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雯的人生悲剧不仅可以作为社会悲剧来思考，如许多前辈所做过的，因而从中透视出了《红楼梦》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还应从性格悲剧的视角来探寻其内在的心理文化机制，进而完成人不仅是社会的人、但同时也是有独立性格人的双向认知，本质上也是一次对晴雯这个人物的立体建构，由此而深化晴雯的研究，由表及里地洞悉曹雪芹创作思维的特点。

晴雯的悲剧作为社会悲剧，表现了人作为社会的人向社会中认知文化、规范文化或皈依、或超越、或表现为有意识的抗争，或体现为潜意识里的认同等等复杂的意态，这在本文的姐妹篇《晴雯悲剧作为社会悲剧思考时的多层次文化意蕴》［1］一文已有论辩，故不再赘述；晴雯悲剧还是一个性格悲剧，体现了人物悲剧性格的多重性和人物悲剧性格成因的复杂性，平儿对其比喻式的评断是一针见血的，她称晴雯是“一块爆炭”，这块“爆炭”既使他人炙热难耐，亦使自身化为灰烬。因为晴雯先让他人曾感到难耐、以至难堪，所以她临难时，他人就可以或落井下石，如王善保家的；或推波助澜，如袭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依此视角来研究晴雯，本无意于从晴雯的人生悲剧里推导出咎由自取的结论，但若舍弃这一视角我们就将重复一个误区，这个理论误区是鲁迅先生将《红楼梦》与其他中国古代小说做了深入的比较后指出的：《红楼梦》“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2］令人遗憾的是，鲁迅之后依然有重蹈这一误区的现象发生。而在晴雯这一形象的研究上，这一问题体现得犹为突出，普遍地交口赞美晴雯，总是有意无意地遮掩着这一艺术形象的缺陷。孰不知这缺陷恰恰是晴雯其人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也正是曹雪芹真正遵奉、切实实践“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3］古训的深刻处、独到处所在，也是曹雪芹创作思维的核心特点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晴雯性格缺陷的忽略，也是对曹雪芹深刻处、独到处的忽略。

可见，曹雪芹的深刻处、独到处正集中地表现在对其笔下人物性格的多重性、复杂性的建构之中。而这种多重性和复杂性不是那种粗鄙的好与坏、优与劣的机械相加和某种观念的外在附加，而是严格依循生活的逻辑，如人物独特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不同际遇等等，写出既是层次丰满又主次分明的人物性格，展现人物纷纭而真切的心态，可谓形神兼备，而不是象曹雪芹以前那样只单纯地强调以形传神，从而视“形”为器、视“神”为道，将二者截然区别开来；假如说曹雪芹以前的以形传神也写出了人物的心态的话，应该说那是既浅且露的，只有到了曹雪芹，才既使这传达的手法多样(既以形传神，亦写神摄形)，更使这多样手法传达出的心态富于蕴含性、丰富性和层次性。

依照曹雪芹这一建构人物形象的创作思维特点，由此而具体地烛照晴雯的个性结构，是本文展开的逻辑思路；结合心理学的个性理论来辩析晴雯的心理机制，是本文所使用的逻辑方法。所谓人的个性结构，依据心理学的理论可分为动力结构、特征结构和调节结构，这三个亚结构，构成了本文的三个视角。

  一　从性格的动力结构看晴雯心理内涵的层次性

  在动力结构这个基本范畴里，有四个基础性的概念，即需要、动机、兴趣和理想。这四个概念间有很密切的生成关系：因需要而产生动机，动机又激发了兴趣，兴趣的升华即为理想，它们极有层次地标识了人物由隐而显的心路发展历程，以此作为一个尺度，来把握晴雯这一形象的分析，便系统地把握了这一人物形象的文化底蕴。

社会使然的做妾需要

做妾已是人生的一大悲剧，而且这一悲剧完全是社会制度使然，这无疑是更大的悲剧，因为它具有了一种社会的普遍性——以普遍的悲剧存在于社会；并且这社会使然的悲剧会逼迫个人，使之成为个人的需要，这无疑又是更深刻的悲剧。显然，在社会使然的做妾需要这一论断里，有三个渐次愈大愈深的悲剧层次和悲剧构成。明确这一悲剧层次对深入地理解曹雪芹塑造晴雯这一艺术典型有着基础性质的意义。

