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纠正了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对高启之死的长期误解，即认为死亡是造成其未成为一流诗人的原因。文章深入探讨了高启入明之后的创作变化及衰竭原因，认为他之所以没有取得理想的创作成就，是由于他已经不具备原来的创作条件与创作心境，并指出了其文学思想史的意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评价高启时说：“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浓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成一家，故备有古人之格，而反不能名启为何格。此则天实限之，非启过也。特其摹仿古调之中，自有精神意象存乎其间。”①此处既肯定了高启在明代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又指出其模拟的不足，更进一步剖析其摹仿中而又有自我精神意象存在的独特性，因而此段话历来被学者视为是高启评价的权威结论，从而屡屡被后人所征引。同样对后世造成深刻影响的，还有如下的看法，即高启之未能做到自成一家而取得更大的创作成就，其原因则在于过早地死于非命。此种看法使学者们在谈起高启时一方面惋惜其早逝，一方面痛恨朱元璋对于文学的扼杀。其实，四库馆臣的此种感叹只具备同情的情感倾向而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学术判断。高启所以没有取得理想的创作成就，是由于他已经不具备原来的创作条件与创作心境，换句话说，就是整个文学思潮已经发生转折，高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在创作上有什么新的进展与新的成就，即使他不被腰斩而依然存活在世，也照样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高启之死的价值在于它鲜明地体现了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从而成为文学思潮发生转向的一个标志。
一
关于高启的死因，学术界已经有过许多的考辨与推测，应该说都有一定的根据与道理。但本文要指出的是，高启肉体生命的存在或毁灭也许会有种种的意外与机缘，而其精神世界的苦闷与文人个性的摧折则是无可避免的。高启最得意的时期恰恰是元代末年的战乱频仍之时，当时他或在吴中之北郭与杨基、张羽、徐贲等朋友赋诗饮酒，或在松江之青丘啸傲自乐，用他诗中经常用到的话说就叫做“闲”与“懒”，其有诗曰：“移家到渚滨，沙鸟便相亲。地僻偏容懒，村荒却称贫。犬随春女，鸡唤晓耕人。愿得无愁事，闲眠老此身。”②但这种“闲懒”只是相对于功名利禄的进取而言的，而并不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慵散。与闲懒密切相联的是孤高的个性、自由的心境、雅致的情趣与饱满的诗思。像高启这样的闲淡超然之士在元代绝不是少数，而是作为一个有异于其他朝代的文人群体而出现的，尤其是在元末，出现了以顾瑛为首的玉山雅会的文人集团，出现了像杨维桢那样的怪异之人，出现了像王冕那样的隐逸高士。以高启为代表的所谓“吴中四杰”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文人出现此种特性乃是元代诸多复杂历史因素融汇的结果。元代少数民族统治的民族隔阂与尚武重吏的政治现实，使得原本在政治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儒士群体迅速地边缘化，从而造成了所谓“九儒十丐”的说法。文人中的大多数当然还没有放弃对于功名的追求与济世经国的自期，同时也不乏仕途上的成功者，但成功者的数量已大为减少，追求的过程又充满挫折与烦恼，于是许多元代文人都经历过一个求取功名——挫折失败——归于隐逸的人生历程，从而在整体处于政治边缘化的位置。此种边缘化的现实逐渐孕育出一种旁观者的心态，所谓“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③。
这种旁观者的心态在元末达到极致，比如从至正八年至十六年，在周围到处都是烽火战乱的环境中，顾瑛依然可以在其玉山草堂组织一次又一次的诗酒雅会，而数以十计的文坛名流竟然也可以心安理得地吟诗作赋，高谈阔论。诗人兼画家的王冕则更绝妙：“著作郎李孝光数荐之府吏。冕詈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备奴使哉?'”④然后就隐居山中专心致志地写诗作画去了。而且他是在预知天下将乱，“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的情况下归隐山中的，可知他对元政权是以旁观者自居而不愿担负任何的政治责任。吴中四杰则更突出，至正二十七年，当朱元璋大军围攻苏州时，高启等人竟“聚首辄啜茗树下，哦诗论文以为乐”⑤。在他们看来，腐败透顶的朝廷，庸碌无能的张士诚与气势汹汹的朱元璋，都没有必要过于亲近，都没有他们饮茶作诗更重要。在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个性伸张与精神自由，往往是与对政治的疏离相伴而来的，在此又一次得到了证实。
