卷入其中，此间和此后大量的关于这场“论争”反思的文章纷纷问世，在众声喧哗中，形成持续“高温”的诗学论战，掀起一股诗歌批评热潮，直至当下仍时时余音不断。
应该看到，在90年代创作相对沉寂的一段时间里，诗歌批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在波澜不惊地平稳地推进着，在对过往的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等新时期诗歌创作历程和实绩进行梳理和审视中，许多模糊和分歧严重的问题得以澄清，许多新的认识得以清晰。
然而，也许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相对沉寂，泛学院化的学术批评机制影响日趋严重，批评的“自足”色彩越来越浓，招致了不少诗人和读者的不满，对批评的“缺席”、“失范”、“无能”、“尴尬”等指责一直持续不断，但如果撇开偏见，仔细地打量90年代的诗歌批评，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以专业批评、学院批评、诗人批评和社会批评集结起来的庞大的批评队伍，一直在坚守着批评的阵地，只是这种批评像“失去轰动效应”的诗歌写作一样，因其所处的特定语境、特殊的身份和特别的批评方式等，没能再现80年代初朦胧诗“崛起论”时的辉煌，但效应的不显著，并不意味着批评价值的减消。平静推进的批评，虽然少了一些激情澎湃的感性色彩，但多了冷静中体察与透视的理性思辨，尤其是一些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批评，已将问题的观照、阐释、归纳与提炼上升到历史与哲学的高度，其深邃、深刻、深切的学理性的诗学理论建构，与诗歌创作形成了相依而又相对独立的批评谱系，成为富有创造性的又一写作景观。毫无疑问，这种具有鲜明的个体表征的批评创建，对于更好地评鉴90年代的诗歌写作，提供了颇有启迪价值的思索路径。比如，吴思敬认为，90年代的诗坛存在着“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两种倾向；沈奇则提出了“生命的知识化、虚妄化与知识的生命化、人格化”的诗学命题和理念；针对孙基林认为“以语言、事物、生命感觉与体验三位一体为本位的诗学，为时代带来了一系列相关的思想艺术成果”。徐敬亚则主张“诗坛应该回复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诗潮来临时的那种冲动，重新找回诗人的感觉，找回香味、臭味，民间写作的优点在于不断生发原创性，删除知识，注重感受”。{18}通过众多诗评家们仔细梳理和冷静地审视，我们可以看到：围绕 “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 展开论争中的两大焦点是语言问题和写作资源问题，而很多看似针锋相对的对立，其实不过是“伪对立”，双方夸大地强调了彼此的差异性而忽略了彼此相通相似的相容性，争论者在不懈地揭示“真相”过程中，反而使“真相”变得模糊不清和扑朔迷离。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难以决出胜负的争执之中，在相对于诗歌写作“沉潜”而呈现的批评“喧嚷”中，我们看到了90年代各类诗评家们参与新诗发展进程的热情与勤勉，看到了某些愈来愈清晰的新的诗学理论。
纵观90年代的诗歌批评，其批评的热情是空前高涨的，其学术视野是开阔的，其探索的向度和层面是众多的，其批评策略和方式是学理性与感性化共存的，所取的成果也是十分显著的；虽然批评的路途中仍不乏困惑与争议，但置身于时代生活与创作众声喧哗中沉潜的诗歌批评，在新诗理论建构中的勤勉与优异的表现却是有目共睹的，是必须要充分肯定的，其批评的成就和不足都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它们必将为21世纪中国新诗及其理论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
①段钢《诗歌神话的终结》,《诗探索》,1997年第1辑｡
② 刘翔《乌托邦､理想主义和诗歌》,《诗探索》,1997年第1辑｡
③王岳川《呼唤“人文理性”跨世纪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4辑｡
④吴思敬《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9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种走向》,《星星诗刊》，1997年9期｡
⑤周伦佑《90年代中国现代诗走向》,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⑥张清华《存在的巅峰或深渊:当代诗歌精神跃升与再度困惑》,《诗探索》,1997年,第2辑｡
⑦郜元宝《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文学评论》，1995年3期｡
⑧陈仲义《体验的亲历､本真和自明:生命诗学》,《诗探索》，1998年第1辑｡
⑨南野《道德理想情绪与诗歌本体精神一辩》,《诗探索》,1996年1辑｡
{10}陈晓明《词语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1}周伦佑《新的话语方式与现代诗的品质转换》,《文论报》,1993年7月3日｡
{12}陈超《求真意志:先锋诗的困境和可能前景》,陈超编《最新先锋诗论选》,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3}席云舒《自恋与逍遥——90年代诗坛的山林意识辨析》,《诗探索》,1998年第1辑｡
{14}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艺争鸣》,1994年2期｡
{15}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时代》,《文学评论》,1998年1期｡
{16}吴思敬《90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走向哲学的诗》,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17}王光明《个体承担的诗歌》,《东南学术》,1999年2期｡
{18}孙基林《世纪末诗学论争在继续——’99中国龙脉诗会综述》,《诗探索》,199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