晴雯是有做宝玉之妾的需要的，这在《红楼梦》中有两处连续而又明确的交待。一是六十二回袭人非常明白地以此调侃过晴雯，一是六十三回又借平儿对晴雯的揶揄加以点破。也就是说在晴雯悲剧的构成上，作者昭示了上述三层悲剧价值的存在。但问题是以这三层悲剧价值来审视已做稳了妾的平儿、尤二姐和正要做的袭人，直至争取做妾的小红，她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分明而全面地体现着社会残酷地异化着人的个性的多重悲剧涵义。这是曹雪芹以群像展示其作品社会认识价值。通过需要这一深层次心态显示其深邃的社会洞察力。但晴雯究竟是贾府丫头中最引人观注的、是曹雪芹倾注心血最多的典型人物。在她的身上，曹雪芹寄寓了迥异乎其他丫头的第四重更深广的悲剧涵义：她钟情于宝玉是伴之以平交宝玉的，绝不肯做出以下谀上的媚态，而时代却扼杀她追求人格平等基础上的婚姻，环境摧残她渴慕情趣相投基石上的恋情。社会迫使她接受了作妾的归宿，可她争取作妾的方式又不为社会所容，把晴雯推进了一个两难的悲惨处境：进则没有袭人的取宠献媚之术，退则又乏鸳鸯的斩断绝决之情，这在感情的层面激起了人们对她的真切同情；然而她那属于未来时代的，也是有价值的，追求平等基础上的恋情屡遭磨难，这磨难不仅有来自王夫人的，竟也有来自宝玉的，这又在理智的层面上，激起了人们的深思。人性复杂，社会复杂。人性的复杂构成了社会的复杂，社会的复杂又强化了人的复杂。人被社会同化而复杂。社会因人复杂而异化。社会逼迫导源于前，个人需要逐流于后。

需要使然的表现动机

在心理学的意义上，需要在本质上体现为环境对人的制约，而动机则体现为人对环境的反馈，二者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认知方向上显示着人和环境的多重复杂联系。晴雯既如上文所辩析，在环境的逼迫下有了作妾的需要，那么她也必有受制于环境后，去适应环境的表现动机。

她的表现动机具体地集中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她对宝玉的情感的珍重，一是渴求宝玉对她的情感的珍重。然而这两个层面却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前者是奴婢应尽的本份，后者则是主子可能的施舍；但宝玉和晴雯作为闪现某些时代新质的人物形象，却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于“撕扇”和“补裘”这两大重头戏里，完成了两个人物间由形同冰炭、神则水乳的行为方式对抗而思想感情相通、言语龃龉而性格相投的由形而神的逐层推进、且渐深入的人格相互认同、人性相互皈依的心路发展和心路展示过程。

如果说“撕扇”一节文字是晴雯追求平等基础上的恋情而做的一种尝试的话，那么“补裘”则是她迫使宝玉不得不对此予以某种让步、认同后的一种主动为其献身的精神体现。说得再透辟些，“补裘”只有发生在“撕扇”这一大胆的试探之后，才更有意义，才更具备了丰厚的思想内涵：如十分强烈的悲剧性铺垫，她如此真情真意地、决非“狐媚式”地眷顾宝玉的苦衷，到最终也不曾被宝玉的母亲体会到一星半点，反倒频遭摧残，“好心不得好报”这句俗谚在此用于晴雯的身上，最具动人心魄、摇人心旌的力量!如晴雯、宝玉间分明的性格撞击和撞击后产生的心灵共鸣及心性认同后产生的仿佛心仪已久的互为归属感和知音感，等等。

动机外化为情钟宝玉的兴趣。

如果说动机因其内在性而具有隐蔽的特点的话，那么兴趣则缘其外在性而且具有鲜活的可感性。如前文所述，基于社会的异化，晴雯和袭人都在意识、潜意识里将做妾视为人生的稳妥归宿，这便自然形成了二人都情钟宝玉的兴趣。但袭人的情钟宝玉是以克己、乃至屈己为根本特点；而晴雯则不仅克己，而且克人，有时不但不屈己，反而以此屈人。如七十三回中宝玉手忙脚乱地挑灯夜读、临阵磨枪以图蒙混贾政的考问，小丫头们陪着熬夜，一个个困得前仰后合，晴雯便又是怒骂、又是恐吓地说道：“什么小蹄子们!一个个黑家白日挺尸还不够，偶然一次睡迟了些，就装出这个腔调来了。再这么着，我拿针扎你们两下子。”偏巧有个小丫头“坐着打盹，一头撞到壁上，从梦中惊醒”，“只当是晴雯打了他一下子，遂哭着央求说：‘好姐姐，我再也不敢了!’”自己要强，以至近乎逞强，原本只是为了宝玉，因而无暇顾及他人之苦乐，但逼迫他人和她一样要强、进而逞强，于己尚可称是自强，于人则是寡情，刚愎近乎专横，无情臻于冷酷。日后其人生悲剧的结局源于她在怡红院里孤危的地位，而这种孤危地位的形成与她这种既自强不已，但也强人所难的性格、一种悲剧性格有很密切的关系。假如说前者巩固了她与宝玉的恋情和真情，后者则无可挽救地冲走了她的同类——因同为丫头便有同样社会地位、也应有相互同情和亲情。很显然，曹雪芹就是那样地通过晴雯的社会悲剧因素的建构，显示了他对社会批判的深度和广度；也这般地通过晴雯的悲剧性格显示了他对人物性格和人物心态之间相互关系及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交互作用的深刻理解和精确把握。

  情趣升华为恋在平等的理想。

大观园内外，情钟宝玉者不乏其人，但这恋情一定要以平等为前提者，则恐怕仅此晴雯和黛玉二人而已。这是晴雯性格的光彩处所在，如果将其置于中国正统的女性内涵即为依附性的传统思想中审视，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人生价值观就更有意义。也许这才是曹雪芹为何在判词中给予晴雯以极高评价的终极原因所在。