高启也经历了一个从壮志满怀到失望隐居的人生历程，其《赠薛相士》一诗对此总结说：“可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回头几何年，突兀将老苍。始图竟无成，艰险嗟备尝。归来省昨非，我耕妇自桑。”⑥与其前辈不同的是，身处元末动乱之中的高启并非没有机会出仕，当时的张士诚、朱元璋和元朝朝廷都急于网罗才能智勇之士以为己用，高启本人就曾明确指出：“今天下崩离，征伐四出，可谓有事之时也。其决策于帷幄之中，扬武于军旅之间，奉命于疆场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辨之士也。”⑦但高启依然坚持不出，尽管吴中四杰的其他成员在当时或主动或被动地任职于张士诚政权中，高启却依然啸歌于吴凇之青丘。究其原因，则其（摸鱼儿）“自适”一词言之甚明：“近年稍谙时事，旁人休笑头缩。赌棋几局输赢注，正似世情翻覆。思算熟。向前去不如，退后无羞辱。三般检束。莫恃微才，莫夸高论，莫趁闲追逐。虽都道，富贵人之所欲。天曾付几多福。倘来入手还须做，底用看人眉目。聊自足。见放著有田可种有书堪读。这后段行藏，从天发付，何须问龟卜”⑧。在此，他指出了两点归隐的理由，一是群雄相争，世情反复，未知最终鹿死谁手；二是替人当差，受人指使，须要看人眉目，从而失去了自我的独立性。关于后一点，他在《瞻目轩》诗中有过更直率的表白，即所谓“君子贵独立，依附非端良”⑨。可知高启所以选择隐居的生活而做诗人，除了对于诗歌的酷爱之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他能够保持自我的独立与自由，从而守住文人的人格节操。
当然，能够闲散自由地隐居、赋诗、饮酒而保持自我的独立，不仅需要具备文人的主观条件，同时还要拥有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在元代则恰好为其提供了此一机遇。文人们在被朝廷边缘化之后，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群无人管束的自由阶层。遵循宋代以来的传统，文人们主要从事讲学与作诗两大行当，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就更是如此。有元一代，书院林立，诗社迭起，与此种既轻视文人又放纵文人的政治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后来王世贞曾带着羡慕的语气追忆说：“当胜国时，法网宽，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一二名宿如廉夫辈主之，刻其尤者以为式。饶介之仕伪吴，求诸彦作《醉樵歌》，以张仲简第一，季迪次之。赠仲简黄金十两，季迪白金三斤。”⑩当时的吴越一带曾先后有两个文人集团最可瞩目，一个是以顾瑛的玉山草堂为中心的松散诗人群体，他们体现了元代文人处于政治边缘的自由闲散的生活方式；另一个是以吴中四杰为核心的文人群体，他们处于张士诚的实力范围之内。张士诚在政治上缺乏远大目光而只图自保，但对文人则较为优待，为其所用则予以优厚待遇，不为其所用亦听其自便，所以当时的文坛盟主杨维桢与年轻新秀高启都曾拒绝其征召而得以安然隐居。正是在如此环境中，高启才能享受那一份潇洒与自由，他在《青丘子歌》中自我描绘说：“蹑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舍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庚。”“朝吟忘其饥，暮吟散不平。当其苦吟时，兀兀如被酲。头发不暇栉，家事不及营。儿啼不知怜，客至不果迎。不忧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惭被宽褐，不羡垂革缨。不问龙虎苦战斗，不管乌兔忙奔倾。”“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江边茅屋风雨晴，闭门睡足诗初成。叩壶自高歌，不顾俗耳惊。”11尽管这是带有极大的夸张与想象的文学描绘，不等于现实中的作者，但考诸高启生平，还是大致能够体现其当时的人生行为与精神状态的。
