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来了,满耳朵拉拉队的加油声。突然觉得有些累了，便随手拿起最近一期《小说月报》。一打开，便看到了发在头题的林那北的也就是那个北北的中篇小说《唇红齿白》。

　　如果拂去枝蔓，这篇小说的故事可以这样写：双胞胎姐姐杜凤的儿子李奋高考成绩出来了：四百七十三分，比三本线仅多一分。为了儿子能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杜凤不得不找妹妹杜凰的副市长丈夫欧丰沛帮忙。在录取的关键阶段，欧丰沛却趁杜凰出国的机会，将杜凤约到家里拉进卧室……为了儿子的前途，母性在这一刻忍受了凌辱。而结果是，她因此染上了梅毒，同胞姐妹因此反目，儿子因此骂她“脏肮”扬言退学。在失去最可宝贵的夫妻情、姐妹情和母子情后,极度绝望的杜凤走进了“打死都没想过”的离婚女人的行列，最后几乎是净身离开她生活了二十年的家。“她哭了，干瘪已久的眼泪终于重新落下，一滴滴砸在华丽的塑料袋上。”

　　读完之后，我就想起《小说月报》去年第七期转载的另两篇小说。

　　一篇是军旅作家裘山山的《花香催人老》。与杜凤近似被强奸的“出轨”相比，山山笔下的女主人公夏晓蕙更“无辜”。她与丈夫孙哲志是恋爱结婚。“虽然没有轰轰烈烈要死要活地爱”，但“她和孙哲志共同创作共同署名发表”了满满一箱子二百多封情书。若论“爱情基础”，她和孙哲志应是牢不可破的。结婚二十多年，作为妻子，她做得近乎完美，“承担了全部家务，承担了孩子的教育，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的所有家长会，都是她开的”。她精心操持，相夫教子，任劳任怨，不折不扣的贤妻良母。如果硬要给她找出一点“过错”的话，那就是“进入更年期后，她的脾气似乎没有从前好。但仅是没有从前好，也依然是好的。每次发作难受时，她都只是默默睡在床上。”因为到了更年期，她对性生活没什么兴趣了，“有时候也看出孙哲志有那个念头，她总是装作没看见”。但这也算她的错吗？孙哲志也人到中年，女儿都二十二岁了。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杜凤都是难得的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

　　尽管如此，夏晓蕙仍然遭遇了作为妻子的最不可承受的创痛：官场得意的丈夫另寻新欢，跟她离婚。而让她最不可思议的是，她最爱的女儿竟跟父亲的同龄人结婚。无论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母亲，夏晓蕙都失败了，“她浑身哆嗦着，是那种从里到外的寒冷让她的整个人止不住发抖”。“她真的没有理由再活下去了，这个世界把她逼到死角里了，一条路都没有给她留。她东闯西撞，已经尽力了，却没有找到一条走出去的路，她已经投降了，可他们还是在逼她，撕裂她，粉碎她”！

　　这就是母性的尴尬和母性的悲哀。

　　另一篇是湖北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说《万箭穿心》。与裘山山、林那北笔下的“尴尬母亲”不同，方方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看似“咎由自取”的“尴尬母亲”李宝莉。

　　虽然买了房子，李宝莉仍是一介“草根”。她和她的父母都是下岗工人，父亲工伤内退后上街修自行车，唯有丈夫马学武是个干部。如果脾气好一点，李宝莉迁入新居的日子也许会好起来。

　　但是，不幸的是，李宝莉被沉重的生活脱去了女性的温柔，成了一个高声大嗓、唾沫横飞的女人，“遇上麻烦，暴喊一通，图个发泄”，说起话来象打机关枪，完全不顾及别人尤其是丈夫和儿子的感受。她的这种男性化了的粗放性格，先是促成了在家庭生活中长期被压抑的精神极度空虚的丈夫的出轨，继而又促成了丈夫的自杀，从而，李宝莉也将她自己置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丈夫死后，虽然她一年四季拼死拼活地养家糊口，虽然把公婆侍候得好好的，虽然她含辛茹苦地把儿子送进了名牌大学，但结果是母子之间的恩断情绝，她的儿子和她的公婆结成统一战线，想方设法将她扫地出门。在小说的未尾，方方不动声色地呈现了这样一幅场景：

　　李宝莉用她讨生活十几年的扁担为自己挑了一次货。扁担的一头是装着她衣物的纸箱，另一头是一个编织袋，里面捆了一床被子。

　　读到这里，一个“尴尬母亲”的悲剧结局，让人砰然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