如果将袭人与晴雯在人生目的追求中所表现出的差异做一番辨析，则不仅显示了二人迥异的性格、心态，更在性格和心态的深处积淀了深厚的文化意蕴。袭人是在脚踏实地去促成做妾的婚姻，先是委身于宝玉，继之以固宠于婆婆，再辅之以点滴做起的、事无巨细的操劳，切实地强化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对宝玉的至关重要，乃至形成了一个须臾难离的情势。自浅直的文化层次审视袭人，这是一个正统文化结晶的贤妻孝媳的典型；自深隐的文化层次审视袭人，这是一个隐忍了许多难堪的屈辱之后而向异己的社会力量异化的悲剧人物。相形之下，晴雯却是单纯而天真地以想当然衍化成了她人生归宿的理想。晴雯这一理想的前提是平交恋人，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这里至少有两个深隐的悲剧层次晴雯未曾意识到：一是只能做他人之妾的命运自己无平等可言；二是她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倾注了全部热情的努力——“撕扇”和“补裘”，不仅不如袭人来得那般扎实而稳妥，而且前者是曾因触怒宝玉而作的无奈的补偿，因而带有调侃性，后者又因不为王夫人所晓而带有徒劳性。而晴雯为自己设计的人生归宿能否如愿，并不取决于宝玉，而是宝玉的妈妈。在这一点的认识上，袭人要比晴雯准确得多、深刻得多，因而也成熟得多。相比之下，晴雯的思想幼稚、性情天真，导致了她现实的人生悲剧。但若换个视角看却又以其人格的不被社会在深层次上异化、心态的不为势利所左右而能擢清高于流俗之上，虽为时代所扼杀，但终究是时代的一线光芒所在、希望所在。

  二 从性格的特征结构看晴雯心理内容的丰富性

  如果深入而精微地思考性格的特征结构，就会发现它内含两个系统：由于它包蕴了十分丰富的心理内容，也积蕴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因素，所以它是个性的，但同时也是社会的，是现实的个性心理，但也表现某些历史的社会文化特点，此其一；在性格的特征结构这一基本范畴里包蕴着一个个抽象而又具体的概念，既称之为抽象又名之以具体，看似矛盾，实则深刻，此其二。比如豪爽这一性格概念，言其抽象，在于它毕竟是无数人都可能兼备的一种性格的概括；言其具体，则不仅指它毕竟要有一个确切的内涵，更在于它虽然可以体现于无数人的身上，却在体现的同时，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方式，如或借助于慨然允诺的果断，或通过笑掷千金的大度，或借重于勇弃前嫌的斩决，等等。但更深刻的问题是不仅有性格内涵和表现性格内涵的方式在结合形式上的复杂，更在某种性格和其相近性格结合的复杂。而晴雯性格特征的独到处、深刻处正在于后者，约略说来有下述三个方面：

机敏里间杂着几许尖刻

只就机敏与尖刻的抽象意义上讲，晴雯与黛玉于此有相似之处，这是清末红学家所说的“相映”，但相似究竟不等于相同，这又是清末红学家所说的“相映而能不相犯”，也就是说在概括意义上，其性格有相近之处，足以相映；在具体的方式上，如言语习惯、行为模式等，又有其迥异之处，绝不雷同。黛玉的机敏伴以尖刻，一定要借题发挥、旁敲侧击，决不赤裸裸地直来直去，如第八回巧借雪雁送手炉来冷嘲宝玉、热讽宝钗，敏锐得竟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尖刻得使人只能或讪笑，如宝玉；或沉默，如宝钗。所以宝钗后来那句称黛玉让人“限又不是，喜欢又不是”一语，倒是分外真切地道出了她对黛玉那尖刻却又能无懈可击的无奈。然而当雪雁未到之前，也即无机可乘时，黛玉先是“只管抿着嘴笑”，绝不冒然地出击以致授人以柄，而是静观其变，以待良机，这又与她不肯失掉大家闺秀身份的矜持、自重的心态有直接的关系。反观晴雯在第二十回敏锐地发觉宝玉对麝月的私情、宝玉正在为麝月篦头后，不是黛玉那种意味深长的含蓄的笑，而是先以“冷笑”、继之以“交杯盏儿还没吃，就上了头”的尖刻嘲讽，不肯巧待机会，不须借题发挥，只是这般地心直口快。晴雯和黛玉同是发现了自己的意中人宝玉用情不专、同是发现了自己的情敌，同是表现出了敏锐和尖刻的性格构成，然而对此体现了截然不同的心态，黛玉心境的沉稳和晴雯情绪的激动，黛玉气质的抑制与晴雯气质的兴奋都在我们的深思、深究下，呈现出对比映照的特点，异常分明地呈露出她们不同的家庭教养和社会地位，显示着贵族少女与粗使丫头间的文化素养的差异，以及由这差异带来的一系列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