但是在入明之后，文人们在元代所拥有的环境全都改变了。朱元璋总结元朝灭亡的原因，认为官吏贪污与法网松弛是主要因素，故曰：“建国之初，当先正纲纪。元氏昏乱，威福下移，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致天下骚动。”12《明史?刑法志》则曰：“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贪吏。”面对在元代社会中闲散自由惯了的文人群体，朱元璋必须解决两个问题，既要让他们出山为朝廷服务，又要在规定的体制内规规矩矩地服务。明初朝廷曾充满热情地连续下诏书征召山林隐逸之士，却同时又连连摧折儒士名流。对此钱穆先生曾总结说：“元政大弊，端在重吏而轻儒。明祖之起，其敬礼而罗致之者固多儒，且亦以儒道而罗致之。然其所以录用之者，则仍未免循元之弊。盖以旧之用吏者用儒，儒有不能吏事者，亦有不愿自屈为吏者。方其未仕，敬礼之，优渥之，皆所以崇儒也。及其既仕，束缚之，驰骤之，皆所以驭吏也。在上者心切望治，有其可谅。而在下者之不安不乐，宁求隐退以自全，亦有未可一概而议者。”13儒召之而吏用之，这是元明易代之际文化变迁与承袭相混合的典型特征，钱先生之概括基本准确。说基本准确是因为朱元璋之视儒为吏除却望治心切外，更要通过各种手段将文人纳入既定的规范秩序之中，而要守规矩，其前提即在摧折其个性与限制其野性。
高启不幸遭遇到这样的时代，从而使他无论在朝与在野都感到严重的不适应：在朝时不仅具有京城做客的孤独感，更有种种礼节制度对其闲散自由个性的限制，其他种种不便不必多言，单是早出晚归的朝参就使之苦不堪言：“官吏收鱼钥，朝趋阻向晨。忘鸣鸡睡熟，倦立马嘶频。柝静霜飞堞，钟来月堕津。可怜同候者，多是未闲人!”14在高启的眼中，他不如那些熟睡的鸡，他们可以忘记打鸣而熟睡，却不会被朝廷追究罪过，可自己立在宫门前，连马都等得不耐烦了，却还得耐着性子等下去。由己及彼，他看到周围乃是一群再做不得闲人的同僚。于是他想到了退隐，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只草野养成的大雁，根本不适宜养于宫中：“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冥飞惜未高，偶为弋者取。幸来君园中，华池得游处。虽蒙惠养恩，饱饲贷庖煮。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15做官当然有好处，比如宫廷的华贵，生活的优裕，但无论如何他就是感到再没有以前的从容自在，还是更留恋那逍遥自在的江浒生涯。然而当高启真正回到他梦寐以求的隐居之地时，他依然感受不到原有的愉快。朋友已经星散，世事已经变迁，诗酒优游的场面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有人曾考证出洪武时期北郭诗社还一度存在16，但在高启的诗中却很少再出现集中的高谈阔论、饮酒赋诗的场面，所谓“去年秋，余解官归江上，故旧凋散，朋徒殆空”17。高启的确又可以享受其懒与闲的生活了，但此时的懒散已经主要不是潇洒而是无聊了。于是，高启真正陷入了一种“居闲厌寂寞，从仕愁羁束”18的两难境地。在一个新王朝中，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还在按原有的惯性生活，于是就有了与魏观的交往。他们之间的交往不是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朋友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当初与饶介的关系一样，可以一起饮酒赋诗，可以相互帮助。果然，为了交往方便，魏观就把高启的家迁到了夏侯里第，以便朝夕亲与；高启也为魏观改造的新府第撰写上梁文，就像当初夸耀饶介一样夸耀魏观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欲与龙庭宣化运，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19不必再追索已经散佚的《上梁文》的内容，也不必再去猜测其《宫女词》是否含有讥讽深意，因为在洪武七年二月已基本完成的《大明律》有“上言大臣德政”曰：“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穷究来历明白，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若宰执大臣知情，与同罪；不知者，不坐。”20仅凭此律便可治高启之罪。魏观当然还算不上“宰执大臣”，但如果联系到朱元璋认为他在伪吴王府旧址上修建府第而有谋逆嫌疑的话，则高启自然也就犯了上言“美政才德”的罪过。不是吗?“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生贯日虹”、“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些话在朱元璋看来难道还不够刺眼吗?高启在明代初期只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默默无闻老死草野，二是接受官职甘当循吏，但前提是放弃他伸张的自由个性与文人的清高。他由于不肯放弃这些，所以他必然付出生命的代价。
二
高启的文学创作是与其人格心态密切相联的，既然他在易代之后无法保持其个性与闲逸生活，那么其创作也必然发生转向从而趋于衰竭。
论及高启的诗歌创作与理论，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他随事模拟、众体皆备的特征，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以为这对于高启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作为元末文人的代表，高启最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他专业诗人的身份认同感与追求纯粹审美境界的观念。在《青丘子歌》中，他认为自己的长处与趣味就是：“造化万物难隐情，冥茫八极游心兵，坐令无象作有声。微如破悬虱，壮若屠长鲸。清同吸沆瀣，险比排峥嵘。霭霭晴云披，轧轧冻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万怪呈。妙意俄同鬼神会，佳景每与江山争。星虹助光气，烟露滋华英，听音谐韶乐，咀味得大羹。世间无物为我娱，自出金石相轰铿”21。从创作体验的角度讲，这是真正的内行之言；从享受的角度言，这是真正的艺术美感。从其实际文学经验出发，高启在《缶鸣集序》中提出了“专意”为诗的“名家”身份认定。他认为古时没有人专门写诗，后世才逐渐出现了“一事于此而不他”的专业诗人，这些人往往“疲殚心神，搜刮物象，以求工于言语之间”，而自己正是这样的角色。他分析自己成为诗人的原因说：“余不幸少有是好，含毫伸牍，吟声咿咿不绝于口吻，或视为废事而丧志，然独念才疏而力薄，既进不能有为于
当时，退不能服勤于畎亩，与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争骛于形势之途，顾独此事，岂不少愈哉?遂为之不置。且时虽多事，而以无用得安于闲，故日与幽人逸士唱和于山颠水涯以遂其好。”其中有“少有是好”的先天气质，有权衡自身能力的主动选择，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无用得安于闲”，有宽松的环境与充裕的时间，同时还要有“幽人逸士”的同类相互唱和切磋，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才成就了他诗人的身份。这种身份也形成了他的诗歌功能观：“虽其工未敢与昔之名家相比，然自得之乐，虽善辩者未能知其有异否也。”可见在他的眼中，只要是真正的诗人，作诗都是为了自我的快适而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诗人会只顾自我个体的狭隘生活而放弃诗歌写作的丰富内容，所以他总结自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七年这十年的创作说：“凡岁月之更迁，山川之历涉，亲友睽合之期，时事变故之迹，十载之间，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22这说明高启的诗歌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蔡茂雄先生曾将高启的诗作分为“自述”、“讽刺”、“咏史”、“题画”、“咏物”、“咏怀”、“田园”、“赠答”、“纪游”等九类23，正是注意到了其诗歌内容的多样性。但无论如何，高启在元末的创作是自由的，他可以反映现实，可以讽刺苛政，也可以抒情言怀，写景咏物，没有人规定他只能写什么或不能写什么，用什么方法写或用什么风格写。最关键的还是那“可喜可悲”四字，因为这决定了他是为自我的情感抒发与心灵愉悦写作而不是为别人写作。自由的身份与自由的心灵成就了他自由的诗歌。
作于洪武三年六月的《独庵集序》历来被视为高启诗歌理论的集中体现，在此如果从纯诗学的角度看，可能会有新的理解。诗序是为北郭诗友僧道衍的诗集而作，又是刚入明朝不久，因此可以视为是其元末诗学思想的总结。序中曰：“诗之要：有曰格，曰意，曰趣而已。格以辨其体，意以达其情，趣以臻其妙也。体不辨则入于邪陋，而师古之意乖；情不达则入于浮虚，而感人之实浅；妙不臻则流于凡近，而超俗之风微。三者既得，而后典雅，冲淡，豪俊，缛，幽婉，奇险之辞变化不一，随所宜而赋焉。如万物之生，洪纤各具乎天；四序之行，荣惨各适其职。又能声不违节，言必止义，如是而诗之道备矣。”24在此，作者将这三个要素称为“诗之要”与“诗之道”，可见其重视之程度。应该说作者的此种强调是并不过分的，因为此三字的确是诗歌艺术最本质的东西。“体”是诗歌最基本的要素，每种诗体都有其表达情感的不同功能以及与此相应的体貌。无论是作诗还是读诗，如果不能把握住诗体，就不能算真正懂诗。尊体与辨体是明代诗学的一大特征，高启可算开了先河，同时也真正切入了诗歌美学的基本层面。“意”是指诗歌创作中真情实感的表达，这是诗歌更高一层的要求。仅仅懂得诗体还是远远不够的，只讲体而不重视表情达意的真挚深厚，就会形成假古董。而高启诗歌的长处之一就是“登高望远，抚时怀古，其言多激烈慷慨”25。至于“趣”的强调，则更体现了高启超然自适、脱落世俗的高雅审美情趣。所谓“臻其妙”，就是达到一种不可言说的审美愉悦境界；而要达此境界，又必须具备闲雅从容、自由洒脱的逸气，以及对诗歌艺术坚持不懈的痴迷追求，而这些也只有在元末的隐逸环境中才会真正具备。
